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报》编者特别推荐：从本质意义上说，体现在艺术家与艺术作品高度的不单单是笔墨精妙和形式的创造，其实更是一种哲学思考和精神追求的高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的卓越贡献，是以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给混浊迷雾中的灵魂以慰藉与指引，对解放人们思想，发展文化、科学，促进政治文明、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代，在文化浮躁、精神意义逐渐远去的日子里，面对形形色色的价值迷津，我们很荣幸在2010年元旦，作为新年礼物，向广大读者奉上周天黎先生这份以历史与文化视角构成的沉甸甸的人文读本。这是一位中华优秀儿女经历了尘世劫难之后秉持良心真诚反思的智慧之虑；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仰望星空的人道主义者、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披肝沥胆、深挚醇烈的理性之议；一位“胸次山高水远，笔端云起风狂”、超越自我玄机寻道、具有时代意义的大画家之惊世恒言；一位心系社会、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艺术思想家向期望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民族传来的空谷足音；一位正在为两千年绘画史镌刻风华传奇的艺术天才、灵魂歌者的虔诚感召。
台湾《中央日报》编者按：具有苏东坡、陆游、李清照那种忧国忧民文化情怀的当代大画家周天黎，视野独立，艺文精湛，秉风骨魂，享誉中外。其对人类造孽产生的精神苦难和灵魂危机的思虑之重；其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坚守与张扬；其心系民族兴衰的赤诚至情；其纵横古今东西、充满哲思的深刻洞见；其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鞭挞；其对文化精英自身道德困境的冷峻拷问，都在印记这是一位为中华美术史和文化史而准备的独特艺术家。也因为如此，从她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厚重且深度绽放的文字，值得世人认真一读。
屈大夫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渔大爷答：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屈子吟道：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屈原问渡
当未来也已成为过往，人生太匆匆，无边的沉默里，又埋藏着怎样的困惑？尽管天地迷蒙，世态汹汹，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体验者和践行者，我仍愿踽踽独行，在自身文化心理和精神人格的重新构建中，苦苦求索，参悟未来，力图在汉语文化时空里，把人文主义的信念升起……
二十一世纪带来的社会变革史无前例，时代的急遽演变如白云苍狗。既有互联网等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有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拂去时代的虚饰，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公权力有复杂纠缠的利益集团对市场、资本的扩张与争夺，加上官僚腐败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治理，亚智慧渗和着的“潜规则”像毒蘑菇那样四处生长，一些地方，法令为罔上之美观，章程为欺民之幻术。人性的衰败，使社会公正、公义的制衡面临严峻的挑战。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人口危机、信仰危机、分配结构危机等深层次危机日趋严重，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互助伦理和理性预期正恶性沦陷。心灵的腐烂催生着良知泯灭的人群，恶变为一堆堆只有私欲的毒蛇群，失去监督的权利与疯狂逐利的市场鬼魅尽显，人性中动物性甚至魔鬼性的一面正在得到可怕的张扬并以此形成价值标准，极大的伤害着人的灵魂和人的是非感，急待真善美的熔金流霞和高贵人性的浩荡春风来救赎。而思想者们的反思不能不意识到丰瞻华丽下全社会人文素养的急速衰退和精神的贫血化日趋严重，以及人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异化和扭曲，重压和束缚。人们不追求超越，也不敬畏神圣，消费主义正激励人们以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满街都是梦想一夜暴富的人，且正毫无顾忌地消耗着子孙后代的土地和环境。知识界思想作伪与道德作伪的特征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明显露骨，各种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大行其道，极功极利、极取极欲，失去了基本的价值理性，轻浮无根、玩世不恭与无厘头的浅薄文化正演变成一种抽取了灵魂的平庸恶俗的游戏，劣根纵横，丑陋无比，更遑论“与天地精神共往来！”