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一场革命。因为，这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它包含着政治改革和政治开放。政治改革曾经是从民间理论界到官方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系统地设计了相关方案；中共十三大报告有专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各种民主试验全面兴起。遗憾的是，这场方兴未艾的政治改革试验戛然而止于1980年代末。以至于20年后，中国人还在讨论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这是多大的历史错位，又是多大的历史遗憾！
“开发区大有希望”
1980年代初崛起的蛇口工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袁庚（1917年生），大刀阔斧地推行民主选举，舆论监督，制约权力，言论自由，开创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先河。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他创造的、举世瞩目的“蛇口速度”。
1984年12月，在中国的北方，天津溏沽，一个新工业开发区诞生了。两年之后，这里的一场民主试验，让蛇口人受了刺激：“注意，蛇口的民主落后天津了！”，而领导这场民主试验的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炜时年31岁。
一南一北，一老一少，在中国大舞台，奏响了民主试验的二重奏，创造了一个以经济改革带动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保障经济改革的模式。
政治改革试验之所以发生在这样两个工业开发区，得益于开发区独特的新型建制：它既是一级行政单位，又是企业。比如天津开发区，既有作为一级政府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又有作为经济实体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管委会主任也是总公司经理。作为政府，要脱离旧体制，拥有自主权，开辟民主生活空间；作为企业，要摆脱国有企业体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否则，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就会重蹈传统政企合一的覆辙。
相比较蛇口，这种挑战对于天津开发区尤其严峻。蛇口连接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香港和东南亚；溏沽是盐碱地，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天津老工业基地包围。然而，只一年多光景，天津开发区就大有起色。袁庚曾致信：“天津开发区起步一年多，取得如此成绩，实在令国内外刮目相看。尤其有一批年轻有为、奋不顾身的有志之士，如虎添翼。蛇口有此竞争对手和伙伴，实引以为荣。”进入1986年，天津开发区不仅在北方，在全国都形成了很大影响。所以，1986年8月19日晚，邓小平从天津东站一下火车，就对市长李瑞环说：“我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21日，邓小平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任何真正了解开发区过去一年多发展进程的人都会明白，“开发区大有希望”不仅是经济含义上的，也是政治含义上的。就在10天前的8月11日，民主评议会在这片盐碱地上诞生了。
聚集
民主评议会是创造，是创新，是和开发区的主体——青年人分不开的。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开发区的向往，虽然比不上抗战中青年之向往延安，也绝非今天人们可以想象。蛇口曾经聚集了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袁庚的儿子袁中印还到北京来，住下，彻夜和各方人士恳谈，诚邀他们南下。天津开发区又一次重复了蛇口的故事。改革的试验田上，散发着青春活力，聚集着平均年龄30多岁的人。
天津开发区对青年人的独特魅力之一是管委会主任张炜。张炜（1955年生），北京大学1977级经济系毕业。1984年开发区成立不久，从天津团市委书记被调任开发区主任，时年29岁。这是一位没有特殊背景，完全凭借聪明才智，理想苦干脱颖而出的人物，是异数，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民主评议会的重要发起人杨帆（1952年生）就是投奔张炜而来。杨帆回忆：“我就是冲张炜去的。”1985年，从吉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杨帆被分配到北京一所大学，大学还要给他房子。然而，他向往改革前沿，先去了深圳的人行和中行，在那里享受了特区的高工资月薪300多元，和一套90平米房子。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郭保平代表张炜给杨帆连发6封信邀请。在一个初建的开发区，杨帆在办公室住了一年多，工资100元。后来分到40平米的房子，夫人和孩子同来，放弃一家三口的北京户口，落户成为溏沽人。
