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世纪中国军事现代化总体分析、评估和经验教训的总结显然是个令人望之却步难题，何况在这一框架内的各种微观、宏观的研究已遍地开花，令人目不暇接。本文的研究所采取的途径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几个重点问题进行探讨。有别于时下学者通常追求“体系的完整性”的做法。虽然，历史的反思需要采取综合的观察角度，并使用综合的评价尺度，但却不适合本专题的探讨。既然要对中国的百年军事进行总结，那么只能暂且以军事现代化作为唯一的价值评价尺度来审视一切与之有关的现象和问题，至于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其它社会涵义的揭示不是本专题的任务。所以需特别声明一点：本文对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作的结论，并非这些现象的全部意义，仅仅是军事方面的意义，而这种结论与其他角度观照下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发生冲突。比如说，从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而论，袁世凯是个开历史倒车的丑角，但以中国军事现代化论之，他是中国现代化陆军的主要开拓者。当然，政治上倒退和军事上积极进取在袁氏身上奇妙统一，这一矛盾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辗转曲折，不过，这也不在本专题讨论之内。
研究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至少有两个重要理由，一是军事现代化在中国社会摆脱古老的传统枷锁，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整体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牵引作用，如果把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看成是一排相互关联的多米诺骨牌，那么军事是首先倒下并引起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阶层等社会结构连锁反映乃至文明发生质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更进一步说，中国军事领域的变革既是我们整个传统农耕文明转型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历史起点。概而言之，军事现代化是中华文明转型的火车头。二是战争乃文明的试金石，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表明，中华文明并非汤因比和斯宾格勒所说的是一种僵死的文明，而是具有迅速回应外部挑战能力的文明，这点比照一下美洲印第安文明就十分清楚了。
一，中国“农业——军事型”的传统特征
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中国一百多年的军事现代化归纳成从传统的“农业——军事型”向“工业——军事型”的艰难转型的过程。要把这一过程解释清楚，必须先从传统的“农业——军事型”背景着手。
中华文明发育成熟的第一要素是地理环境。大约在北回归线至北纬３５度左右之间，横跨三个气候带，这片广阔的平原、丘陵和山地为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所覆盖，自然条件极其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这片农耕区域北面是蒙古草原，南面是亚热带丛林，东面濒临大海，西面连接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和环境气候上形成这一农耕区域的天然封闭状况。这一区域的人们选择了定居的农业耕作作为主要生存方式。这一农耕区域内，维护农业生活正常运作是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意识形态等等社会管理活动的终极目的。这些特点对于形成独特的中华文明以及生活于这一文明区域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具体的日常生活产生着深远持久的影响，
同样，这些被法国年鉴学派称之为“历史长时段”因素深刻影响并决定了中华文明军事领域的特征，形成独特的军事方面的传统，这些军事领域的特征和传统具体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为土地而战
农业文明中的人们以农作物为粮食，土地为生存第一要素。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还是统一时期，战争经济性根源绝大多数与土地有关。比较典型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互攻伐的主要原因是为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着想。这一时期的强国都具有主动性和进攻性。在海内既定，国家统一时期，战争的主动性、进攻性削弱，防御性战争是为常态，因为周边地理上，已无值得进一步扩张的良好耕地，而在统一版图内的辽阔农业区域的管理工作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对外战争中，除非外部世界入侵或严重的、不断的骚扰威胁，不得不为保卫土地起而应战，不然，则尽量避免对外战争，至于为炫耀武功而对外用兵，一向被视作穷兵黩武而受到谴责。无论统一时期的防御战，还是分裂时期的进攻战，土地往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中国人的战争激情。
二、防御性军事战略
中国国家起源的初始因素在于建立合理的大河流域的农业灌溉体系，目的是维持这一农耕区域日常生活。第一个统一王朝——夏就是由治水英雄大禹建立的，农耕生活——治水——国家，这一独特的历史模式也就决定国家某些功能方面的独特性，进而也就决定作为文明的、社会的、国家政治工具的军事方面某些功能的独特性。
就外部威胁而言，国家的军事战略的最高目标是保卫现有的耕地，因为耕地是生活之源，外部地理环境不适合耕作，中原地区的人们也不适应那里的气候，也就没有向北面沙漠、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带实施疆土扩张之必要。由于中国的东部属于辽阔而呈开放性的太平洋之一段，并非类似欧、亚、非大陆板块所环绕的地中海海岸线之一段，在风帆时代的日本列岛长期处于落后和封闭状况，无法形成对等而频繁的文化交流，故而长期以来，中原农耕区域即不存在依赖海上商业贸易的需要，又无来自海上的外部威胁，因而也无向海上扩张的动力。南方亚热带环境虽然亦适于农业耕作，但中原农耕区域的人们不太适应那里的气候和日常生活习惯，而且中原地大物博，区域的内部管理已经力不从心，所以也没有继续向南扩张的欲望。这些基本因素造成历史上中国军事战略长期呈现防御性特征和传统，以及对外交往时的和平主义倾向。中国的长城是中华文明军事防御性特征和传统最典型例证。
三、内战重于外战、善战却不好战
中原农耕区域长期的生活实践使人们形成一种牢固的“集体无意识”——统一的观念。简略分析一下，可能是封闭型大河流域农耕社会只有在统一的规划下，才能产生最佳的工作效率和最佳的生活秩序以及最稳定的日常生活状态。久而久之，统一的观念成了中华群体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影响并指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中原农耕区域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入侵，在古代主要是拜访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入侵，二是内部动乱。这两种危机有时单个出现，有时一并爆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原农耕社会内部管理失调呈现周期性规律，这一现象大致分为天灾人祸两方面因素，由于这两种因素出现的频率极高，所以一方面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另一方面当这种危机发展到极端时，战争成为唯一解决危机、恢复农耕生活正常秩序的有效途径。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内部危机出现的频率要远大于外部威胁而引起的危机，而且外部威胁尚有和亲、纳贡、称臣、割地赔款的化解手段可用，而内部出现危机时，这些手段大都无效。最关键的问题是内战直接影响到社会内部生活秩序的崩溃和重建，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更多地重视内战。
中国社会因内部管理的周期性失衡，以及外部入侵威胁的频繁，故时常处于战争状态中，使人们经常经受战争的洗礼，从而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大河流域大型灌溉型农业治水社会依赖四个生存原则：严密组织、高度统一、金字塔组织结构、崇尚权威、崇尚服从，这四项生存原则同时又是战争运作的原则, 而水利管理带有预防性质，故而在本土防御性战争中，生存原则与作战原则能够保持一致，从而造就了善战却并不好战的民族特征。
四、陆权主义军事传统
从世界范围来看，以海洋贸易构成经济生活重要之部分的濒海民族和国家为了保护海上交通线，重视海军军种，在军事上往往形成海权主义传统。最典型的是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历史，雅典、迦太基、罗马帝国、威尼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海军的强大与否往往决定国家盛衰。因此，海权主义可以看作西方文明在军事领域的特征和传统。
大陆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生活并不依赖海上贸易，着重于在内陆建立稳定的生产和流通体系，为保护和维持这种经济体系，自然重视陆军军种，长此以往也就形成陆权主义军事传统。中国虽然地理上东南濒临大海，但几千年来，经济上并不依赖海上贸易，主要以土地耕作为营生，所以，自古以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陆权主义军事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为主，东方儒家文明在军事领域的特征同其它内陆农业文明一样，奉行的是陆权主义。
二、西方军事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存在的问题，辨析其中的得失，必须了解西方军事现代化过程和其中的规律，提炼出军事现代化的一般模式作为参照系。这样才可能进行对比和评价。
