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骚乱之后，论者多有细寻骚乱原因。在林林总总的观点中，不外乎归咎于经济危机导致的福利不济和失业，种族、文化或警民的冲突，或者思及社交网络的影响等，都不无道理，都能引起读者的有益反思。但有人因此质疑整个西方社会，认为这预示着西方经济、政治体制的危机，同时对比中国，得出中国现行制度远远优于西方的结论，就未免吹过头了。

西方制度确有问题。笔者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西方体制导致经济危机这种观点。普选制度使政治权力依赖财团的资金和选民的选票，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沦为资本和民众的附庸，结果是福利趋向于越来越高和对资本逐利的放任。金融投资不受监管导致危机，对选民的依赖又使改革难以推进。这是至今还未痊愈的全球次贷危机和欧债美债危机的重要根源，而这次伦敦骚乱确是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参加暴乱的青年之失业，确与经济危机有关。

但英国骚乱远未达到可以质疑整个西方制度的程度。大体说来，西方危机这种论调说到的国家政权依赖财团和选民、忽视少数群体的问题，是民粹主义和所谓“多数人暴政问题”，这些问题都已在民主制度实践甚至是设计之初就已经讨论过，并无新意。

民粹主义和“多数人暴政”问题确实是民主制度容易导致的症结。执政者会为了获得选票而忽视国家长远利益，甚至会用政策“贿赂”选民，导致民粹主义；由于选举实行一人一票制度，社会又因种族、阶层、地区、文化等差异会分成不同群体，群体内的人利益一致，而群体之间利益有时冲突。人数占优的群体掌握更多选票，但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正确，人数少的群体会被忽略，甚至利益被侵犯，导致“多数人暴政”。这是民主制度的缺陷，在其恶果酿成之前，西方人早预见过。西方民主体制同样有相应的安排来防范。

国家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不会完全听从统治阶级或某一个群体的意志，而会考虑国家整体、长远的利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统治的，而“精英”是多元的，多元的“精英治国”体制使寡头统治和民粹主义不会至于泛滥成灾。美国无良的金融巨头的确因为私利酿发了次贷危机，但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也要对华尔街高管限薪和惩罚金融机构。

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制度，让少数人可以发出声音说服大众，结成组织以获得力量。另外，公民社会的发展成熟，也是防范这些问题的有效的文化力量。在这些安排下，民粹主义和“多数人暴政”一般不会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值得一提的是，伦敦骚乱之后民众自发组织成志愿者队伍维持秩序、清扫残局、与青年沟通，这是西方社会具有自发应对危机机制的表现。这些志愿者跟中国那些在国庆、两会戴着红袖标上街巡逻的“志愿者”，是不一样的。

因此，伦敦骚乱昭示了西方的问题，但这不是严重到可以动摇西方制度的问题。多说一句，笔者认为现在西方最大的问题不在民主制度的缺陷，经济危机的最大根源也不在于制度对财团逐利的放任。西方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适应殖民和后殖民国际体制的改变。西方现代制度的建立，即便不是在殖民和后殖民主义基础上，也是与殖民同步的，必受其深远影响。西方的民主、福利的另一面，是对殖民国家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在新兴经济体崛起、改变后殖民国际格局的时代，西方国家还不对以前的民主、高福利体制做出调整，必然导致危机。

现在西方人钱不够，还反过来向相对贫穷的新兴国家借钱来维持高福利，导致欧债美债危机，这是西方问题的生动注解。

然而，这并不能说中国就可以安心指责西方了。以现在中国的情况，更没有资格说自己的制度“远远优于”西方制度。对于中国来说，问题不是民不民粹，而是“民”连基本的民主权利都没有；不是“多数人暴政”，而是少数人置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任意剥夺压榨；不是民众福利过高导致国家不堪重负难以发展，而是普通民众根本没有福利甚至是“负福利”，中国的“福利”都是只有公务员阶层才能享受到的。不说有选票可以让政党“贿赂”，连用选票选择自己支持的政党、政策，保护自己应有利益的权利都没有；不说发表言论、游行示威来反对政府政策，连受到冤屈、不公后追求公道的权利都没有。一个连民众基本的权利都不能提供的体制，怎么能说比有可能导致民粹的制度优越呢？想想英国警察打算在骚乱中用高压水枪都要通过授权，而中国连城管都肆意横行无人敢挡；英国骚乱中煽动、组织暴乱的言论仍然自由，而中国在和谐时期都见不到facebook，中国制度有这份开放和自信吗？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会知道，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在西方，连普通百姓都会把政府看成“必要的恶”，并多方设防来避免它作恶。这比中国的百姓要高呼执政党伟大光明正确，无疑压力小多了。中国可以看清西方制度的不足，最好能找出一个超越他们弊病的制度，但现在还是先解决自己的基本问题，对百姓和国家都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