在投奔张炜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理想的凝聚。因为张炜在当时对很多青年人来说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他在北大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给整个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很多像杨帆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投奔而来，有大学毕业生；也有即使弃职、没有工资也再所不惜的人。因为他们把追求自由，参与创建新体制，干一番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最高价值。开发区还聚集了很多志愿者，研究课题，出谋划策，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青年学生、教员，像北京、天津青年经济学会的学者。那里好像一个大火炉，人们既靠着它取暖，又为它添柴。“那会儿条件很差。跟现在好点的农民工一样，临时办公地，吃大食堂，没几辆小汽车”，当年开发区的一位青年对我说。而在对其他开发区人的采访中，他们都忽略了物质条件，大家倒是不约而同提到了读书会。下了班，青年们凑在一起聊，有不懂的知识，就自己回去读书补课。光聊不过瘾，干脆定课题，分头钻研，最后，索性成立起一个读书会。他们把目光渐渐地投到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参政形式上，研究中外各种政治结构，对比蛇口开发区民主参政措施，直至向党委提出成立民主评议会的建议。读书会，曾被媒体称作民主评议会的摇篮。
设计
杨帆提出仿照上下议院制设计民主评议会，其根据是划分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这与张炜的思想和经验不谋而合。张炜设想的民主评议会，就是北京大学常务代表会的翻版。
自下而上的设计毫无疑义要得到自上而下“第一把手”张炜的支持。杨帆说：“我整天撺掇张炜搞民主，我跟他说：‘你要不搞，告诉我一声，我回北京。’有一天张炜说：‘我下决心要搞民主了。’”张炜有这样的决心其实再自然不过了。民主，对他来说，绝不生疏。他既有实践，也有思考。其中，“北大自由民主传统”对他的影响，是重要的。不仅如此，当杨帆他们的思想和他发生碰撞时，他在北大的一个经历浮现出来：那是1980年，身为北大学生会主席的张炜，接待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代表团20多人。30年过去，张炜还能清楚地记得团长的名字叫谭树繁，常务代表会会长叫杜升如。香港中大学生代表会，是中大学生会的最高立法、司法、监察及民意代表机构。这启发了张炜，也与他的民主理念相合。他照搬香港中大模式，向北大党委提议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常务代表会议。他亲自拟定章程，在全校22个系中，由各系投票自由选举出2人，组成常务代表会议。常代会会长由选举产生，校学生会主席是当然的常委会成员。这样一来，校学生会，既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又有一个监督委员会。常代会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对学生干部有弹劾权。
在中国的体制下，作为开发区的掌门人，张炜想得更细更远，要顶住的压力和排除的困难更多。天津开发区做任何具有政治含义的试验其实也需要上峰认可。好在前后两任天津市领导都支持民主评议会试验。李瑞环说：你们别在市政府里穿着红衬衫打领带就行，那个样子老干部看不惯。在开发区，什么都可以干。失败了，只当是地震把溏沽震毁了，即使从地图上消失，也不会影响天津，你们尽管大搞你们的试验。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1986年10月，民主评议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评议会章程。民主评议会享有6项权利，分别是：推荐权、提案权、不信任案权、弹劾权、知情权、质询权。他们提出由消极权利向积极权利过渡。所谓积极权利是指建设性权利，如推荐权和提案权，群众较难掌握，最后决定权在管理委员会。所谓消极权利是指否决性权利，如不信任案权和弹劾权，群众较易掌握，最后决定权在民主评议会。
当社会上的人还在讨论“是先选举，还是先教育选民”时；开发区内的年青人早就认定，只有在民主的实践中才能学习民主。
杨帆说：“我们的设计一举超过蛇口，成为中国各种民主试验中，思想和设计都比较先进的一个。”说这话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它更有意义之处，是赋予了开发区的干部、职工、居民公民的意义，因为是公民，才是选民。他们推动民主试验，当然志不在一个开发区。
竞选
全区分21个选区，选出27名代表，作为评议会委员。再从中选出7名常务委员，任期一年。
选举筹备组规定，评议会委员的产生采取自荐与他荐相结合，常委则一律经本人自荐。在27名委员中，有10名委员自荐，发表施政纲领。