欧洲社会包括其军事力量从１４世纪崛起的关键要素是市场原则突破了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并凌驾于二者之上。从１４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异变迹象，作为社会整合的两个关键性要素——君权和指令性结构受到真正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指令性原则为核心的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受到市场原则的真正挑战。这一变革社会的关键性要素是由四个基本条件所导致：欧洲政治上的分裂、远距离的商业贸易、１３００～１６００年形成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出现、以及敌视商业精神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对市俗政治的软弱无力四个基本条件。这四个基本条件促成市场原则成为欧洲社会的主宰。
在上述四个基本条件中，政治分裂是事情发生变化的逻辑起点。自从世界性民族大迁徙以来，日耳曼人推翻了罗马帝国后，欧洲陷于混乱中，加之欧洲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成份的驳杂，造成欧洲社会政治的长期分裂。由于政治分裂，使得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感到资源贫乏，不得不同较远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因此长距离商业交往成为欧洲社会必须进行的事务。作为农村社会潜在分裂因素的少数商人和流动小贩，为使这种必需的长距离商业活动得以进行，不得不武装自己。如果没有武装护商，长距离贸易则无法进行。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同于乡村骑士的第二支武装。这一现象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欧洲中世纪商人具有尚武精神和商业精神相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又同古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贸易传统重新衔接。因此，商人阶层渴望自由地获得武器。进而成了全欧范围内刺激武器不断改良的长期动力源。
在１３００～１６００年间，一个被麦尼尔称之为“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雏形逐渐在以封建庄园经济为主的欧洲开始形成。它源于北意大利，然后向低地国家和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北意大利几个商业中心（这几个商业中心亦被认为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发生的军事管理和社区管理的新现象，麦尼尔称之为“战争业务的开辟”。由于市民社会出现分化，以及这几个新兴商业城镇被市场原则所支配，城市民兵制衰落，代表商业精神的契约形式的雇佣兵制开始出现，并由最初的短期混乱转向长期稳定。
在欧洲社会向商业化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副作用没有发生较大的阻碍作用。这点和中国儒家意识形态相比较十分明显。基督教对商人阶层和市场精神的敌视和儒家相似，而基督教的神学对高利贷的谴责比儒家说教更为严厉，然而，基督教世界分裂为多个不同的政治结构，得不到市俗政治的有力支持，所以不能像儒家学说那样，对社会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它对商人和市场精神的实际压制远远比不上东方的儒家，尽管它比儒家学说更仇视市场精神和市场行为。而路德的宗教改革，使新教尽量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
上述条件使市场原则得以发生并进一步波及社会各个领域。当波及军事领域时，一个最重要的、注定对历史将产生深刻影响的现象发生了，即在西欧最活跃的商业经济中心，市场行为和军事行动构成了互动关系。市场与军事开始相互作用，商业原则、商业势力、商业态度开始逐渐支配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市场原则。这在以前是少见的。从１５世纪开始，欧洲激烈的军备竞争和战略战术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在本质上是１４世纪北意大利诞生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生长过程，是市场与军事互动的结果。
接着，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产生了，即市场原则首先在战争领域突破指令性原则，日列的军火工业是个典型例子。１６世纪开始，列日成为欧洲重要的军火中心，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西班牙和其它国家想占为己有，但每次占领都导致大炮生产瘫痪。每次军队撤出后又都恢复了正常生产。这一现象表明：只要工匠和资本家无需以西班牙或其他政府的法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产品，自己定价出售，统治者才能得到维持统治所必需的物品。正因为统治者这一致命的弱点，列日人才能自己定价，即使是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按价付钱，否则一无所得。除列日之外，欧洲还有数十个类似的地方。
市场原则与指令性原则在军事领域决出胜负后，一是在地理上向欧洲各地扩散，二是向社会各领域蔓延。在政治领域，财政限度成了最高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凌驾于欧洲最强大的国王的君权之上，“王权神授”的教会观念被挑战。借助人类的战争事务，银行家编织成一个信贷网络，君王们也只能在其范围内活动。
军事业务和市场系统的结合在意大利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几个最早的欧洲商业城市，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通过雇佣军头目与城市行政官的订立长期契约，一些雇佣军头目通过同化和篡权跻身于城市统治阶层，这是第一阶段。为避免雇佣军政变以危害城市安全，城市雇主和越来越小的军事单位订立契约，战时则有文职官员任命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高级指挥官。这样军官们的前途取决与有任命权的文职官员，而不是所拥有的部众。文职人员开始对武装力量拥有控制权。一种新的战争体制在１５世纪末的波河流域出现了，它是根据财政和外交的分析计算，将手段和目的联系起来的战争商业化体制，这是第二阶段。这种体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雇主而非被雇者。军事业务和市场系统结合的整个演变可以看作从自由市场到少数巨头对市场的垄断，即勒索者和抢劫者依靠无数地方性的“市场”交易来规定保护费用，发展到少数军事大头目和城市行政官制订和撕毁契约。
军事业务和市场系统结合的重要结果之一是武装力量的商业——官僚化管理。从意大利传播到低地国家、法国和西班牙。在１７世纪，这种组织战争的现代方法在德意志诸邦扎根，在瑞典、英国甚至俄罗斯也产生这种方法的变体。另一方面，市场原则控制社会的局面一旦形成，道德、法律、银行信贷、关税、技术专利权等方面都服从于市场竞争。对商业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西欧来说，军事武器成了商业的保护神，武器是商品社会里最重要的商品，而市场竞争规律又对旨在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科学技术发明，以及将这种发明转换成军事技术和武器更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每次军事技术和武器改进和发明必然导致军队装备、训练、编制、战术、战略以及军事理论的变化和更新，从而造成军事领域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发明的频率越来越高，导致军事领域的革命也越来越快。
从１４世纪起，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欧洲开始了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军事支持了政治、经济的扩张。同时，扩张着的政治和经济也支持着军事扩张。这个社会生产领域本身的各种发明和同外界交流所引进的技术，统统卷入这种性质的循环中，促成这种循环发生进一步的质变，欧洲各国政府政治、军事、外交完全沦为军事——商业社会体制的工具。１８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欧洲的战争商业化发展为战争工业化。军事生产部门一直在资本主义从自由到垄断过程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到了１９世纪，欧洲军队的武器装备，编制训练和组织管理技术都明显超越地球上的其他地区。
三，中国军事现代化在文明传统上的障碍
西方的历史表明：以市场原则为核心的社会整合的成功，是欧洲军事力量崛起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到目前为止，历史尚未提供第二种成功的途径，那么不能否认，欧洲军事发展道路是目前唯一成功的途径。以此为参照来考察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市场原则早在中国先秦时代就已出现，尤其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左右，中国的工业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变化比欧洲早数百年，这一切都是以中国社会本身的大规模商业化为基础的。当时中国朝着市场调节的方向的迅速演变，在全世界起了改变均势的作用，对于从日本海和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直至欧洲整个海域内兴起的与市场相关的活动，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是中国人首先向世界提供了以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来调日常社会生活的生存模式。今天看来，提供这样一种生存模式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中国的榜样促使人类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长达千年的探索，即依靠价格以及个人或小团体（合伙经营或商社）的私利观念来大规模地协调人们的活动，究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但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使用金钱能比其他任何办法都更有效地动员财力、物力和人力来进行战争或从事其他公共事业。必须创立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政治指导模式来调和军事势力和金钱势力之间的初期对立；到后来，在这方面手法高明的社会——西欧就成了世界的主宰。”可见虽然中国社会最早诞生了市场原则，但始终处于君权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的控制下，始终没有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结构，并凌驾于二者之上。这无疑是中华文明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主要原因，也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和军事领域落后的根本原因。
