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卡梅伦显然认为伦敦警方应付暴乱的能力与经验不足，因此请来了前纽约警察局局长布拉顿担任英国警察部队的顾问。这不免使到已经要面对政府节约开支裁减警察人数的警队痛上加辱。但更重要的是，首相似乎把错了脉。

英国广播公司（BBC）综合了对最近发生的街头暴乱的分析，得出十种解读：依赖社会福利、社会排斥、单亲家庭缺乏父教、政府裁减开支、警力薄弱、街头党流行文化腐蚀、消费主义、机会主义以及科技与社交网站的影响。

社会福利本来是欧洲国引以为荣的政策，但在党派政治的驱动下，逐渐变得畸形，比如，单亲妈妈孩子越多福利也越多，结果是家庭伦理没落，家庭教育缺失。长期享有社会福利，也形成一种畸形的权益观念，以为享受社会福利是应得的权益，不必工作也可以过活。

福利政策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其实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因为这是新加坡第一代政治领袖经常告诫国人必须汲取的教训之一。我们强调的是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福利开支也非常谨慎，通常是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而且着重帮助贫困家庭脱困，如特别强调教育，为这些家庭的孩子提供助学金和购买组屋的特别资助。许许多多今天的中产阶级家庭，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政策下培养孩子成材而脱贫。这和单纯地给予社会福利可谓大异其趣。

东方人向来注重家庭，而政府一路来也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性，这显然并非纯粹出于护卫传统价值观考量，而是早已发现西方社会破裂家庭和单亲家庭涌现的毛病。英国人如今才感慨于单亲家庭父亲对孩子的作用的缺失，为时已晚，因为，许许多多在这类不完整家庭中成长的孩子，都已沦落为街头党员，他们不读书，也没有一技之长，却沾染了暴力和反社会情绪，平时经常相互斗殴，一有机会便发泄作乱，打砸抢烧，这是所谓的机会主义。

大部分参与暴乱的青少年多是移民后代，他们住在贫民聚集的陋屋区，没有工作，浪荡度日。出身于其中一个贫民区，如今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当体育新闻版助编，住在清洁安全的组屋的一位英国青年，昨天就在报上撰文，详述自己过去的经历。他形容那些贫民区为病态的社区。过去，这些邻近工业城镇的社区，因为制造业还相当蓬勃，至少青少年还可以找到工作，如今，工厂都关门或搬走了，许多青少年既失学又失业，很容易就被街头党吸引。大家靠拿社会福利过活，有些人从来没工作过，不到40岁便已经做了爷爷。

自由主义的高昂代价

像这样的病态社区，青少年很容易就误入歧途，自不在话下。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关注？归根结底，这应该是个政治治理上的问题。

暴乱发生后，很多居民和店主申诉，警力不足，社区没有警察巡逻，警察迟到，或者在现场没有作为，而参与暴乱的少年则不仅目无法纪，也目无警察。但也有人指出，警方是战战兢兢，以免被指责种族歧视，因为，暴乱的导火索就是一名贩毒的黑人被警方击毙。种族歧视成了敏感课题，警察在执法时也因碍于舆论而畏首畏尾。

英国首相卡梅伦显然认为伦敦警方应付暴乱的能力与经验不足，因此请来了前纽约警察局局长布拉顿担任英国警察部队的顾问。这不免使到已经要面对政府节约开支裁减警察人数的警队痛上加辱。但更重要的是，首相似乎把错了脉。

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伦敦警察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其实也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中之一是英国人对应该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看法分歧，有的认为就是不能手软，有的则认为不能靠逮捕滋事者解决问题，应该宽容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是社会出现问题的产物，比方，消费主义的诱惑，权钱阶级的不良示范（如国会议员滥报开支，银行家贪得无厌等等）等。当然也有人怪罪政府削减开支和福利。

果真如此，那么英国的病态社会根源又何在呢？追根究底，也难免要得出治理不当的结论。换句话说，是政治出了问题。有人因此总结为自由主义的高昂代价。比如，为讨好选民而滥用社会福利，不该享有福利的人也享受福利，结果是人们只知有福利，不知有责任。政党为了争夺权力和赢得选票，一味讨好民众，做出各种许诺，结果使国家和政府不胜负荷，样样靠政府，而一些人也渐渐失却了社会责任感。

一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病往往是在经济出现窘迫的情况下显现，但其深层的原因却往往被政治的因素所遮蔽。政党为了争取选票，往往不愿意正视问题，反而是总会千方百计利用问题来绊倒对手，真正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重视和处理，在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还可以暂时掩盖，一旦财政捉襟见肘，就再也纸包不住火了。英国的社会病如此，美国的财政病又何其不然。英国执政党和美国的保守党都力主小政府，“笨蛋，问题是欠缺有执政能力的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