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盟军管制当局为了根除纳粹政权的极权主义，在西德（今联邦德国主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纳粹运动，以强行的方式重建了民主制度。德国的公民社会获得新生。西德1949年通过《基本法》规定新闻自由的合法性，并禁止新闻检查，成为新闻媒体发展的根本保障。其第五条是“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其中第一款规定：“每一个人都有权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冯·阿勒曼认为，如果没有来自公众舆论的监督，仅依靠法律体系、议会等力量，德国社会不会像现在这般清廉。

对德国公共舆论影响最大的媒体是新闻杂志和公共广播电视，它们多有调查性报道，有效监督着国家权力和商业权力。其中尤以《明镜》和《焦点》一类的新闻杂志的影响力最大。前者发行量在100万份上下，后者也有近80万份。《明镜》最初仿效美国的《时代》周刊，有意识地把“揭示社会的阴暗面”作为自己的任务。

《明镜》创办者鲁道夫·奥格施泰因（1923-2002）是德国赫赫有名的记者和新闻自由斗士。他出生于汉诺威一个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二战”后任职《汉诺威新闻报》，1946年进入一家英国人在德国办的杂志《一周》。由于他和《明镜》周刊的伟大业绩以及在当代德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中心地位，2000年他入选国际新闻协会推出的“世界新闻自由五十大英雄”。

奥格施泰因长期指导下的《明镜》，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独家调查性报道闻名全国，其笔锋犀利的专栏文章直接抨击腐败和专制。奥格施泰因也因桀骜不驯的个性和对自由与正义的坚持，赢得了德国各界人士的尊重。

《明镜》刊出的影响巨大的监督高级政治人物滥权的报道很多，例如：1950年，投票表决波恩作为联邦德国首都时联邦议院议员受贿事件；1974年，东西方缓和政策的发起人德国总理勃兰特的顾问纪尧姆为东德间谍的内幕，震惊全世界；1987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州长巴舍尔受贿，导致该州执政党基民盟长时期的危机，并导致了政府的更迭；1991年，巴登-符腾堡州州长罗塔尔·施佩特由一个私营公司出资旅游，导致州长被迫下台；1993年，联邦刑侦局和联邦维护宪法局在巴特克莱因失败的缉捕行动，导致联邦最高检察官冯·施塔尔和联邦内务部长鲁道夫·塞特尔辞职……

《明镜》周刊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还要算1962年的《明镜》事件。这一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进行一次代号为“Fallex 62”的军事演习。《明镜》在10月10日刊登了题为“有限的防御准备”的文章，对联邦国防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认为国防军本身防御能力严重欠缺，本不应当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

此文一经刊出，联邦政府就认为《明镜》周刊反应过度。当时的联邦德国国防部长、著名鹰派人物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以“泄露机密和贿赂官员”的叛国罪名，对《明镜》提起控诉。施特劳斯曾任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要人。在联邦德国历史上，他是仅次于已故总理阿登纳和前总理科尔的三号权贵。10月23日，阿勒尔斯在西班牙度假的时候被突然逮捕。奥格施泰因也在汉堡被捕入狱。26日到27日夜间，荷枪实弹的安全部队查封了《明镜》的汉堡编辑部。施特劳斯以个人意志动用国家机器对新闻的粗暴干涉，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抗议之声日益高涨。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和尊重国家法制、保护言论自由的呼声中，身陷囹圄长达三个月的奥格施泰因和阿勒尔斯被无罪释放，施特劳斯本人则不得不引咎辞职。此外，联邦议会1968年修改《刑法》，其中的叛国条款规定，将叛国行动同在报刊上鼓吹叛国区别开来。

《明镜》事件的影响深远，它在新闻媒体的宪法权利基础上，拓宽了对政府和军队所涉及的“国家安全”事务上的监督权。它还促使许多德国人再次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反省和思考，触动了许多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和改革的愿望。一些德国学者甚至认为，该事件也是联邦德国上世纪60年代后期那场波及甚广且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的诱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