市场原则没能自发地成为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重新整合的核心原则，这一历史现象只要对照欧洲的历史就会明白。与欧洲相反，自秦汉统一以来，中国社会出于长期政治统一的状态下，统一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使管辖区域内不存在西方性质的“长距离贸易”问题，因而也无武装保护陆上、海上贸易线的问题，不存在西欧社会最早的“军事——商业复合体”萌发的土壤。相反，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严重威胁，中央政府不得不统筹社会人力、物力以应付来自北方草原的长期威胁。由于内乱的隐患，中央政府不得不对社会各个方面实时严密的控制。这样，指令性原则和指令性结构成了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传统的重农抑商是市场原则没能成为主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农业文明的社会运作的基本条件是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农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目的就是保证这种紧密联系。军事和商业在本质上是对这种紧密关系的破坏，因而必须加以控制。这似乎成了一种历史模式，２０世纪之前没有那个朝代能够摆脱这一模式。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则对这种商业控制给予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支持。儒家对争利性质的战争和商业精神的抨击是市场原则受到压抑重要因素。儒家强烈的反战和贬商意识，反映特定时代社会合理运作的需要，自秦汉以后，政治统一成为中国社会的历史共识，儒家意识借助政治权力，成为官方的意志，对社会和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虽然儒家对商业精神抨击远不如西方基督教来的猛烈，但事实上对商业的抑制作用远远超过基督教，在蔑视商业行为方面，形成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的一致，
一旦市场原则受控于指令性结构，便走上一条与西欧迥然相异的道路，商业经济在政府指令性管理的严密监视和任意摆布下艰难运作。中国商人不能随意将利润用于重新投资，政府对私人企业有优先购买权，并在必要时实行没收性税收，变私人企业为国营或干脆让其破产。这样，商业势力无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不可能成为培育科学、技术、教育、军事、外交及其它社会领域一切现代化要素的母体。
对战争事务和一切与军事有关的方面则控制更严。大一统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使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强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指令性管理结构本身。这种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里, 不可能出现类似日列那样能够制约君权的商业中心，商业也不可能同军事力量合流，形成“商业——军事复合体”社会雏形。中国封建社会极度缺乏刺激军事技术进步的动力源，只有在受到大规模入侵威胁时，中央政府才会通过指令性动员，鼓励军事技术的发明，这种鼓励同西方比较起来是单纯的，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专业化经济、金融体制、生产部门、交通运输、技术专利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一切与农业经济无关的技术均不会得到重视。军事技术始终建立在简陋、停滞不前的农业技术基础上，军事技术的进步缺乏长期的刺激源。又因恐惧内部叛乱而对不怎么高明的某些军事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一旦太平盛时来临，发展军事技术仅有的动力很快消失。
四、“单骑突进”——追求海权的主观失误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西方军事现代化有以下几个重要规律；一、军事现代化并非是个单纯军事领域的转型问题，不能脱离社会其它诸方面而单骑突进，而是由整个社会转型带动起来的，是整个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二、军事现代化的完成必须以社会诸方面现代化的完成为前提。三、军事现代化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构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四、军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军事——农业体制”→“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五、军事现代化在国家战略的理论和实践上是从陆权主义走向海权主义。
按欧洲的模式，中国军事现代化也应经历欧洲三个具有清晰时间序列的演进阶段。但是，由于传统农业文明的过分成熟、以及外部压力的巨大，使得聚变中的中国社会来不及像欧洲那样，在没有经过一个从容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成熟期的情形下，几乎是直接地向工业化急速迈进。或者说，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和工业化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过程中也就明显地省略或超越了“军事——商业体制”阶段，一开始就出现从传统的“军事——农业体制”直接向“军事——工业体制”转型的特殊现象。这显然大大加重了转型的难度。
现在看来，由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文明同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在１９世纪中叶发生激烈碰撞，中国遭到有史以来外部世界最严峻的挑战。这样，历史给中国军事现代化所规定的客观任务是在社会总体上完成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工业体制”的转型。在具体军事领域则要完成从传统陆权主义向现代海权主义过渡。据此，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认为，虽然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以２０世纪强国的标准来衡量，总体上是失败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可归结为两句话；从陆权走向海权，从海权退回陆权。
一、从陆权走向海权
从地中海文明的军事传统中，我们总结出一条规律：当海上贸易成为社会经济重要部分时，也就同时成为海军军种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海权主义的基础。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从未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长期缺乏发展海军军种的原动力，也没有产生海权思想的物质基础，虽然在军事技术层面上不乏成熟的海上作战的军事技巧。中国社会因维护农耕生活秩序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注重陆军建设，这是陆权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从经济学角度看，海军是海上贸易国家维持生存所必要的成本投入，同样，陆军则是农业国家维持生存时必要的成本投入。
中国陆权主义军事传统第一次受到西方海权挑战是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究其冲突的社会性质而言，是西方前“军事——工业体制”与中国古老的“军事——农业体制”的冲突和较量。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得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认识。虽然这一认识比起将西方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有所进步，但根本上仍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所追求的是军事技术上达到西方的水准，社会其他方面则保持不变，以此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清王朝按此思路在海军建设方面采用单骑突进方式，总算拥有了一支庞大的现代化海军。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之一是海军决定国家命运。北洋海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的诞生毕竟标志着我们在军事理念上，从传统陆权走向了现代海权。这就标志着我们至少在军事领域被卷入西方文明的潮流。