听，他们说：
杨帆：民主评议会，我是发起人之一。我们应敢于向中国历史负责任，我们坚信自己的行为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冯刚：西方国家一些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尚可限制自己的一些特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建立民主监督体制，使各级干部处于群众监督之下。
张俊发：本人在部队工作多年，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愿作改革的尖子，认真作好评议会工作。
在“自己不能推荐自己，表现自己”的社会习俗下，这些没有经历过民主训练的人，第一次认真地大声说：请投我一票！
杨帆，以全票当选第一届民主评议会主席。
质询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民主评议会进行了五次质询。分别就干部体制改革问题，质询管委会主任张炜、负责人事的赵树华、人事室主任郭永刚；就生活问题，质询办公室主任皮黔生、副主任任盛雨，就投资环境问题质询各公司有关领导人，并邀请合资企业参加；就人大代表选举问题紧急质询领导小组；就弹劾案问题质询办公室副主任刘保平。
从杨帆保留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质询会的场面：
评议会执行主席杨帆： 今天评议会代表开发区全体群众，就干部问题质询有关领导人。请人事室主任郭永刚同志谈谈看法，发言限于20分钟。
郭永刚（人事室主任）：开发区干部工人共412人，平均年龄37岁，大专以上79.67%，大学本科占32.7%，中层干部40人，大专以上90%，两名研究生。干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人才竞争，能上能下。办法是：明确任期为二年，不搞终身制；制定岗位标准；允许自荐，完善民意测验，不符合者可以免职，进行干部考核，淡化当官意识。
赵树华（总公司副经理）：干部制度的主要问题是死水一潭。如没有人才竞争局面，开发区没有希望，应使无能者不敢上，无为者下得来。行政机关首先明确岗位责任，公开考任干部，实行等级序列评任制。
张炜（管委会主任）：开发区干部现状是：基本适应，但很吃力，再走一步就不行了。开发区正在新旧体制的交替点上，要兼顾近期效益和远期效益。干部体制改革很为迫切。其弊病主要在：在选拔上缺乏制度保证，眼界不宽，胆子不大；在下的方面，心肠太软。应首先实现逐级聘任干部，由经理组阁；政府方面任期两年，期满全体自动辞职，重新委任。评议会的弹劾权原定管到处长级，我建议一直管到管委会主任。如果群众对我们不信任，我们就应主动辞职。
问：40名干部是否都称职？有些干部无能，工作无起色怎么办？
赵树华：部分干部平平庸庸，错误不多，成绩也不多，有更好的人才来了上不去，这部分干部怎么办，是改革中的严肃课题，开发区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郭永刚：我作了十几年干部工作，以前总想当伯乐选人才。后来发现选的人才并不好。选错人是难免的，关键在于能下的去。注意力应放在造就人才竞争环境上。
张炜：原来的干部制度就是打算上来就不下去的，因此反复强调不能选错，实际上不可能不错。如果选错，要有制度使他下去。
问：开发区有没有破格提拔高干子女的情况？
张炜：开发区省军级以上干部子女共6人（一一介绍情况），没有破格提拔的。
问：请问赵树华同志有没有敢于面诤的朋友？
赵树华：不太多，我这个人性格外露，喜怒形于色，不少人怕我。今后要自我调整。我历来主张唯事、唯实，大家逐渐会了解我的。
公开质询，短兵相接，赤诚相见，官民各自清楚了自己的权利义务；大家在参政议政中学习民主的真谛。表面上摩擦、冲撞多了，张炜说：“杨帆为民主冲锋陷阵，他不怕得罪人。他得罪了人，我来保护他。”
弹劾
干部问题，是张炜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开发区工资高，很多人想方设法找门路往里进。来者多是老国企人，在旧体制下养成的行事习惯和开发区的要求不符。他们占了位置，工作能力不强，影响青年人积极性。怎么才能挡住没有才能的人，他认为，只有通过民主评议。张炜曾经设想拿出管委会中1/3的职位，让大家选；2/3保留任命制。为此，他曾经把这个想法跟管开发区的领导商量，对方说:不行，那样，就把干部制度给改变了。群众选出来的人，要是党委给他撤了怎么办？
即使张炜，也尝到了“民主”的“苦果”。民主评议会动真格的，弹劾掉了他的好朋友。他不无遗憾地说：“我搞民主，却最先砍了我身边的人。”
这是民主评议会首次执行定期弹劾程序。第一轮投票，投票率达83.9%。50名干部中只有办公室副主任刘保平一人没有合格。刘保平没有辞职，到质询会上进行答辩。他承认民主评议会章程、感谢群众帮助，摆出了自己工作的成绩和难处。张炜出面为刘保平辩护：“只凭多数不信任票就把一个干部免职未必公平。群众知情度有限，难免受舆论左右；少数人不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凭个人好恶投票，会造成“老好人”当选而鼓励干部不坚持原则、讨好群众的倾向。办公室副主任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得票难免会少，是否就一定比别的干部差呢？”之后，评议会委员进行了认真讨论，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3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刘保平的弹劾案。