墨子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眼看仕道声价跌落，“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一个个干练的才俊“一失足成千古恨”，中了“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谶语，愧疚中夹着酸楚苦涩，前仆后继地从官场走向监狱，丑烂状况触目惊心，正在突破社会的承受底线。一些企业家则将商道规范异变为政治权谋、丛林法则，与贪婪权贵勾结，行不义之图，在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毒化着社会的商业生态，人算、鬼算、天机难算，最终把自己算进了危境险地，难逃败局。连北大也以产了多少富豪自豪，清华又以出了多少政要为荣，中国两所顶尖大学不以学术短长为校，却庸民之迷，市媪之梦，以现实媚世惊座，让人心寒。面对世风日下、世道浇漓和一场场自然的、人为的灾难，人们常说“多难兴邦”，但我要问华夏大地：邦“德”何在？说真话，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1970年）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过的“中国人有三大弱点：贪污，懦弱和残忍。”至今仍然赫赫在目。精神腐败是全面腐败之源，“仕风败坏士风，士风败坏民风”，精神上支撑不起来，迟早会堕落到“全民腐败”，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社会，最终会导致人心的错乱。孟子名言“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这更让我们去严肃思考高尚文化精神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独一无二的作用。每个社会需要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来针砭时弊，只有拒绝庸俗、呼唤良知，只有自由的思想、人性的道义、人格的高贵，只有以对心灵坍塌倾圮的拯救，只有以道德理想主义的激情狂飚，才有可能去缀合这个时代的精神碎片！
艺术与审美的人生密切相关，艺术家只所以高于一般艺师技匠型画家，分别在于，艺术家是以思想和精神进入到某个层面并用创造性的艺术视觉语言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知觉与意识。故为艺者必先思，画家无文则庸。艺术家是人类认知和认智及认能途上的永不停歇的行者，骨血之中承载以知识与学养淬炼出的对真理、文明的永恒追求。艺术是人的心灵历程、人的灵魂的表达。伟大的艺术还会成为拯救人类心灵的精神财富。格物致知又是艺术家认识“道”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对人类现实社会及自然界动态性的考察，再结合古代前人的文化思想的结晶，以探问道，以思想道，以哲学思辨苦苦求道，才有机会悟“道”。所以，只专心专注于艺术本身的学问是不够的，需要涉进到人类社会文化这个整体学问，需要丰饶的文化精神和高贵的生命哲学作心灵的内涵。记得有人说过：“一个经历了审美教育的人能够通过美获得知识和意志的训练，具有智慧、爱心和创造力，并达到自身的觉悟和新生。”我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家的观照对象永远应该与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我认为有良知的艺术家无法回避对社会史的认识和反思，也不能不思索：拿什么去拯救我们的世道人心？林风眠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大声疾呼“社会之枯燥应由艺术家去润泽，民众情感之沉寂，亦应由艺术家去唤醒、激动、安慰! ”希望艺术家们“牺牲自我而拯救那污浊的社会，堕落的民众，沉沦的世界。”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艺术的本质有多少理解。有人说过，好的艺术也分两种：有的艺术就像一根蜡烛，只是一室之光明，最多照亮半个艺术圈；有的艺术就像一个火把，可以照耀艺术圈之外。我认为在当代，真正的艺术大师对人道、人性、人权、人本、人学为内涵的“以人为本”的命题，必然有着本能渴望的追索，有高于物性存在的精神范畴，在人世间精神枯萎凋残，沉堕于物欲大梦之际，有着一颗早起的心灵，在大孽大爱大伪大真中，有为正义的努力，有给予尘世的润泽，更有铭刻在精神纪念碑上的刚硬结论。却不会身居迭翠深山，采霞而食，绝谷饮泉，不食人间烟火。诚如俄国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V.G. Belinskiy，1811年—1848年）所说：“任何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和石涛所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道理其实是相通的。艺术家只有真诚地关注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理念和人文关怀、文明进程，艺术才能突破世俗政治中不同政党理念的围困，以及超越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而变得更有意义，才能找到艺术的内在质感并使自己的艺术创作成为一种远远高于自我利益的具有人性和道德意义的伟大事业，才能承担起大变革时代艺术应有的社会担当。