但在总体上，北洋海军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而清王朝出于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考虑和盲目的恋古情结，只是希望在尽可能不触动传统社会的前提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海军来维护国家安全。这就使得北洋海军先天地带上了无法克服的缺陷。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承担社会转型使命的阶层是酝酿了数百年而培育起来的资产阶级，这一阶层的利益已与旧的社会结构脱钩，而同新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因而具有同旧的社会体制彻底决裂的基本条件。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属于传统社会的贵族阶层，其利益与传统社会结构紧密相连，而与现代社会结构无缘。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势必打破旧的社会结构，这也是军事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就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并使政治精英阶层产生“角色冲突”。晚清的悲剧性矛盾在于：历史尚来不及造就出真正能够担负社会转型使命的精英阶层（新的精英阶层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只能将社会转型的使命交付于这一使命的天敌、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们。晚清社会变革和军事变革在政治精英们的‘角色冲突’的尴尬情形中，寻找着一条既能维持旧的社会结构，又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一厢情愿却又行不通的平衡之路，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为其进行理论张本。这样，西方以社会全方位转型为前提的军事现代化在中国蜕变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建立现代军事系统，军事现代化置社会整体转型于不顾，以“单骑突进”的错误方式进行运作成为必然的选择。然而，传统社会结构内是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现代化军事系统，由此可见，以北洋海军为标志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在起步时就已误入歧途，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首先，北洋海军建设不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依托，而“单骑突进”的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为，比如铁甲舰代替了木帆船。但从长远看，军事现代化必将失去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撑，其发展定是畸形的、极其缓慢的，最终经不起强有力的碰撞。清王朝与北洋海军是历史上真正的奇观之一，其性质是把一根生机勃勃的绿枝嫁接在即将枯萎的老树上，嫁接者的愿望是如此地荒唐，想以此来挽救老树的生命，结果是老树和绿枝一块完蛋。
其次，清王朝不仅在社会转型和军事现代化关系的处理上，陷入“单骑突进”的误区，而且在纯粹的军事领域也采取“单骑突进”的做法，弃陆军于不顾，一头扑在海军上。其思路是只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把外部威胁挡在海上，就万事大吉，至于陆军现代化并不重要，而日本从１８７１年９月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起，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同时起步，两国军事改革观念和实践的差异在２４年后终于见分晓。甲午战端开启，日本陆军连连得手，直到陆上威胁北洋海军基地的趋势已十分明显，清政府方才感觉不妙，在外国顾问汉纳根的建议下，才匆忙下了建立新式陆军的决定。但临时抱佛脚，为时晚矣。事实上，正是在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协同下，北洋海军才被全歼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现代化方面抢先一步的日本陆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日本陆军在陆上协同作战，单就海军之间对抗的话，日本海军不可能全歼整个北洋舰队和占领威海卫、旅顺基地。这样一个通过简单逻辑推理和沙盘演习就能得出的结局，却要付出海军覆没、中国丧失一百多年的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学费”才能明白，简直岂有此理！这种恶果若要究其根本，完全是清王朝既得利益集团为自己一己之利，在军事现代化问题上陷入双重“单骑突进”的误区所致。由此反映出清王朝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是多么被动和愚蠢。也许正应验西方哲人的那句格言：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刻起飞，就在日本新式陆军配合其海军即将全歼北洋海军这么一个凄凉悲惨时刻，中国陆军现代化终于起步。
再次，从生存方式和经济生活而论，北洋海军缺乏一种来自生存状态的动力源。不像西方那样，以海洋贸易经济作为生活背景，因而海军军种可视为现实生活的逻辑展开。在经济运作上，西方海军是商业、殖民运动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业利润形成良性互动。由于社会没有从农业向商业贸易型转型，北洋海军的生存背景是农耕社会，海军与社会经济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动，在经济上只能成为农业社会的沉重负担，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遂使依赖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与现代海军之间构成相互排斥、互为累赘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深层因素对中国海军建设形成长期的钳制，并非仅对晚清政府而言。
如果清王朝正确地认识到军事现代化仅仅是整个社会全方位现代化转型之一部分，并且按照这种认识去行事的话，尚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东西方文明迟至１９世纪才仓促发生全面碰撞，历史没有向中国提供几百年的“军事——商业体制”的酝酿期，清王朝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直接从传统的“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工业体制”转型，这种跳跃式的发展本身难度极大，史无前例，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风险。事实上，清王朝未必没有意识到军事现代化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症结所在，而是不愿意按正确的认识去行事，在历史上，当民族利益与统治阶层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统治集团总是想在绝对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变革，在这种主观意愿引导下，统治阶层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旧制度领导下的社会转型往往显得缓慢异常、长时间呈现为一锅“夹生饭”状态。当改革的范围、速度不能满足社会起码的要求时，旧制度作为社会转型最大障碍的事实则日益凸现，以致将之铲除成为社会的共识，这时，政治危机便随之降临，现代化转型将被迫采取灾难性的政治革命甚至军事冲突作为手段，事情演变至此，虽然符合历史之必然，但却极大地增加现代化转型的成本，国家和民族也将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近邻日本的军事现代化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开始便意识社会全方位变革是军事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１８５３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闯入江户湾后的第二年，毅然决定开国并迅速地作了“脱亚入欧”选择，而不像中国那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书呆子式的迂腐争执中作出错误选择，从而一开始就避免了“中国特色”的“单骑突进”式的军事现代化陷阱。除了政治体制形式上保留“天皇制”，进行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金融、法律等社会全方位的转型。由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一开始便意识国家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各层面的变革，不像中国当时的部分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样迂腐地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追求一厢情愿的平衡，从而使日本迅速越过政治改革的沼泽地，没有像中国这样在政治理想、制度选择上付出长期的、巨大的代价。事实表明，耗时过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的选择最终是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二、从海权退回陆权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在西太平洋、近海、邻海制海权的彻底丧失，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海权国家尝试的失败。也就注定了在同日本这个最凶恶的敌人对垒中，中国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１８９５年，中日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但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动荡，以及这种动荡带来的长期内战和日本军事入侵。透过表面纷呈复杂的社会万象，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化转型要解决的、并且实际上想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严重滞后的政治制度与现代化要求的完全不适应；二，寻找最理想的适应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前者导致了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后者导致了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并发展到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主线的长期内战。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造成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军事上几乎全部投入在陆军方面，无法重建现代化海军，更无法跟上时代的节奏，建设决定陆战和海战胜负的制空权所必需的空军。另外，建设一支类似北洋舰队规模的海军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来说，无论为对付国内对手还是外部威胁，只能放弃对海权的追求，把有限的资源投入陆军现代化建设。对外军事战略考虑上，一旦发生外部入侵，只能放弃海上交战，退守大陆。以常规战争水准看，中国这种不利的对外军事态势，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日，至今无多大改变，因此，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可以说是从争取海权转向确保陆权，从海上重新退回陆地，彻底放弃了对海权. 的追求。