开发区党委把部分罢免权以弹劾形式授予民主评议会，只要弹劾案通过，不需经党委批准，即自动生效，由开发区人事部门照现行干部制度办理免职手续。开发区处级以上干部，任免权在市政府，对他们的弹劾案要报市里批准。被弹劾者在两年之内不得担任同级或同级以上工作。
杨帆坦承，必须弹劾掉一个人的设计，太僵硬了。他说：“刘保平，人特好。后来得癌症去世了。张炜保他。当时的民主还不成熟。其实程序正义最重要，而不是非要把谁打倒。”
民主评议会也致力于完善民主程序，尽力减少多数决定的弊病。他们清楚，民主制度的弊病只能用完善民主制度的办法、而不能用否定它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年纪较大的、从国营企业，或机关来的干部，不习惯民主评议会这一套，觉得这是暴露矛盾，公开对立，他们习惯了“内部解决问题”。有些经理认为企业无需民主，把民主和效率对立起来。也有人认为评议会是“自由化”。但是年轻人、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拥护民主评议会。
他们设想，如果弹劾制度坚持下去，一定能改善官民关系，基本杜绝严重的失职与腐化。
遗憾和思考
如果按照预定方案努力下去，再过一年，开发区全体中层干部将过渡到公开考能与竞争；再过两年，即1989年，管委会将过渡到全面选举产生。但是，历史没有按照预定的方案发展，民主评议会这个新生事物无疾而终。对于这样的结果，很多人认为1988年张炜调任天津市经贸委主任，骨干相继离开是主要原因。可能未必。中国自1989年那个历史拐点，发展是惟一的硬道理，政治改革停滞。没有大环境，岂有小环境！
今天回顾这场在盐碱地上进行的民主试验，不免产生这样的思考：
其一，当下，不同意民主是好东西的人不是很多，但却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而在25年前，那些30岁左右的人不仅拥有民主理想、民主意识，而且能够理性地、成功地、巧妙地实践民主。其成熟和担当，其试验成果，都说明，中国实践民主，特别是基层民主的条件早已具备。
其二，当下人们赞同“大市场、小政府”、政企分离、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方向。但是，并不想依靠建立民主体制。天津开发区的经验已经显现，一个健全的民主体制是政企分离，实现政府转型，政府运行透明化的前提。
其三，实践民主，需要学习已经成熟的人类共同经验。天津开放区在试验中提出“仿真国际环境”，以及将民主评议会类比为“下议院”，都表明了他们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经验的一种学习精神和消化能力。
其四，在治理（governance）概念尚未普及前，天津开发区的青年改革家们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治理试验：在开发区内，建立政府、企业、职工、民众的互动关系，管理人员公仆化，职工、民主主人化。
其五，天津开发区的成员形成了既是职工，又是公民的自觉意识。他们的评议包含了作为职工参加管理，作为公民参与监督一级政府的行政运作。由此可以看到走向“公民社会”的重要支点。
行笔至此，禁不住假设：如果历史给天津开发区和张炜足够的时间，民主评议会坚持下来，完善成熟，从开发区向天津、进而向北方推广，那将是什么样的影响和景象？如果天津开发区民主评议会的章程，能够得到国家立法机构的支持，成为相关的法规，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中，将会填补何等重要的空白。果真如此，腐败、官本位是不是就可以有效地遏制？
回顾上世纪80年代天津开发区的历史，还要重提几个人的名字。首先是张炜。他曾经是中国最年轻、最有作为的高官之一，在历史关头，选择了和自己理念一致的道路。如今，这个名字，被很多人遗忘了。杨帆，为了投身开发区民主改革，不惜放弃北京户口。2000年后，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其实，今日杨帆，还是那个搞民主试验的杨帆，特立独行、讲义气、直来直去，以非主流自居，反思改革。还有一位青年叫皮黔生，无疑是当时民主改革的参与者，后来官至省级，如今锒铛入狱。如果当年的民主改革持续下去，他会是今天的命运吗？恐怕根本没有机会腐化。追根溯源，这是皮黔生之过，还是制度之过？
25年过去了，天津开发区的那场民主试验虽然没能继续下去，但是，它毕竟是中国改革史中重要的一页。其价值，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恰恰是会被再发现、再认识。
最后，以当年报刊为天津开发区民主评议会充满激情的报道作结：
“使公仆真正置于主人监督之下，天津开发区民主评议会有权质询弹劾干部”（《中国青年报》）；
“民主评议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舞台上独具创见的剧目；中国民主化潮流向纵深发展的见证；中国民主化进程上的先遣队。”（《发展战略报》）
“注意：蛇口民主落后于天津了；试问：蛇口人何日方有弹劾权”（《蛇口通讯报》）。
“有朝一日，历史学家们会将天津郊外33平方公里被开发利用的盐场，列为中国民主的发源地……”（《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