天刑之、安可解？社会人生，宇宙万象，我不知道，在世俗利益的驱动可以超越一切是非的尘嚣里，作为人文精神传播者的艺术家、文化学者，我们可以影响社会作多大的改变？许多人或真或假或盲目自大或“小人乍富”的暴发户心理，充满激情地在高喊“大国崛起”，我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全面的进步，少不了政治的开明，公平的实现，正义的匡扶，道德的净化，而大国之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是人民大众高尚灵魂和高尚人格精神的崛起。中国经历了政治丛林和商业丛林对人性的双重摧残，不单单在经济上、物质上崛起，更需要在价值上崛起，即人文的崛起，即爱和善、宽容与仁慈的崛起！一流国家输出文化，二流国家输出人才，三流国家输出产品。对一个灵魂缺失精神贫瘠的国家来说，强国将永远只是一个梦，梦醒了也是痴人说梦！“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我们这颗蔚蓝色星球上毕竟有着权钱无以衡量的重量。在欧洲，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首先在思想领域和学理层面对皇权独裁与宗教专制的谬误提出质疑和进行人文反思，带动进入人类文明新纪元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无法出现。俄罗斯19世纪如果没有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小撮作家艺术家面对精神奴役创伤的大地，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奋起言说，砥砺激发了一场自由民主正义开放、倡导以高尚精神为灵魂的文化运动，整个俄罗斯精神早就沉入黑暗的沼泽；如果没有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等在梦魇般黢黑的日子里，镇守住了自己的俄罗斯良心，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天空不会有如此的明亮。我对他们一直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基于自身灵魂束缚而必须暴风骤雨般释放的激情岁月已经过去，循矩圆滑的沉默与空想也不是我的选择。“衰草寡情脱色去，炽枫落爱依香尽。”冰轮碾浪，残月独寻，我只想从心里言说，为我们时代一个执着于自我问道的艺术行者的不应该的缺位；为一个中国画家对自己民族地域普世文化价值的自觉承载；为一种永恒美感内涵里的文化与生命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感悟；为致力于灵魂和存在阐释的然向然。还因为，我分享着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著名新人文主义倡导者萨顿（George Sarton，1884年—1956年）的领悟：人生的追求中犹如一个金字塔，在底部，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看来是分离的，距离很远，然而在攀登前进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人们却会发现在追求的最高点，在金字塔的顶峰是相通的，是四位一体，惟此，才能在美学高度上为艺术意义的生成奠基。
美国著名作家尤金．毕德生（Eugene H. Peterson，1932年—）说得好：“第一，生活的内涵远超过家庭、学校及我的居住环境所呈现的事实，找出它的本质并向未知的境界展开探险，才是重要的。第二，人生是一场善与恶的争战，为了最高奖赏——善胜恶，爱胜恨——而战。生命是一种对真理永不止息的探究，人生是一场对破坏生命本质之事及人的持续战。”天玄地黄，人却都生活在自己的欲望中，作为自由个体的不同精神走向的艺术家，在现实社会中去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自我努力和不同艺术形态的展现都应该得到尊重。也不完全否定以世故练达与现实生活周旋，但不能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一定要坚信这个世界还存在良知与正义，要“留一根脊骨做人”，要深刻认知人的价值，生命，自由，权利，人格，忧患，省察，忏悔，这些东西才包含着艺术家精神的独立与深度，是艺术家汲取人类文明养分的精神资源，是艺术家不可欠缺的艺术之魂，更是人类生存价值高贵生命哲学的重要因子。独立人格知易行难，每一个期望自我提升的艺术家不可遗忘：艺术关注的是人类的生活的形态，以慈悲和关怀关注人类的存在，人性与爱是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真正的艺术家是悲悯的，对人世间的苦难怀有一份同情。要坚守艺术的道德底线、正义的边界，并始终真挚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艺术创作的一种最高境界是表现悲剧性之美感；是一个画家自己的生命，灵魂，良知对真、善、美最真诚的献祭！