作为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必须有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国家基本利益的现代化海军，应该承担起三项战略任务，首先能够协同陆军确保沿海地区不受外敌入侵，其次能够控制近海包括属于领土范围内的诸岛屿，第三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在必要时，对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特定的远海区域实施控制，并具有在全面战争期间与对手进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然而在２０世纪的重大战争中，中国海军不具备完成上述任务中任何一项的能力。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日本海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沿海地点实施战略性登陆。为彻底封锁中国，日本海军甚至可以实施海上大迂回，攻占缅甸的仰光，切断了中国从海上争取外援的最后一条通道。相比之下，中国海军既不能配合陆军阻止对手在沿海任何一个地区的登陆，更谈不上与日本进行一场海上会战以来争夺制海权。抗战初期，世界军事技术和战术已经发展到以制空权来完成雕制海权的争夺，中国的弱势海军又没有空军协同和掩护，只能退守内河协助岸防作战，接着要考虑的事情是军舰自沉江底，一来可以封锁航道，二来避免成为日本海军的战利品。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连甲午海战的水准都远没有达到。另一典型例子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第七舰队往台湾海峡一横，大陆仅竟然５０年过不去。直到２０世纪结束前夕，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海权意识在国人中日益重视，海军建设才有些起色。当与世界军事强国对抗时，中国海军纵能勉强执行第一任务，但后两项任务尚难以承担。很明显，清王朝时代丧失制海权的苦果，先由国民政府、后由新中国政府一直品尝到今天。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清王朝在社会转型起步时主观上奉行“单骑突进”原则是这一国防后遗症的主要原因。总而言之，就传统陆权向现代海权的转型而论，居然在整整一百年里都没有完成，中国军事现代化就算不是失败，也是不成功的。
五、陆军现代化的滞后及后果
自袁世凯创建新式陆军以来，中国陆军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以欧洲国家为参照系的。这是因为欧洲国家较早地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而工业化社会代表着１９、２０世纪的历史方向，建立在工业化社会基础上的军事力量要比以前任何一种社会的军事力量更有威力。由于中国工业现代化起步较晚，并且是欧洲工业现代化模式的移植，这就决定了陆军和其他军种、兵种一样，不可避免地效仿欧洲国家，并且同世界先进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清王朝的反应迟钝、举措失当，更是加大了这种差距，从而使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在对抗外部威胁的战争中反映出致命的后果。这种后果在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华东沿海和华中平原地区理应是维持作战能力最重要的地区，但中国科学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导致中国国防力量在军事技术方面严重落后，中国即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陆军基本装备是步枪和轻、重机枪加迫击炮和少量山炮，没有坦克和重型火炮。虽然中国军队在爱国主义情绪激励下英勇作战，在士气上丝毫不亚于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但日本军队凭借战略、战术制空权的优势，以及地面坦克、重型武器上的压倒优势，在华东、华中、华北方面的几次会战中取得胜利，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对维持战争最重要、却毫无地形、植被掩护的平原地带和重要沿海城市，退守中国腹地的山区和平原交错地带，与入侵者形成战略僵持。造成这一僵持局面的战术原因是日本侵略军的空军、陆军重型武器的使用受到山岳丛林地形的严重限制，只能使用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小型野战炮，其地面火力强度已与中国军队水平相差不大，而当时中国军工企业在轻武器方面的产量和质量完全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中国抗战的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放弃相当幅度的无地形掩护的空间，争取到相对的战术火力平衡，是得以成功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前提条件。
然而，这一正确战略的实施，所付的沉重代价之一是放弃广大的平原地区和重要的沿海城市，许多公道的工矿企业的内迁虽然大大减少了损失，保存了维持作战的能力，但国土沦丧的代价仍然是巨大的。这些本该立即放弃的地区若不经战斗就放弃，对国民士气、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支援甚至国内政治稳定都有极大的副作用，因此明知在这些地区作战会吃大亏，但也必须硬着头皮展开主力会战，以适应非军事方面的需要。例如，八一三凇沪抗战就是顾忌正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和上海经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宜过早放弃，在明知该作战地域有利于日军海、陆、空优势发挥，不宜坚受的情况下仍苦苦死撑到最后溃败。现在许多学者都埋怨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同日军展开多次主力会战，这种看法未必妥当。其实，我们从抗日战争中应该得出的教训不是这种埋怨，而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现代化滞后，将导致无法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而被迫采取从纯军事角度看来不太明智的作战方针，并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抗战初期，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军队和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队在士气上平分秋色，中国方面还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但终因国家科学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导致军事装备的巨大差距，天时、地利、人和显然远远不足以弥补这一悬殊的差距，因而战场上连遭败绩，丢掉半壁河山。抗日战争另一条被人忽略的经验是：一旦中国军队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就能取得较好的战绩。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日军为开辟华南战场在广西钦州湾登陆，继而攻占南宁，企图切断国际交通线。中国军队在反击中投入装备精良、新组建的机械化第５军，在战车、重炮、飞机的配合协同下，取得饮誉中外的“昆仑关大捷”。
１９４２年４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起初中美两国商定，美国出动第１３航空队，对中国地面作战部队实施掩护。由于北非战场德国隆美尔军团逼近埃及，英军面临崩溃，美国根据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的战略指导方针“先欧后亚”，遂将用于掩护中国远征军的第１３航空队调往北非。在没有战场制空权的情形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最后遭到重创，一路退回云南，一路退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固然还有其它原因：如英军协作不利，消极避战；缅甸境内多山，中国军队主力杜聿明指挥的机械化第５军难以发挥优势；史迪威指挥失当等等。但是没有制空权是其主要因素。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得到美式装备的中国驻印军第二次入缅作战，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取得辉煌的战绩。过去日本一个大队对付中国一个师绰绰有余，然而，中国驻印军在攻克于邦的战斗中，以对等兵力。即用一个团将日军１８师团一个精锐大队击溃，日军大本营为之震惊。这里的关键是中国军队得到了更好的装备，并拥有绝对制空权，而日本侵略军地面部队的装备已略逊一筹，而且已丧失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故而屡战屡败。很明显，同样是斗志旺盛、装备良好的中国军队，能否掌握战场制空权是其胜负的关键。日本军队也是如此。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又面临抗日战争入缅作战的老问题，不享有战场制空权，这个问题曾一度使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这一事实造成中国军队在入朝作战初期“五次战役”中，后勤保障不继、一切军事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丧失许多次良机和胜利、并导致局部失利的主要原因。中国统帅部初期以国内战争经验为依据，战役计划往往以歼灭对方数个师为作战目标，结果通常是连歼灭美军一个团都无法做到。主要原因是没有战场制空权和地面火力强度不够，美军一个团的炮火配置比中国一个军都强。中国军队因装备劣势，后勤保障困难，攻势只能持续一周，从而丧失许多良机。朝鲜战争中，苏联提供了有限的空中掩护，在后方交通线上空建立了一条“米格走廊”，并且帮助新中国建立了一支可观的空军，尽管这样，美军仍然占据空中优势。此外，由于美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随时可在中朝军队后方任意一点实施登陆，这就迫使中朝方面沿半岛北部东西海岸线部署重兵，时刻提防侧后登陆，这就必然削弱了正面作战的兵力。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被云吞般大军所吞没的联合国军立即吃了个美国陆军有史以来的败仗，不得不一下子撤退到三八线以南。”美国政府震惊之下已经打算放弃朝鲜半岛，退守日本。１９５１年１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指令中说：“如果根据你的明确判断，为了避免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失，你们必须撤退的话，那时你就可以将部队从朝鲜撤到日本”美军虽然遭受惨败。处境岌岌可危，但仍然掌握着制空权，并将中国军队原有的６００辆运输卡车摧毁三分之二，前方亟需补充的粮秣、弹药、后续部队等无法前输，因而痛失战机。如果此战的后勤供应能够得到保障，而不是通过无济于事的原始的人力畜力来进行，则可乘胜于撤退之敌以毁灭性打击。其结果必然迫使对手撤出朝鲜半岛，退守日本。
