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恐怖主义阴影下的国家困境
震惊世界的北奥塞梯人质事件再次证明，我们已经进入了国家暴力与世界范围的恐怖主暴力全面对抗的时代。从车臣恐怖主义组织今年5月在格罗兹尼炸死车臣共和国总统，到今天劫持学校，再看看美国在伊拉克遇到的情形，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家暴力机器的有限和无奈。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几乎和伊拉克冲突相似，对抗双方先从常规战争开始，俄罗斯两度出兵，终于在1999年以10万大军的压倒性优势艰难取胜。但车臣分裂主义者变换了手段，转而用恐怖主义袭击替代常规战争，他们神出鬼没地在莫斯科、格罗兹尼的地铁、剧院、医院、体育馆频频发动袭击，伤害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大量平民，在车臣境内外频频得手。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俄罗斯竟对之束手无策。在常规战争和恐怖主义战争两个不同的战场上，双方主客形势来了个彻底的颠倒。这几乎和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如出一辙。
北奥塞梯事件死伤人数在1000左右，仅次于9.11事件中的伤亡数，况且死者中少年儿童居多。于是国外有舆论开始质疑普京的车臣政策、以及他对恐怖主义不妥协的立场。这就涉及到一连串更普遍、更棘手的问题：即在恐怖主义的不妥协作为一个不变的常量的情况下，国家的力量能否战胜前者？国家的不妥协强硬立场能否消除恐怖主义？无辜的平民能够承担多大的牺牲？国家要求人民作出牺牲的权力限度在哪儿？国家妥协后人民的利益损失与不妥协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应该怎样评估？怎样取舍？等等。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二、恐怖主义环境中国家暴力机器的零效能现象
要消除恐怖主义，首先要弄清它产生的一般规律。暂且撇开所有道义和法律的谴责，恐怖主义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这种暴力的使用在对象、范围、手段上不受任何道德、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因此特别具有残忍性。它往往发生在极弱与极强、力量特别悬殊的对抗状态中，并从极弱的一端产生，是力量悬殊的弱者反制强者唯一有效的手段。
从恐怖主义的发生过程看，它本身就是对手使用强大暴力激发出来的，它是迷信暴力解决一切的蹩脚政治统治的产物。有相当多的政治家不仅没有意识上述问题，而且继续错误地评估国家暴力同恐怖主义暴力的力量，他们总以为同国家军事机器相比，恐怖主义那点武器装备连一碟小菜都算不上，殊不知从战略战术看，恐怖主义使用的是游击战术，具有隐蔽性、突然性、飘忽不定、神龟莫测的规律，它在暗处可频频发动任何性质的袭击，政府在明处除了挨打就是包扎伤口，反制能力极弱，国家对恐怖主义态度强硬、不妥协是建立在庞大的军事机器基础上的，然而坦克‘火炮、巡航导弹、航空母舰甚至核武器在恐怖主义面前只是一堆废铁，从而造成历史上罕见的戏剧性现象——恐怖主义暴力方式将国家暴力机器的效能几乎降低为零。国家的军事机器应对恐怖主义军事机器基本是无效的，两者对抗，恐怖主义对国家占有绝对优势，这就是美国不怕同任何国家开战，却对国际恐怖主义惶惶不可终日的根本原因。
从理论上讲，恐怖主义也具有暴力对抗的一般规律，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暴力对抗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干扰，则具有趋向极端的必然趋势。由于现实种种因素的干扰，现实中的暴力都具有有限性，常规战争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有限暴力的表现形式。但是，恰恰是21世纪开始出现的恐怖主义暴力形式，一开始就具备了走向无限极端的特征。国家暴力同恐怖主义暴力的对抗，说到底是有限暴力同无限暴力的对抗，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处于下风。因此从逻辑上推测，最终是国家暴力向恐怖主义暴力妥协，而不是相反。
三、有限暴力与无限暴力的对抗及结果
我们已经发现国家主体的暴力对恐怖主义暴力不存在优势，那么，国家建立在因误判而导致优势心态基础上的政策和坚持不妥协立场，是否明智和负责呢？恐怖主义暴力本身具有不妥协性，一旦国家也坚持不妥协，那么就把这种暴力对抗推向极端，承受重大损失的是国家与社会以及人民。所以，国家不同恐怖主义作任何妥协，并非明智负责之举，事实上，在以往处理具体人质事件中，国家政府经常向恐怖分子作出了必要让步。
但这样一来，又带出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和威信问题。因为即使是必要的妥协，国家、政府、人民三者的利益已经受到损害，还要付出国家、政府的尊严和威信方面的代价，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还有鼓励恐怖主义的副作用。于是，问题变成了各种利益得失的计算、变成了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的权衡。也许有人提出要用：“以人为本”作为解决恐怖主义事件类似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也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弄得似是而非、不可置否。比如答应劫持人质者条件，救出人质体现了“以人为本”，但考虑到长远的更多人的利益而拒绝恐怖分子的要求，任凭人质被杀害，也体现了“以人为本”，是少数服从多数前提下的“以人为本”。
国家主体正是出于上述的考虑和误判自己的力量，才坚持了不妥协立场。于是我们看到了当下国家同恐怖主义僵持的格局。
有个问题不容回避，在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威信与人民生命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依据的是什么？西方某些国家往往为了政府的尊严和威信坚持不妥协，而让无辜平民命归黄泉，似乎在清理上说不过去。政府的职能是为民众的利益服务，政府的尊严和威信是为了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而民众最大的利益是生命的安全，为了政府尊严和威信而牺牲民众生命，政府的尊严和威信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荒谬性在于将政府的目的和手段彻底颠倒了。
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家暴力消灭不了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也消灭不了国家，但恐怖主义可以长期地把国家搞得焦头烂额，而国家不能长期处于焦头烂额状态，这又是恐怖主义对国家的另一个优势所在。目前大多数国家被传统的战争思维所支配，不愿面对现实，那么只有让时间来改变思维吧。换言之，在反恐战争中，大多数国家认为自己掌握着足够的优势，而恐怖主义也认为自己占有优势，那么到底谁处于真正的优势呢？那就只有通过一系列恐怖事件来证明了。