“谁不能仰望长空就无法呼吸，谁不能眺望大海就无法生存。”不安的灵魂啊，面对不可测量的废墟与随手触摸到的人性黑暗，你有几多的困窘与诱惑？曾经的绰约已然消逝，青丝晃眼变白发，而记忆如晨光般顽固，总要来临。艺术家能够发现世界里生命的痛苦，世界却无法治疗艺术家的精神痛苦。“你给我看一滴泪，我看见了你心中的海洋。”在逼仄的精神空间，你是如此的步履维艰，呵，灵魂的歌者，你究竟期待着什么？我啊，心里免不了也会有一份孤寂、一份愁怅，忘却不了的怀念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黯然，一种生命之旅刻骨铭心的体验。我也是如此地怯弱，但我并不忧郁。“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色胜春潮。”我只是在深深思索：人为什么活着？人从哪里来？最终到哪里去？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诚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年—1976年）在研究尼采的著作中指出：“尼采并不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自我保存（生存竞争），而是在超出自身的提高中见出了生命的本质。因此，作为生命的条件，价值就必须被思考为那种东西，它承担、促进和激发生命的提高。”是的，嵯峨萧瑟，波涛浩淼，凭栏静听潇潇雨，清风在笑，不再寂寥，作为一个在现世生存中的艺术家，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的崇奉者，我怎么能够隔离世劳、人忧？怎么能够正义与邪恶不分，文明与野蛮不辨？并为之深深忧虑：这究竟是人类的必然？还是人性萎缩的使然？“人文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不能把人文主义简单教条的理解为只是对人性的世俗崇拜，而是以动态性发展性的途径，试图通过人类经验抓住真理的开放视角。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以人的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认知人是人，自己是人，他者是人，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平等主体性之互惠和生关系。以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为最重要的原则，并主张以真诚的民主自由和社会公众信仰及其相应伦理精神的法制秩序，来反映现代社会人高智慧的理性多元、和谐发展的共同存在。尽管我清楚自身存在的脆弱，哪怕我伤痕累累的身心爬行在啼血洒满、肃风咆哮、潜藏凶险的驿道上，哪怕肤肌下的骨头都被摧裂成了碎片，我仍将心无旁鹜、一路歌吟。——因为这就是我前世的天命与今生的躬行！或许，冥冥中我已被命运点中，不然，那沉甸甸的使命感为什么一次次地在反思张力中向我索命而来，我常常感到天空的星星和地上的雨声全都睡去之时，我的灵魂会袅袅遥去，在思想地震际摇曳曳的地缝，在巨大的历史伤痛口，在精神最深层处与死神触碰，一个怖栗的声音传来：“我从未爽约，也不按门铃。死是人生之终结！”憬然间我想起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鼻祖庄子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死不过是气之聚散。强悍奸险的英雄曹操却曾对天长叹：“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是戎马杀戮一生的人感到自己终归是渺小的必死的人时，内在精神空虚沉寂悬设般的、刺骨寒风般的无限感伤。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生寿大限，年命有涯，在岁月的洪荒里，人的存在不过沧海一粟。认同“存在者的存有”的我，无意掩蔽我这个体人生将负担死于其自身，血化烟，肉成灰，遍体焚尽，形销骸散。但我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反面，生是永恒中之一瞬，死是永恒的全部。从《圣经》的观点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生命的起点。死亡不是生命的奥秘，复活才是生命的奥秘。上古祖宗大禹讲过两句名言：“生者寄也，死者归也。”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死是对生的永远回赎。我只想做的是引我存在之精神去与神灵遥契。我大声告诉她：“九泉路上舞婆娑！对信守仁以义为度，义以仁为鹄的人来说，死亡并不能否定生存的意义！”皦皦，双方的手都抓住了死亡的戒规却心照不宣，僵住中她的阴影慢慢离去。我知道她怀疑我是否拥有足够的敏锐和勇气去践履精神生长的历程。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年—1944年）说得好：“伟大的人格，形成了崇高的举止：不为自己而活，也不为自己死亡。” “阳台雾初解，梦渚水裁渌”，我的潜意识认为：艺术家必须突破某种单一精神资源的桎梏，艺术家必须倾听内心的声音，表达内在的呼唤，要警惕思想的囚笼。每个人都有权力信奉并推行中华传统文化中、西方现代文化中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民主的思想哲学；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方式去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却没有权力去否定别人既有的努力和贡献。