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国军队勉强发动第四次战役，因后勤补给不济而受挫。原因是“置身于联合国空军不间断地攻击之下，使得原来就脆弱的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能力不能跟随作战进行补给，因而只能靠各个士兵所背着的补给品来发起进攻，当受阻于难以想象的强大火力壁垒之前丧失了突击能力，就在不能扩大战果的情况之下将补给品消耗殆尽，从而就丧失了攻击能力。”“联合国军”则通过固守砥平里的战斗，摸清了中国军队的弱点。砥平里一战成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心理上和军事势态上的转折点，从而使其下了在朝鲜继续作战的决心。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因为军事现代化程度没有达到起码的要求，以极其原始的后勤供应勉强支撑前线作战，中国军队失去一次将“联合国军”完全逐出朝鲜半岛的决定性胜利。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又一次品尝了清末以来军事现代化滞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六、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内战——军事现代化的阻力
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现象是通过战争暴力实施改朝换代，军事力量是实施政治理想、意志、要求的直接保障，也是传统政治运作的规律之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人们政治文化意识中根深蒂固，而传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也存在着严重制约，因此从清王朝的“戊戌变法”开始，当两种不同的政治运作方式进行磨合时，实际政治运作总是被传统的政治规律所支配。政治差异总是发展成军事斗争。摒弃一切历史细节，从理论上讲：由于历史赋予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因此也就把战争暴力改变政治状态的传统带入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并由此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在政治运作中，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意识、价值观要么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利用、要么成为它的装饰品而被愚弄。
由于传统的军事与政治变革关系进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中国进入这样一个怪圈而长期不能自拔：要成为军事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建立政治上统一的国家，通过国家权力统一地、合理地运用人、才、物资源。但代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统一方案，任何一种方案的确立又必须通过长期的、大规模军事斗争来解决，这种为创造国家富强的前提所必需的军事斗争本身就是一种严重摧毁国力、且导致国家武装力量在整体上更趋衰落的做法。
现代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制空权，以中国空军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对未来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已经十分明显，１９１３年春，袁世凯采纳军事顾问白理苏的建议，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为建设空军培养人才，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后，航空署和南苑航空学校均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取消。该航校惨淡经营十五年，仅培养了四期航空人才，其他毫无成就，也没有建立起空军部队。军阀混战期间，云南唐继尧创办云南航空学校，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刘文辉，东北张作霖等政治军事集团对为问鼎中原而建立起空军，１９２５年广东的国民革命政府在苏联帮助下也建立了空军。但因战火连年，消耗巨大，一省一地之财力难以承受空军建设，所以内战虽然有刺激中国空军较早诞生，但却始终处于幼稚状态，而不能正常发育健全，即使是这些支离破碎的空军，实际作用也是打打内战而已。到了抗战爆发，中国空军只是这些“地方空军”七拼八凑的组合，无法与日本空军相抗衡。至于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更谈不上，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才具备。
为汲取中国军事现代化曾陷于这种可悲的恶性循环的教训，有必要详细分析内战对军事现代化的负面作用。
政治统一的国家都具有外部“假想敌”的强烈意识，并根据国际先进军事技术发展趋势来规划国家武装力量发展战略，瞄准国际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来制定国家军事技术发展计划、进行军事预算、规划军工企业发展并配置以相关的重工业发展体系。但内战时期，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军事规划不可能产生外部“假想敌”意识，因而他们所有的军事规划仅仅以战胜国内对手为最终目的。这就造成关系国防战略的先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所必需人才、资金、技术都无法形成有效的协作攻关，各自为政的政治军事集团所掌握的有限资源仅能研制和生产陆军轻武器装备，而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飞机、坦克、重炮几乎没有研制和生产能力。最令人痛惜的是内战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研制生产的武器都在内战中自相消耗。内战极大地妨碍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这种恶性循环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结束。
二、朝鲜战争、国民党盘踞台湾和“反右”、“文革”等“左倾意识”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影响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除台湾省外，国家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军事现代化有了最可靠的前提条件。但是，军事现代化的前提不等于军事现代化本身！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治理想指导下的社会变革实验，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这种情况导致中美关系在关键的１９４９年７月至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由于美国政府迫于院外反共势力的压力，拒绝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阻止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北上与中共领导人接触，遂使中国决定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加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１９５０年６月，苏联同北朝鲜领导人在没有征求中国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美国反应强烈。一面出兵干预，一面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大陆统一。不久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北朝鲜兵败如山倒，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鸭绿江。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出兵，被动地卷入朝鲜战争。至此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以后美国利用其国际影响，对中国采取长期经济封锁，致使中国长期不能利用西方先进技术。１９６０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停止向中国技术援助。这些因新中国缺乏外交经验而造成的不利因素严重妨碍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的引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虽然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途径，但也是出于无奈的被迫选择。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虽然搞出了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但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总体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副作用。