四、恐怖主义与历史报应
北奥塞梯人质事件已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它对人们心理上上的震撼程度可以说仅次于三年前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纽约世贸大厦的轰然塌陷，开创了恐怖主义大规模袭击平民的先例，而北奥塞梯劫持学校事件则开创了向社会最弱势群体——少年儿童大开杀戒的先例，它对世界平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心理的打击是巨大的。北奥塞梯事件的伤亡人数也仅次于9.11恐怖袭击。
震惊之余，人们多少感到有些无奈，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袭击，各国除了对伤亡者表示同情哀悼、对袭击着表示愤怒和谴责外，似乎无力制止这一日益恶化的趋势。尽管大多数国家对恐怖主义都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但现在有人提出两个疑问：不作任何妥协的立场能否消除恐怖主义？如何才能有效地铲除国际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虽然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但像车臣境内恐怖袭击的强烈程度确属罕见，这种不同寻常的烈度只有用仇恨和机会来解释。如果追溯历史，人们很快会发现车臣是前苏联境内一百多个民族中受压迫最深的一个。19世纪，沙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于1895年把车臣并入帝国版图。二战期间，苏联政府以车臣人同德国侵略者合作为由，把许多车臣人强行迁出家园，当时有38.7万多车臣人被驱逐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车臣在被俄罗斯征服、统治、迫害中死去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现在趁俄罗斯的衰落，以自由和独立为目标，向俄罗斯进行历史的清算自然就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必然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人正在为祖先们造的孽付着沉重的代价，不然为什么是俄罗斯人，而不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人被血洗呢？车臣恐怖主义的残忍程度为当今世界所罕见，在必须的道义谴责的同时，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种残忍是由历史上俄罗斯对车臣同样的残忍激发出来的。所以古语说：“积善之家荫及后人，积不善之家殃及子孙”，这是一种历史的报应。这足以使目前强大的国家引以为戒，切不可恃一时之强横行霸道，给子孙后代带来深重灾难。
当然，这并不等于死难者无需同情，相反，当弄清了车臣与俄罗斯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后，我们对北奥塞梯事件中的罹难者产生了加倍的同情，他们不仅是国家一味不妥协的牺牲，而且还是异族进行历史清算时的祭品。也许历史对俄罗斯是公平的，但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不过历史的残酷在于：只有通过对他们的不公平才能达到对俄罗斯的公平。在传统的战争中，间接带来的生灵涂炭一直受到正义的谴责，在恐怖主义暴力同国家暴力的对抗中，直接的生灵涂炭、包括妇女儿童生命损害似乎更应遭到正义的谴责，恐怖主义应该受到谴责，但国家在同恐怖主义对抗时就一定代表正义吗？比如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径。
五、消除恐怖主义的途径与“先发制人”的弦外之音
怎样结束恐怖主义袭击，进而结束对平民的不公平现象？其实谁都知道，但谁都不愿说，因为菲律宾等国屈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从伊拉克撤军之举，在世人面前显得灰溜溜不太光彩。也许美国等西方大国迟早要同国际恐怖主义作必要的妥协。因为道理很简单，在生活中，一个壮汉如果始终处于一直被偷袭而又找不到偷袭者，那么他最大的愿望是要结束这种糟糕的状态，当然他不会完全投降，因为他毕竟是条壮汉。如果壮汉坚决不妥协，除非他能够消灭偷袭者，不然他就永远处于担惊受怕的被偷袭状态，倒霉的是自己。
目前，北奥塞梯事件使人们开始怀疑普京总统的不妥协立场，人们的思考似乎已开始分化。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暴力同国家暴力的对抗，已经成为21世纪初世界政治的主题，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麻烦，它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力量的有限性，以及国家要求人民作出牺牲的权力范围。
如何结束日益泛滥、威胁21世纪世界安全的恐怖主义运动？恐怕“解铃还需系铃人”，其实恐怖主义的发生过程已把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暗示给我们了，既然恐怖主义是迷信暴力和绝对使用暴力的对立面和派生物，那么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和以色列，某些政治家在进行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运作时，要放弃暴力解决一切的信条！
然而令人好笑的是某些国家竟然舍本求末、缘木求鱼，口口声声要用“先发制人”来解决恐怖主义，这种认知有一个常识性错误，好像恐怖主义是“后发制人”引起的，岂不让人啼笑皆非？美国自“9.11事件”以来取“先发制人”姿态，结果引出伊拉克全境和世界各地更大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不仅表明“先发制人”已经彻底失败，而且“先发制人”与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盘点一下美国在三年世界乱局中的收获，它在传统战略方面将势力打入中亚和东欧，获得了一旦发生战争对中国和俄罗斯实施夹击的前进基地，沉重打击了欧元，严密控制住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拔除了国际政治中的眼中钉萨达姆政权，乱中取利、混水摸鱼干的不可谓不漂亮。“别斯兰事件”发生后，又有俄国准备加入“先发制人”的行列，西方大国应声附和，笔者怀疑这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是智商有问题？还是老谋深算另有所图？人们在反恐的同时，是否还需防范某些不负责任的大国，假借国际反恐形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引言：由于篇幅和公开媒体的限制，本文在《南方周末》发表时作了删改，现将原稿发出，与读者作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