“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我深深记得伟大的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在《实践理性批判》结尾说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段话，后来被作为墓志铭刻在他的墓碑上。这段话使我懂得，宁化飞灰，不作浮尘。要让纯洁的良心抬起头来，雪意冲开白玉梅，春光暗度黄金柳，我挣扎着，试图展开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退守于个人的思想与艺术的伦理精神如何去保持其尊严。柏拉图将人的精神能力分为智、情、意，相对应的是人的智慧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我明白，失去了确立生命意义的心灵坐标，对存在本质的物质性理解中焦虑、烦躁、痛苦的状况就无法安顿；真理不会垂青只能听懂私欲召唤的心，对恶之来源的无法解释和顺从，人就会在世俗名利的赏赐中露出魔鬼的得意笑容，并毫无愧色地去欺骗上帝。
“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踨影，赢得一身清风，天子呼来不上船。不断洗涤灵魂与思想激励、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学术精神，真诚地听从真善美的召唤，是一个极赋文化深思精神的画家艺术与生命的基石。记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重新用理性去认识世界。”不能从精神上来认识生命与艺术的价值意义，是中国美术界的精神黑洞，这一黑洞蛀空了不少人的心灵，导致思想苍白，人文缺失与人性意义的蒙昧化，还有那精神被逼入虚无之境的歇斯底里和激情死于激情之后的炎凉！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在受奖演说中说过一句名言：“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故做艺术家难，做一个人格高尚完整的艺术家则更难。然则人需要精神，社会需要道义，历史需要记忆，艺术家的心怎么可以拒绝真实、嫉恨担当、难容悲悯？面对众多的世俗主张和社会逆流挑战时，自己心中的核心价值与理念怎可砉然断裂、变东变西？怎可背弃对质朴生活态度的认同？怎可失去最后精神的信靠？来时，我一无所有；走时，我也无奢求。想想德兰修女去世时，她全部的个人财产，只有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旧衣服。相比之下，我目前拥有的物质财富已经很多了。有太多的弱势群体等待着社会的救助，有一天，我如果拥有过份的金钱死去，耻辱将会使我的灵魂永远无法得到安宁。我对家里人说：得偏安一隅斯亦足矣，家无长物，只有书籍笔墨就行了，秀才人情纸半张，深诋厚诬由他去，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才是最珍贵的。试问，一个对权贵的寄生和对商贾的依赖达到极致而不再有艺术使命感的艺术家，能真正成为一个有时代意义的大艺术家吗？昨夜星辰昨夜风，无论对昨天的遗忘，还是对明天的背叛，当你的生命被物欲缠绕羯摩时，你便丧失良知。先哲说：“守死善道。”惟此，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警我以气，策我以节。我没有乾坤一掷的气魄与能量，去鹤鸣九皋，虎啸丛莽，龙吟苍天。只能悲于斯、忧于斯、思于斯，只愿化作一粒杜鹃花的种子，到枯木间去长满芳馨，去聆听那清丽凤鸣般的吟哦与啸叫；去做一个踽踽独行的精神游牧者，丝丝缕缕，静美流年，水薷微茫，碧落穷秋，越过千里雪，飞度万山岭，去踏碎那光阴的铁锈和缩瑟的千年云烟。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张爱玲曾有一句被众人认为是很虚无的话：“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我却在其来快去疾中体悟到存在哲学的意义，苦乐参半的存在，给我留下了许多苦楚与酸甜。在骇然里细梳世间迥异的人生，滔滔社会万千门道，人玩死人的膨胀异变里，看到了无耻是无耻者的最高境界，善良是善良者的最低底线，这个世界，有多少赞誉，就有多少流言。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贞观良臣魏征鉴言：“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而被“羡慕嫉妒恨”灌浸的宵小伧夫们，总是以他们狭窄阴暗的心态去揣度君子的胸怀，一有风吹草动便孽根发作，造谣诬蔑、告密起哄，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一句话: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我一直提倡并真诚希望美术界要五湖四海，各种流派、不同师门，不同学术观点完全可以在枱面上展开彼此交流、理论争辩，我实在讨厌某些艺术圈班头划分小圈子与势力范围的做法，这类脸色青灰或苍白的人往往怀有鼠类的重重机心，躲在不见亮光的角落里以小男人的猥琐、小女人的阴损、小政客的手段、小耗子的狡谲、小流氓的无赖和俗不可耐的簧舌发射嫉妒的毒芒，甚至总是“拿牛皮当大旗”，又惯用政治阴谋来算计陷害同行先进，揑造“某某是西方反华势力”等等，谗言谎告，助官捕人的手段都想用上！