我可能和你的想法不完全一样，就此，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从这件事情看，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到如今仍然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社会是古代社会，没有现代化，身份社会有两大特征：一是特权；二是歧视。一部分人有特权，另一部分人受歧视，无平等可言。你可以看看身份社会表现在各个方面，农民工，借读生，是最明显的标志。现在不光是人有身份，东西也有身份，“小产权”就是身份，与“大产权”房不同；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也是一种二元分割的权利体系，二者是同地而不同权的。你可以看看，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的社会成了什么样子。我们搞了这么几十年的现代化，物质生活越来越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倒退，居然退到了以前传统的身份社会。

按说，教育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基础和杠杆，现在却变成了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一是现在我们的教育是身份社会和特权社会的一个缩影，特权和歧视公开化、合法化；二是教育改革不进则退，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把一块净土和圣地变成了一个垃圾场。大学现在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地方，你刚才说，人家给北京大学送个“北京人的大学”匾，你心里不高兴也可以，但是面子上你得说，谢谢，我不能收，你拿回去。如果你有胆量，可以挂起来，让人们评论评论。你抓人家干什么？你凭什么抓人？给北大送个匾，就扰乱社会秩序啦，这是什么逻辑？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子了。送个匾，不过是对北京大学、对现行社会一个无声的讽剌和戏谑式反抗，这有什么的。

我倒觉得你们法学家就身份社会问题写点东西，做点启蒙工作，这很有意义，研究一下身份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的身份社会是怎么演进的，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出现了在倒退。

当然，身份社会总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现在的中国教育有一套机制，有一套组织，有一套人马，这套人马就是靠特权和身份吃饭，靠着特权和身份养肥的。这完全是权力不受约束和无限膨胀的结果。你说不应该批评教育部，不应该批评各个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关键我看还在这些部门。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中学、小学，还是大学，都有一批人马在弄这个玩意，大学生毕业一是考公务员，二是出国，，为此学生、家长和整个社会都绑在这条战车上，要不然中学辅导为什么那么盛行，不少人变成了职业辅导人，靠这套机制生存。说实在的，请那么多家教，他不好好学，你请得再好再多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完全混钱，完全是我们家长自己画饼充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西北大学110周年校庆，我是校友被请回校，学生要我题词。我写了几句话：能够利用大学四年读几十本、几百本经典著作，不管你是的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你都会受益无穷。我在北京和几个大学生聊，问他们干 什么，读什么书？他们说，没有时间读书。为了考公务员，各门功课都要考90分，功课都心不完。现在各种社会活动都计分，为了拿到这些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都得参加。你看，学校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得做点事。

第二，从那位家长写给千帆写信，以及给有关部门写同样的信，证明了我正在做的一项研究写下的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和百姓，也就有什么样的学界。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大家共生在这个共同体里面，互动交流，互相影响，不可能一个特高，一个特低，一个出类拔萃，一个狗屎不如。整个社会的水平就这样，现在政府要维持一个身份社会，很多老百姓和学者也要行使他们得到的那一点点特权，看不起没有特权的人，歧视他们，排挤他们。于是身份社会愈演愈烈，特权和歧视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批评政府，批评制度，另一方面也不能光批评政府，还得检讨自己，反思自己。否则，个人无法去昧，社会也难以进步。也就是说，今天的倒退，政府在倒退，老百姓也在倒退，那些写这种信的家长，为了自己孩子所谓前途，居然要维护特权，排除了异地考生的竞争，你的孩子即使考上了，也是低水平，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能够有什么出息，能够担当什么大任。当然，整个社会导向如此，确实因为长期生活在特权社会里面和身份社会里面，这类行为已经成为习惯，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为是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其实是在有扼杀他人、损害他人的办法来取利。

从家长写的信里面我确实感到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启蒙，需要去昧，需要破除身份社会的一整套东西。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和艰巨的任务。

第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我们那里考大学，或者你那个时候考大学的情形。

张曙光：咱们可以试着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现在政府教育部门招生，而是各个大学招生，情况会怎么样？例如，北京大学在全国招生，每一个省设一个考点，今年招5000个，报了5万个，50万个，或者更多。我想有些人总是不报的，考不上何必自讨苦吃。你把题出难，人人都有考的机会，看看什么结果。

张千帆：张老师，你这个办法，我认为北京大学本意是不歧视，我干嘛要歧视呢，我从山东也能选到好学生，为什么不能全部都是山东的河南的学生呢。它在北京有很多方面有求北京市地方，包括地，水，治安，文物保护。

张曙光：这就是现在的体制问题。官员和百姓都是这种体制惯出来的。那些人就不要水，不要地啦。有求于北京市，这样弄了以后，那些考不上的还会找北京市。你先试试看，公开，有能力，你孩子有能力你考。

张千帆：现在也是给北京市名额多了。

张曙光：不要给任何一个地方名额，就是考试，就是考试。

张千帆：录取线的问题。

张曙光：你同一个命题，你就从高分往下录。

张千帆：有的高院可以自己改，我不参加你的高考，我就自己出套题。

张曙光：考上了我就能去。

张千帆：每个学校一套题，现在每个省，每个学院一套题，考的成本也是巨大。

张曙光：别想成本巨大，我们过去高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张千帆：那时候人少，现在人多少啊？

其实这个办法，我觉得考生都有权衡，不会都报北大。政府不用去管那么多，让学校自己去招生，其实一下就分流了，有些人就不考你北大了，我考不上北大，我到那去干啥，去考别的学校。

所以，实在是我们自己把问题弄成这个样子的。你想一想，其他学校人就没有人报考了，我看照样有。担子主要由学校担。

现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可能的，必须有基本的理念，我们刚才说的公平，没有特权，没有歧视。以这个基本理念来解决高考有关的问题。现在不能设计一个办法西，给下一步走向公平再设置障碍，而应该是我们走每一步，必须按照这个理念去做，不能违背这个理念。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出一个问题打一个补丁，明天来一个问题再打一个补丁，补丁越打越多，离目标也越远。高考问题也需要在基本理念指导下，设计一套规则和 办法，然后一步步去改，才有可能。

把主要责任给学校，不要都寄希望于教育行政部门，因为他们的权力太大了。

大家去看，一个改革，它的理论设计和它的实际实施完全是两回事，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是不一样的。理论设计可以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也可以一个人去苦思冥想，但是到实践里面，则是好多人互动，你有你的对策，我有我的办法，只有把你的理念贯彻在一个个具体的步骤里去做，才有可能，如果一个步骤里面没有贯彻，对不起，马上扭曲。在教育的问题上恐怕也需要这样，因为中国已经走到今天，不可能再像过去那。要有坚定明确的理念，要解决理念指引和贯彻的问题，要把设计和实施结合起来考虑和安排，要使决策者和实施者都按照这样的理念去做，去实施，才能一步一步的达到目的，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但是实施每一步都不能偏离你的宗旨，不能违背你的理念。

【作者简介】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12月6日天则所/中评网主办的「公平竞争还是维护特权」研讨会发言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