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得上是老北京了，今年已经７０多岁。追思起来，我平生干过的最大的一件蠢事，就是１９５５年我奉命参与了批判梁思成文章组，写了篇通讯《给大屋顶算一笔账》，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又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批判梁思成主张新的建筑物必须全部保持民族形式的思想。

当时最高领导的指示是要同时开展对二胡（即胡风和胡适）二梁（即梁漱溟和梁思成）的批判。北京城建组的负责人虽然知道梁思成是我爱人的堂兄，但还是调我去批判梁思成的写作小组。写作小组由刚任城建部部长的万里任组长，阵容相当强大，连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日报》总编、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都脱产，集中住在颐和园。

当时梁思成的爱妻刚刚逝世，她就是著名的女才子林徽因，她父亲曾任清朝驻英大使，她从小在英国长大，十七八岁已经写诗、写小说。当时浪漫诗人徐志摩正追求林徽因，梁思成也拜倒在林徽因的石榴裙下。一次梁思成为我岳父做６０大寿，约了林徽因赴宴，林徽因迟迟未到，梁思成骑一辆摩托车寻找，哪知刚刚从南长街北口出来，就撞在了红墙上，受了重伤。林徽因经常到医院看望他，逐渐加深了感情，后来终成眷属。随后俩人又一同去美国留学。期间靠梁思成在大学毕业时得的一笔可观的奖金，双双去欧洲，仔细观看了西方１８世纪著名建筑，吸取其文化营养。回国后，每逢寒暑假，他们又去寻找古代寺庙及古老的名宅，爬上梁去，仔细地丈量尺寸和比例，再与清末一位木匠大师记录下来的《营造法式》这本工具书相对照，由此明白了中国建筑为什么在外形上和构造上能在世界独树一帜，经久不衰。

梁思成夫妇严格讲并不是建筑师，他们只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准确地说他们是中国建筑（包括城市规划和园林）史造诣甚深的研究者，其中有不少意见今天看来还是有用的。

平心而论，每当我站在景山顶前后观望南从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直贯北京城的中轴线，不禁为这样一条各国都市都没有的中轴线感到自豪。由梁思成心爱的大徒弟张溥设计的友谊宾馆的主楼，是严格按照《营造法式》设计建造的，用白色的汉白玉建成的台阶加红木雕漆，加上用绿色琉璃瓦筑成的大屋顶，使人感到它是那么稳重，各部分的比例和颜色是那么协调。

批判小组组长名义上是万里，实际是彭真。北平一解放，彭真就请梁思成担任首都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兼任主任，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也是委员。他们对首都的总体规划曾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但出于热爱古代文物也提出一些当时认为不切实际的意见。他们认为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包括天安门广场当中和北海公园前的三座门都应保留。１９５１年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曾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方便，每年都发生几百起交通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只等代表会议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这项决定就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其后几年虽然新开辟了复兴门和建国门（实际是有“门”之名，而无“门”之实），但相继把西直门、宣武门、和平门、崇文门、西便门全拆掉了，东便门只留下一座角亭。“文革”中，为了建环城地铁，国家拿不出巨款，就拆迁城楼西侧的破平房，安置那里的居民，不得已就把全部城墙挖掉来建地铁。

改革开放，国内游客看到西安把古代城墙全保留下来，并建成环城花园，于是对北京把城墙全部挖掉，甚感不满，议论纷纷，北京城墙存废至今仍是学术界经常争论的问题，但终不见有谁出面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恐怕这将是一桩永不得平反的冤假错案了！这也是我一生中干的一件无法弥补的蠢事。

每看到由我那篇《给大屋顶算一笔账》文章引起的坐落在三里河的四部一会那组建筑群，原设计的八个大屋顶被削掉三个；坐落北海边的军委四座大楼原设计的四个大屋顶被削掉两个，破坏了整个建筑群的造型，我心中就有说不出的悔

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