其心态人格之卑鄙，扭曲变态之无耻，已达丑陋肮脏。卑鄙者继续依托其卑鄙维持卑鄙的存在，故此，楼台瑶阙，幕天席地，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看尽繁花霜刈荷。秋月春风，雷暴雨雪，阅尽世态炎凉，尝尽人情冷暖，因为出身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又“不谙世故”，从“文革”开始我已习惯被“革命左派”们咒骂，时间一长，被各式人等骂过了，明知人生沉浮跌宕，都在一颦一笑一嗔一怒之间，过了知天命之年，“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胡适语）在一种原始而深沁入骨的清凉里，我才能体悟到生命质素的厚重。《荀子．修身》云：“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指君子与小人是不同层次的。君子能主动地去控制这个物，而小人呢，总是被物所控制。鹰掠浮云，鸥翻怒浪，流星来的时候，我不许愿，是因为我不忍让它来承担人间虚幻愿望的重负。我在想：我们每个人在谈论别人的时候，所用的道德标准是否也应该用来衡量自身？我自觉地接受以真诚的反思性的精神来拷问自己的灵魂，检察着自己精神守望中的疏怠。我自愿地穿行风烧土染的浓烈，用艺术抵御着流俗的同化，用打磨和淬火来不断祛除锈迹。在完美与残缺的蹒跚中，继续思索前行，追寻着至善的绮丽。
一位叫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家提醒人们：“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它。”人，其实最难认清自己。只要是人类，都会受到邪恶的诱惑，在官场奋搏、商潮谋财与生活磨砺的渐渐圆滑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撒旦的捆绑，并衍生出许多用来掩饰自己造孽的种种伎俩。所以摩西才会心急火燎地下山，痛斥刚刚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竟然去跪拜金牛，愤怒中还掷碎了诫版。记得佛教《愣严经》中有一段关于佛陀和魔王的对话：“世尊（释迦牟尼）曾力辩外道使其一一折服，外教一婆罗门对世尊言道‘此时我无奈何于你，但千年之后我的徒子魔孙将会穿上你们的衣服，拿上你们的经典、衣钵，混入你们的队伍来将佛教彻底摧毁。’世尊听罢，默不作声，黯然垂泪。”世尊虽有“四十八愿”度众生，也度不尽恒河沙数般的劫。邪师盛行，德薄障重，义利失衡，寺庙佛堂、袈裟钵盂都玷污上铜臭淫欲，熏染着金钱势利的“末法时代”，（佛教专用名词，释迦世尊住世的时代，称为正法；世尊涅盘之后，称为像法，再过2500年后，进入混乱五浊的“末法时代”。）急匆匆的生旅中，时间慌乱地流逝，通向众冥的十字路口，许多人徘徊迷茫，踌躇彷徨，感到生命的空虚与隐痛，感到生命中确实有一种荒凉的、令人胆寒的巨大沉默，心无笃定，魂无归宿，思想混乱，没有精神的依托，成为精神的流浪汉，残存在人性本体内的真善美渐渐被现实所吞噬，铸成了许多错中错。官场商场中有的高人自以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身有“五枕骨高正”的富贵之相，又有奇门遁甲之术，玩其休门、生门、伤门、杜门、景门、死门、惊门、开门的八门之法成熟老到，甚至还能操作更高一层的三奇六甲、三盘九宫，以及贯通坤造、神煞、纳音、六壬之精要，可不知地狱之门正在他们面前慢慢开启，勾你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而基督教中的上帝也早已看到他所造的人有了邪恶，在《圣经》（太7:15~20）中警告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还语重心长地对门徒们嘱咐道：“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钞票岂可清恶孽，求神拜佛亦枉然。我有时也会拗问：“经忏可赎罪，难道阎王怕和尚？捐财能超升，岂非菩萨是贪官？！”看云里雾里风貌，禅宗、密宗、净宗、华严宗、律总等，遇层层障碍，“名山大川佛占尽，要入山门须交钱。”连佛教中的一部分人，显然已经官僚化或成为敛财的工具。唯心主义的佛教宗旨一直奉承六根清净，无欲无念的原则，故青灯孤枕，陋宅素斋，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追求来世生活和精神上的拯救。而一些和尚竟然穿着袈裟卖力宣扬唯物主义，甚至提出要“经商发展致富”，岂非搞笑！《华严经》曰：“示现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诡谲的年代没有什么是诡谲。虽然封建专制施予的魔咒曾企图粉碎一切真善美的人格信念，使千年农耕文化的土壤里滋生出根深蒂固的奴性，到处弥漫着心质裂痕下的乞丐琴声，但我们没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社会生存中的我，总要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现实政治、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世俗平庸，我只能这样想：小谎积聚，遂成大谎，上行下效，假亦作真。