朝鲜战争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美国阻止了中国的统一，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台湾获得喘息的机会，大陆被镇压的旧势力阶层对台湾国民党抱有一线希望，对新中国政权形成极大威胁，加上后来苏联的入侵威胁，造成新中国在战争准备与和平建设之间处于两难困境。另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各种掌握现代人文、自然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属于暴力方式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在阶级属性上被划入资产阶级，在阶级归属上属于盘踞台湾的代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因而长期受到歧视和不被信任。除了极个别直接参与尖端军工建设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大批优秀的人文、自然科学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直到１９８０年代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才改变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和长期歧视知识阶层的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造成的损失虽然无法以准确的数字统计方式来计算，但其副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尽管新中国对直接参与国防建设的极少数从事理工专业的知识分子网开一面，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给予特殊的待遇，例如从事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二机部在饥荒严重时还能保证猪肉、水果、蔬菜、豆制品供应，但这种区别对待知识份子的做法还是反映了８０年代以前的中国决策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没有完全摆脱军事现代化可以“单骑突进”的陈旧观念。这种对知识分子放弃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做法不失为应付眼前危机的有效措施，但对军事现代化长期建设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失策。
由于追求革命的彻底性，对西方国家除了了武器之外，视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的知识为洪水猛兽，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展开，国家出现了一个普遍糟糕现象：每次都将“正确的政治”同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军事领域的正常工作人为地构成所谓“红与专”相互否定的矛盾。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也往往以这种方式展开。１９５８年，军内的“反教条主义”就是在防止“匈牙利事件”和张国焘式的分裂借口下，把刘伯承元帅主持下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视为“资产阶级建军路线”，进行了全盘否定。１９６５年的大比武也遭到清算。聂荣臻元帅原打算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建立十八个国防科学研究院，才建了几个，文革便开始，被“四人帮”冠以“大科研主义”而遭到批判，最后不了了之。
“文革”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严重阻力是不言而喻的，仅举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军种空军为例，“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出来的几百架飞机因质量问题出不了厂。已经交付空军使用的一些飞机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如歼—６Ⅲ飞机的进气道铆钉脱落。纵向操纵过灵；强—５飞机的瞄准具质量不过关，铆钉松动，导线焊接不牢；直—５飞机的旋翼大梁内壁加强肋裂纹，主减速器齿轮折断等等。导致空军后来发生多起严重事故，震动国家高层领导。
七、与世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差距
众所周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德国为首的世界军事革命的标志是建立在坦克、飞机两种武器基础上、空军与地面机械部队的协同作战。这种２０世纪标准的正规作战样式的生产力标志是钢铁、化学为主的重工业、无线电技术、特种金属冶炼、加工工业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飞机和坦克就出现在欧洲战场。２０年代初，英国人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人埃蒂安纳相继提出了机械化战争观念，并预言下一场战争的样式是空、地协同的机械化战争。同时，意大利的杜黑、美国的米歇尔提出了制空权理论。英国于１９３３年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坦克旅德国最早将这一思想进行实践，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组建了三个坦克师。法国在１９４０年１月成立了装甲坦克师，苏联在１９３３年组建机械化军，美国是在１９４０年７月成立坦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打击配合地面坦克集群冲击是欧洲主战场的常规作战样式。而中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共内战中，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准基本上还处于欧洲１９１８年左右的水准。
２０年代初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就详细介绍过西方的机械化战争思想，可见当时中国人在引进介绍西方新军事观念上并不落后，但国家科学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机械化部队所使用的坦克、重炮、高射炮、卡车、摩托车、舟桥器材、无线电通讯器材都不能自行制造。中国军事领域的有识之士只能纸上谈兵，做无米之炊。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于１９３８年组建了第一个能够实施战略任务的坦克师，同年扩建为机械化军，后来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在内战中，这个机械化军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９５５年３月，中国军队机械化部队才重新发展到能够执行战略任务的师一级规模。中国虽然较早地成立了机械化坦克部队，但同欧美国家的根本差距在于：欧美国家都有自己的先进武器制造业，飞机、坦克、重炮都依靠本国自行设计制造，而中国机械化部队重武器装备都依赖进口，用欧美国家和苏联货七拼八凑起来的，空军和微不足道的海军亦如此。
这种情形直到１９４９年，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改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最快。成效最大的时期，虽然期间有反右、文革的严重干扰，但毕竟实现了飞机、重炮、坦克、小型军舰及常规重武器的自行设计和生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常规武器和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非常规武器的军工体系和相关的科研体系及重工业体系。原因是大陆能够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以国际武器发展水平为参照，对国防建设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统一规划。
但从横向比较而言，由于现代化起步的较晚、加之近半个世纪的内战、外部入侵、以及新中国初建时内政外交经验不足，被动地卷入朝鲜战争，加之大跃进、反右、文革、等等原因，军事现代化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以２０世纪军事领域一些重要事件为参照，作一比较是很有必要的。
法国在１９１６凡尔登会战时，就大量使用汽车运载军队。１９１６年，英国人发明坦克并于当年使用于松姆河会战。苏联军队在１９３３年、德国在１９３５年就举行了军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与空军协同作战演习。德国在１９３８年吞并奥地利苏台地区时使用了摩托化步兵师。反观中国，１９５６年７月，在苏联协助下，长春汽车厂出产了第一批完全自行设计制造的国产汽车，中国陆军的摩托化总算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１９５６年，中国出产第一架歼５喷气式战斗机，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掌握喷气技术的国家之一，空军有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１９５９年，中国出产第一辆国产坦克，终于有了自己的坦克制造业。于１９５４年１月，由刘伯承元帅负责，在山东半岛举行了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空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然而比之欧洲晚了近二十多年，且只有八千人的规模。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华北军事大演习所显示的机械化作战能力，也没有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１９４３年的库尔斯克坦克会战。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中国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成功，进入世界核大国行列，但比美国晚了十五年。１９７４年８月１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１号”攻击核潜艇建成服役，中国从此进入了核潜艇大国之列。但比美国晚了将近二十年。１９５８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到了１９７１年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而在１９６９年４月，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完成载人登月计划。