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的“我”是梁漱溟先生。他生前不曾有专书记述自己这最重要的政治行动。拿起这本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会出来这么一本书？看目录，知道是他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文字辑录，的确记载了他与民盟相关的历史。
梁漱溟投身现实政治，始于抗日战争之初，止于抗日胜利后内战之初。这个起迄的时间，值得注意。是什么立场、思想主导下，他参与创成民盟又退出？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从这里可看明白他（书生）何以竟而问政。据闻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始终不成立组织，因为他认为一旦“建立团体组织，在此一面为密切结合，另在一面则为划分疆界”。不分彼此大家一起干，是他一贯的风格。是什么原因使他一反往常促成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又为进一步发挥作用再促成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回答是：为了绝对避免内战。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建国基础存在基本矛盾（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势难避免内战。而中国不存在只有通过内战才能解决的问题。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各自声明放弃内斗一致对敌，投入抗战。可见原本没有必需用内战才得解决的问题。但是，此时的团结巩固吗？不会生变吗？于是，1938年1月他去延安实地观察、对话。所得印象相当令他满意。
他还向毛泽东提过一个问题：抗战胜利后贵党可否参与共同建国？在梁漱溟看来，一个国有两个建国运动难以想象。毛泽东回答说，现在就提出抗战胜利后长远问题恐怕反而不好。梁漱溟觉得这话也在理。
毛泽东还向他透露，此时（1938年1月）国共两党正在汉口讨论再度联合的问题。不过后来蒋介石不再热心这件事。
然而这勾起了梁漱溟的宿愿，一个党派综合体的设想在心里渐渐成熟，并且再未放弃。
国民政府从南京迁汉口，再迁重庆。他说“你们向西，我向东”。一年后他果然这样做了。1939年2月由几个学生陪同从重庆出发去华东、华北五省敌后游击区。此时，他的名片上印着两个身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事先托有关单位向双方军队发了通知，一路得到双方热心关照。春天到达敌后所见有喜有忧。国共部队间，尚有一定合作。敌强我弱，他们一行没有作战能力，在沂蒙山区和日军周旋一个月，曾雨夜露宿山顶以大石为床。接下来情况渐渐不妙，双方军队时生磨擦，待到秋天已发生团一级规模的冲突。
团结抗战局面似将不保的忧虑，使他赶回后方，投入防止内战重启的政治行动。从谈游击区情况说起，向各方一五一十地讲自己所亲历。不属于两大党的朋友——抗战以来一向共同行动的几个小党和无党派人士，是他祈求的真正对象——咱们站在中间的人，此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合起来阻止情况恶化。咱们赤手空拳，联合起来还是不可忽视。
梁漱溟1939年10月回到重庆，11月底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当时，国民党政治上已倒退到只承认自己，其他党派处于半合法状态。他们的新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为求得合法存在，向蒋介石提出并获得当面允许。他们也提出政治民主的诉求，但几乎可以说主要是为防止内战的发生而组成。
值得注意的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第一个提案在同志会内便没有达成共识，后由梁漱溟以个人名义提出。他的提案是《请厘清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行文中有蒋介石是议长，毛泽东是参政员，目前状况是参政会未能发挥作用所致这样的话。
提案遭到冷处理。
又一年过去，事态已达险恶的程度。新四军被军事委员会指令从长江以南回到江北，北撤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截击，伤亡重大。
中共代表团不出席会议以表严重抗议。蒋介石说，如果他们出席，仍按惯例选他们的人担任副主席，等等。
第三方面的人奔走于国共之间，力劝不可走上绝路。他们对被当作和事佬、跑腿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在劝架中改组了原来的组织另行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统一建国同志会可看做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但是，如果政治诉求差别不大，何必改组？
从两件一向不被强调的事情上显示了它们确有不同——
⒈救国会的朋友如沈钧儒等，一向和中间人士共同行动，改组后他们不在内。因为当时社会上的印象是救国会偏左。梁漱溟向周恩来讲明，这是为了使新组织更明确地两边都不靠。还请中共不要派人进入盟内。周恩来点头。
⒉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时，社民党主席张君劢说，经蒋介石同意而后成立的组织他不参加。事隔一年，大家悟出他有理——真要实现民主权力，就别想从蒋那里得到认可。因此，新成立的民盟，少了救国会，加入社民党。
先后两个组织都是在可能分裂的阴影下成立。很自然，其主要诉求便是军队国家化。两大党恰不能同意。至于实行宪政，拥有政府身份的国民党首当其冲。
还有一件事在社会各界印象中，在盟史中都被忽略，但在梁漱溟思想上非常重要——民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为当前问题努力的小党派的联合体。这是事实，同时也是创立的意义。民盟的使命是防止内战，还有争取民主权力。这在各党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各党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且从不设想放弃各自理念形成一个党派。从另一面说，现在大家一致行动，是此时放下自己的理念保持行动一致，不等于抹杀个性。例如他本人，非常自信，急切地要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对将来建国有自己一套想法。