尽管我们拥有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清诗，还有周易论语道家儒家墨家等等，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依存的伦理道德如果只能建构在虚假和谎言的基础之上，视国士气节、魏晋风骨、李杜诗魂为异己，知识分子正面道德精神受到挤压打击，各层面厚黑学盛行不衰，必将导致大面积的人性本质上的堕落，如果保持其人格高贵性的最核心的精神要素失去了，痴肥长膘的肉身只是一堆粗陋废物。这样，我们的未来希望又在何方？“道德的存在意义在于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任何社会运动（无论是政治的、文化的）都只有以其道德魅力的感动，才能赢得更广泛的支持。我不讳言自己也是一个专制文化的带菌者，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都是罪人。但既然我已看到我们民族文化肌体上长着的污烂痈疽，既然我已看到社会道德底线的可怕裂缝，我只有不断地阅读、思考、观察，犯风雪、衔锋镝，直面一道道阴冷的黝光，努力去认清时代的变迁与走向。我多么希望自己能登上人性之巅去透视出举世混沌的清醒，去寻找重建民族精神家园的道德高标。我改晚清著名词学家况周颐《蕙风词话》中句自我咏叹：“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画心也。”
任何精神体系一旦被绝对权力加冕为绝对的一元价值，就会以精神专制的面目，给人类带来摧残心灵的狰狞黑暗。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终究会以原来的面貌显露出原型。加尔文主义的严酷原则是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怪胎，这位23岁就写出优秀人文主义著作《评塞温卡仁慈论》的人文主义者，而后又写出神学名著《基督教原理》的重要宗教领袖，一旦集世俗特权和宗教神权于一身后，就彻底背叛了“信念是自由的”这个他自己一直宣扬的宗教宽容宣言，以上帝代言人自居，以“上帝的意志”命令人民向他顶礼膜拜，极端地剥夺了人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最后蜕变为双手沾满鲜血的卑鄙的反人类的杀人魔王。他至高无上的控制着各种权力机关——市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巡捕和监狱，所有公开出版的文字和言论，都听任他摆布。他丧心病狂地诛杀“异己”，把许多不同信仰的人游街、管制、苦役，拖往刑场斩首、绞死、溺毙、烧杀。为了维护他“一个伟大的主义、一个神圣的真理”，甚至运用谍报网抓捕他旧时的同道、另一本七百页厚的重要神学著作《基督教补正》的作者塞尔维特，又以“保护羊群，肃清恶狼”之名将塞尔维特绑在火刑柱上炙烧了半个多小时，使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思想家在极度痛苦的惨叫声中死去。这种先烧书，后烧人的野蛮杀戮结果使加尔文坠入了魔道。问史于中国，政治又何其诡异？多少社会精英以叛逆、青春和浪漫透支了未来的激情，谁又能预知激荡历史演变的狂飙以惊人的能量席卷一切。“……对20世纪中国美术影响力最大的人，不是一般常讨论的蔡元培、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李可染、潘天寿等等这些学者及艺术家，而是大革命家毛泽东。他是中国空前大革命的最高象征，而这场革命决定性地支配了美术运动的走向及其社会功能。”当我从台湾本土最具代表性又深怀大中华情怀、且有世界性艺术视野的大画家林惺岳50万字著作《中国油画百年史》中读到这段文字时，有一种醍醐灌顶、惊心动魄、两耳轰隆的感觉。我记得张彦远（618年—907年）在《历代名画记．唐朝上》中记载，阎立本曾痛感“以画见知，躬厮役之务”的羞辱而严令其子不得学画。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早年也曾在《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中言之凿凿地写道：“文艺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首先于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坦言：“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极左”狂热肆虐的年月，弯曲悖谬，不管是已有千年之久的传统国画，还是引进不足百年的西洋油画，都无一例外地行使着革命机器中“齿轮和螺丝钉”的职能。当“红司令”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被兵马俑鬼魂附体的百万“红卫兵”疯狂朝拜，由人演化为神，并欲以自己的意志和绝对真理去规定人类永恒的宿命时，事物的发展也走向了它的反面。“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马蹄枪声，尘封了战争岁月，却吹来血雨腥风。”历史命运的反差里，文化的骤然破碎中，审美激情喷珠溅玉的源泉黯然枯竭，一幕幕僵尸与白骨之舞的悲剧，却怵目惊心地发生了。敢于站在官方主流的对立面、为民族自然生态环境担优，六次上书阻止三峡建大坝的黄万里说过: “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历史也一次次地作出证明，任何庞大的统治者，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与手段，去迫害坚守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最终留下骂名的一定是自以为聪明的统治者。