在航天技术上，中国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由于满足于国内战争经验所总结出的陈旧理论，对于高新技术时代新军事革命缺乏预见，加之“文革”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国防建设一度进展缓慢，直到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和本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的结果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开始意识到军事理论和武器系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才意识到国防工业意识已经落伍。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们的经验是钢铁工业的实力直接关系国家武装力量的强大。并决定战争胜负。当中国在执著地追求钢产量，而且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时“行情”已变，决定国防力量强大的因素已不是单纯的钢产量，更重要的是特种金属冶炼、特种材料的化学合成、激光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超导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等。本世纪末，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台湾海峡危机再次发生，中国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从俄罗斯进口先进的“现代级”驱逐舰、“苏２７”、“苏３０”战斗机，并在购买以色列预警飞机时因美国干预而受挫。这一情形表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虽然取得显著的进步，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是严峻的，应该有勇气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旦国防有事，面临战争时，仍需向国外进口先进的海、空武器，这种情形与一百多年前必须进口西方的舰船枪炮才能同日本作战的情形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军事技术在发展，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可能是速度比我们更快的进步。在判断关系国家社稷安危的军事现代化形势时，切不可应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只进行从长矛弓箭到导弹核武器纵向比较，而要进行现实的国家间发展速度的横向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烂的日本、德国经过４０多年奋斗又领先于我国，已成为最发达国家，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本身就暴露出我国军事现代化的环境存在着深层性综合弊病。日本和欧美国家力图维持在尖端技术方面领先中国三十年的优势，这就实际意味着中国军事技术、军事力量同他们存在着较大的的差距，这一事实令人感到极大的压抑。
八、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和未来展望
百年军事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不能纠缠于过多的细节层面，只能抓住其宏观的几个方面，对于背负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来说，对军事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深度看来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教训从宏观看：
第一、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制度、乃至文化形态整体转型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不可以人为地从社会文化整体变革中分离出来单独完成。否则，即使社会的军事系统达到了现代化，也会因为没有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持而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崩溃。
第二，军事现代化必须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才能有效的进行，近现代的德国、日本、美国、俄国在军事上的崛起都证明了这点。历史的经验表明：最不理想的政治统一也远胜于政治分裂。因为统一国家的政治权力最能有效地调动社会所有资源。虽然从历史角度讲、或从理论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一个政治分裂或政治动荡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任务，只能使国防力量在与外部世界横向竞争中日趋落伍。
第三，尽管统一的政治远胜于分裂的政治，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政治制度必须符合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要求。不然的话，将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滞后的政治制度会严重妨碍社会整体现代化速度，当然也妨碍军事现代化进展速度；二是当社会各个领域一切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时，如果政治制度不随之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形式，迟早会发生政治危机，并有可能引起全社会的动荡，旧的政治制度若被强行推翻就会使得国家陷于政治分裂，并使社会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就中途夭折，其中也包括军事现代化的成果。晚清以来，中国执政的利益集团犯得同一个错误是，不愿作必要的利益放弃以协调国家政治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引发全面政治危机并发展到暴力革命，最终以国家陷于政治分裂为晚清改革划上句号。与此同时，执政的利益集团尚可保住的部分利益同国家利益一同丧失殆尽，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效、包括部分军事现代化的成效也付之东流。中国被迫要花更大的代价来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运作。
总之，中国近代以来在协调政治与现代化关系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现代化进程受阻于政治“瓶颈”是中国军事现代化滞后的关键原因。
第四、２１世纪后，现代战争是诸军种、兵种的协同作战，现代军事作战能力是诸多高科技武器的复杂合成，因此，军事现代化是整个军事系统的平衡一致的发展，而不是某一军种、兵种、某一兵器的单独发展就能实现的。切勿重蹈晚清单独发展海军而忽视陆军的沉痛教训。
展望未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２０世纪的传统战争模式和兵器迟早会过时，这就使中国军事现代化在高起点上起步成为可能。过去，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背靠内陆面临大海，国防上陆权与海权必需并重，国家既要承担陆军建设，又要承担海军建设，财政负担沉重，国力难以承受。２１世纪是制空权决定一切的时代，占绝对优势的空中打击系统移到内陆将决定陆战的胜利，移到海上将决定海战的胜利。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由于技术原因，陆军强大并不意味海军强大，而海军强大也不能获得陆上优势。大陆沿海国家因其地理被迫在国防建设上兼顾海、陆两个方面，因而负担沉重。２１世纪高科技有可能使中国摆脱上两个世纪里地理环境给国防建设方面带来的先天不足，以现有不断增长的国力，集中发展空中近程、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发展攻守兼备的强大国防力量。
结束语：从国防意义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１６０多年，中国在同一个时段里进行着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的“混合三级跳式”的社会转型，比起欧洲各个阶段清晰的单线型社会转型，中国是三条线扭在一起并进形态的混合式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可谓史无前例、没有章法可循、因而难度极大，中国现代化运动长期陷于政治沼泽本身也证明了这点。同样地，从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军事现代化主要受阻于政治体制的“瓶颈”，由于政治在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体制能否满足现代化的要求是最关键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政治转型是事关社会转型全局的决定性因素。从国防意义上进行总结：在过去的世纪里，中国军事现代化因受阻于“政治瓶颈”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功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向合理的、高效率的“军事——高科技体制”的转型成功，未来中国能否突破“政治瓶颈”，走出政治沼泽地带是军事现代化的关键。
但上述结论只是历史中时段内的总结，相对历史长时段的考察还是比较表面的。若以历史长时段而论，西方军事现代化的原始动力最初发韧于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因此，似应避免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达，便能达到现代化转型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军事现代化也会水到渠成。其实宋、明两代中国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规模，民国时期中国市场经济规模也已经相当发达，但都在传统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回归下或消声匿迹、或无所作为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因此，根据欧洲的经验，社会现代化转型以及军事现代化成功的深层机制和关键并不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规模，而在于市场原则能否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于后者之上。
（倪乐雄，摘自《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