政党有其自身利益，民盟则没有。
讲论起来，盟内同人对上述两点没有别的说法。然而，趋利避害这个人类的必然性是随时起作用的。民盟成立以后的确发生过令人叹息的事。再者，两大党对这些自命中间的人——这个团体，一本自己的利害而有区别对待的策略。
民盟在颠簸中前行。青年党一直麻烦最多，盟内他们党势最大，自私的作为最多，并于1945年底脱盟，成为次年参加重庆政协的一个单独单位。青年党的脱盟，从外部因素而言，是外面有人将它往外拉，里面有人将它往外推。
因为政党有其自身利害，而梁漱溟强调民盟不是政党。但是民盟不久便被人政党化了。
梁漱溟并没有把乡村建设派带进民盟。乡村建设派里，他自己是中常委，还有一人为中委和一个干部在总部工作，如此而已。
人品终究是不能掩盖的，人人有其行事风格。从盟史上看，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同为创议者，他们以互推的方式决定由黄出任主席。次日接续讨论，黄炎培召几位左右手同来，提出要考虑与国方关系。因职教社不能不顾及一批人的生计。自此以后黄便不愿出头，不做开罪国方的事，包括口头说不再担任主席。梁漱溟提醒他应明确辞职才好。这以后梁漱溟提议请张澜任主席。1946年夏政治空气最为紧张时，黄炎培写信请假，在请假期间他将不出席议事，不在文件上列名。但是唯独他自始至终在盟，其余三人先后因故退出，这又是不争的事实。
左舜生自民盟创立便担任总书记（后更名为秘书长），4年后随青年党一同退出。只论个人，他有劳。
张君劢为民盟出过一些好主意，有政治智慧。后来被党内蒋匀田一伙架空，蒋匀田等去“朝中”做官，他没有去。
梁漱溟在盟内共计6年。创成后第三天离重庆，此后4年远在香港和广西，不曾与闻盟内抉择。1945年11月当他回到重庆时，日本已经投降、毛泽东已经访问过重庆，青年党已经退出，救国会的朋友已以个人身份入盟，政治协商会议已在筹备中。新的一页正待翻开。
左舜生离去，急需有人出任秘书长。张东荪新到重庆适于出任，表示可以挂名但不做事。梁漱溟说他可以做事不挂名。政协开完，张东荪要回北京任教于燕京大学，秘书长一职又需找人。这时梁漱溟也决心走开。去哪里？去办文化研究所。这件事他已想了多年。现在是退出政治的时机了。
决心再大，梁漱溟还是没有走成；不但没有走，他还正式担任了民盟的秘书长。众人苦劝都无效，唯鲜英一段话使梁漱溟再无法推却——“你坚决不干，岂不是要表老（张澜字表方——笔者注）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进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
何况也真不是时机——政协各项决议有待实施，内战危机日甚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你（梁漱溟）现在走不行。虽他本人特意去了一趟延安说明理由，终于拧不过事实——内战如箭在弦。
一向坚决反对内战的人，此时何能走开？梁漱溟留下了。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不但别人看错了他，连他也错估了自己。
此时何时？内战的开场锣鼓已经打响，接下来就要上演正戏。此时政治军事交织成一股绳，没有长时间历练决不足以胜任，现实和实力决定一切，心眼不活不可以就此任。常理此时不是理！
1946年7月13日梁漱溟在《大公报》发表《时局中的症结》一文。他不接受一种错误现象——驻军地点成了时局恶化的真因——驻军地点背后隐伏一个“根本错误观念……地方归谁驻，那一带地方就归谁支配，好像归他所有一样”。这在中国习以为常了，“但问题却是不应当存在的”。“岂容这样来分割国土？我们原是要把国家内的国家化除，而纳入常轨，何能把这种不正常的形态，反予取认”？（《梁漱溟全集》第六卷628页）
两天以后又在上海对记者们重复了这样的意见——谈判中相持不决之点“是地盘的争执，在我们民主同盟看来绝对不合理”！（《我与中国民主同盟》第254页）
当时民盟非但不觉得他头脑有问题，还让他和莫德惠共同起草第三方面的停战方案。所拟方案忽略了驻军地点即地盘这个根本现实。说忽略恐怕还不完全对，是内心的争持使他迷茫：服从常理还是服从眼前现实？何况真正的现实还不在于驻军地点等于地盘，是双方都决心打出一个胜局来。和谈是向战争过渡的一个过程，并不真需要一个和平、公平的方案。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收有《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文，很详细地叙述了全过程。那最后一句话是：“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别，我便离开南京了。”（《我与中国民主同盟》第228页）
他离开的不止是南京，还离开了阻止内战的岗位。他在这个自设的岗位上站了近十年。心情怎样？怅然还是欣然？
两年后，《中国文化要义》脱稿、出书。稍早于解放军入川。
1949年1月5日，梁漱溟写信给张澜，希望能谅解他不能“追随同人致力于当前任务”，今后要建国了，但自己这方面的意见“不能苟同于任何方面”，而“时人习于斗争之说”，一旦听着不合意会产生敌意。“为求能平静地考虑我的意见，故须只发言不行动”，以减少敌对心理。
1949年1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所说与致张澜信是一个意思。但二人是今后领导，所说有所不同。建国大业“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漱所怀百端将一一求正于国人。在反响未著商榷未定之时宁以从容恬静为佳”。
虽言之在先，仍未得允许参与讨论建国大业。
梁漱溟十年问政，早期、后期同样显得不“专业”。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虽思虑周至无益也。他很知道自己是劳而无功。至于因何无功，他本人和旁观者心里都明白，一个“义”字——义不容辞含括了整个问题。
资料靠人汇集。选一个有意义的题材去汇集。这一步已经完成，还有一小步——为读者设想。把一搭子文字资料往桌上一放——自己看吧。这个态度很好，好在把理解、思索这个过程会交给读者自己了。但需知，上世纪30-40年代的事，对于年轻的读者已是祖父上小学时的事了。
仅将材料作简单分类，仍像是平摊着的，如果把相关的那段历史“立起来”而后阅读，感觉就不同了。
看编者的神气是：我何尝不知道。他考虑过什么呢？信史。史而无信其价值实无异于零，或打折扣地信。这种效果明白人不去追求。
读后觉得可信，会产生一种满足和舒畅；反之，则不怿和无奈。
编者留心到读者愿意自己判断，于是提供史料之外，不置一词、不着一字。只在开头以一封信展示梁漱溟的政治心愿。这一用心，我为之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