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天劳作在城市的农民工和他们的下一代，无法、无力融入中国的城市，被排斥且在环境和希望上日益凋敝破落的农村又不能让他们重返，中国城市的风险系数就会增加。
2011年夏天的英格兰大城市骚乱受到中国人的关注，各种评论文章，纷至沓来，就事件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
事实上，早于英国，法国在2005年就爆发了来势凶猛的城市骚乱，暴徒在巴黎郊区杀人放火。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明断：先进国家“向那些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法国和英国的城市骚乱只是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所以，其他新兴国家的城市中可能也将出现类似情况，人们需要有精神准备。
这些文章几乎均指出了一些结构型的、慢性的英国问题：英国国内的贫富分化，穷人绝望；移民第二代没有融入当地社会，教育程度差；社会道德沦丧，骚乱中居然有出身富家的子弟也趁火打劫。
不过，我们不能太过相信“比较”的力量，以及由此陷入因为缺少“区域”和“国别”研究而牵强附会，即缺少实证依据地联想，忽略了中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差异性。
笔者这里要说的，完全是一种科学的提问和设想，即以科学的态度思考，对英国那样的问题，中国应警惕些什么。以下笔者指出了中国的情况与英法的不同和相似。
首先，与英国不同，中国城市的问题的主因可能是没有本质上融入城市的大量新增人口。中国城市的主体人口主要不是来自前殖民地的，而是来自中国广大农村的。
英国人在海外几百年，结出了殖民者不愿看到的、也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直接后果，英国本土反而被来自前殖民地的人民逐步“占领”。据统计，目前居住在伦敦的居民，出生在英国之外的占一半还多，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都市，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反倒成为少数族群。不仅如此，笔者去过的一些英伦二三线城市，如莱斯特等，南亚人、非洲人和东亚人几乎占据了人口主体。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总人口的一半，甚至还多，已经是城市居民，留在农村的常驻居民已经不足一半（当然，情况不平衡，有的地区仍然以农村居民为主）。假设中国的城市化未来出现问题，始作俑者不会是像英国那样的非白人的青春面孔，而很可能是从农村大量新进城市的年轻移民。他们可能有一点与英国作案者类似：都没有真正变成这个国家的“城市人”。
这些年来，在社会学意义上探讨中国的农民工和他们的下一代的融入城市问题，是颇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如果每天劳作在城市的农民工和他们的下一代，无法、无力融入中国的城市，被排斥且在环境和希望上日益凋敝破落的农村又不能让他们重返，中国城市的风险系数就会增加。
此外，与英法类似，中国最终也加入了全球化行列，首先是开放自己，其次是在全球到处做生意。这样的中国转变的人口学后果，其实，缺少认真对待和研究。未来，可能驱使中国大城市陷入类似英国问题的人口集团可能正来自这些来自世界各地在中国定居下来却难以融入的人口。
我们看到，广东省和浙江省这两个中国经济上繁荣的地方，就出现了大量的非洲人。广州这个人口上超级之超级的大城市，不仅要面对国内移民问题，也要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移民问题。浙江义乌，虽然不是广州那样的大城市，而仅仅是一个县级城市，但是，义乌的外国人口也在飞速增长。据统计，义乌市区的户籍人口仅占义乌实际存在的百万多人口的不足10%。
在经济繁荣年代，相信一些城市不会出现外国“客工”和他们的子女盲目攻击当地的大骚乱，但也要谨防经济出现下滑和危机时，在中国城市存在的年轻移民中出现的不安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