因为那种以国家专制权力大规模地摧残文化和摧残文化人，以及通过思想整肃和精神迫害来摧毁文化人的心灵，是一种实实在在、道地道地的铁铸的反人类的罪行！正直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要熬过这么多的政治运动确实不容易啊！那是思想信徒的生存劫难！罗曼．罗兰指出：“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沧海苦笑话当年，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掏空良善人性后的病态政治对艺术的可怕影响，以及艺术家无法遵循艺术规律和心灵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时，如何在限制中苦苦挣扎。也认识到许多文化政策是多么的滞后，许多讲真话的声音不仅仅依托于学识，更来自于良知和勇气，包括改革创新的艰难。啊！黄沙卷走风中的字，别让悲剧成为被遗忘的历史。
批判俞平伯、声讨《武训传》、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派，直至“文革”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再摧残着整个民族的审美感觉，进入到只会唱语录歌和样板戏的年代，整个民族的心灵和审美意识也被压抑到残破不堪的地步，只剩下少数十三点兮兮的指鹿为马者闭着眼晴在血泪斑斑的土地上绘出桃花源。今天，因旧有政治斗争需要圈禁艺术生态的铁链已经松脱，眼前展现着人性褪色后，曾经被教条格式过的脑子与道德良心的衰竭以及权势和金钱暴发户带给社会的张扬、虚妄与疯狂，窒息和腐化使人丧失了必要的视野和胸怀。在这个思想蜩螗、艺术精神显得涣散而迷茫的年代，孤独是坚持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哲思者——人文艺术家们的必然命运。粗砺的现实中，眺望渺渺云千迭，精神指向对抗着物化标准；对抗着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无数清晰的朦胧的渴望，刻骨铭心又郁闷迍邅，承受灵魂和肉体双重拷问的人，一点一点地悟觉，一点一点地渗进理想的光芒，生命追溯文化，文化也在塑造生命。
基督教里有个说法：神在造人后，发现泥做的人总是软弱的，一经风雨就会倒下，于是神在人的背上插了根脊梁，这根脊梁在人遇到无论多大的风雨、多深的坎坷，终可以让人类屹立不倒。这根脊梁就被称作信仰。信仰也是一种崇高的内省精神，信仰又是人类内心深处幽深宽广的花园，信仰的缺失会让社会中的人无所适从。信仰又与灵魂有关，否认灵魂的人，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灵魂、或者是一个沉浸在冷漠和虚无中的灵魂，又谈何艺术之魂？个体意识、沉思精神、灵魂的忧虑是大师级画家们的天然秉性。因而，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态度的民族，总是折难天才，也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应该明白，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哲人柏拉图在论及真理、灵魂和理性的关系时说，对于最高的真理（理念世界），人的理性是无法达到的，只能依靠灵魂的飞升仰望，艺术上，把艺术视为生命至爱的情种才能感知艺术的永恒，也不会把精神局限在可见、可毁、可朽的形体之中。而灵魂的色质，决定着灵魂的姿态，谦卑在尘埃的伟大画家梵高（Van Gogh）平静地说：“看星能令我造梦。”“我们可以搭乘死亡抵达星星。”人生朝露，艺术千秋。前世今生、今生前世，万仞冰山觅雪莲，天涯漫途亦如邻。我纵有一肩担尽古今愁的悲壮，奈何！褒来何荣，毁来何辱，毫行疏狂君莫笑，物外畸踪几人知？恽南田说：“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时光轻捷，如马踏飞燕，闲云留鹤步，心随朗月高，“同能不如独诣”，和美的深奥内蕴日趋接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谦卑的画笔，砥砺姱修，翰墨情韵铸艺魂，以无我之象形，欲对艺术形式作颠覆性的拓进，潇潇洒洒，抒写千千阙歌，飘于远方路上，聊记人生雪泥鸿爪。
山色南来莽苍苍，荆裂棘断，烟凝风滞。我多次见证过人挣扎不出命运的荒凉，人变成疯狂的荒凉。天灾人祸，民殇国难，青衿学子满街血，苦涩的碱沼中苦痛的心根在纠结苦吟。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我明白，儒、释、道、基督、伊斯兰五教之心灵修炼，其共同的关键核心是“善护念”，一息尚存的正义感，使我常常梦见到先哲屈原遭谗放逐，颠沛流离，行吟泽畔，莫大的文化孤独中，自沉汨罗。他有对楚怀王愚忠的一面，其人格中某些消极的东西不足取，但瑕不掩瑜，373句2490字的《离骚》，读来摧人断肠。“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句中，满蓄着对人民大众的悲悯同情，可称逸响伟辞。幻中，听见胡耀邦游魂在云端叹曰：“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三更惊醒，涔涔汗下，我沉思：彻底实用主义意味着彻底的思想和精神的污染，所以我无法欢歌醉舞。我知道艺术家可以天马自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然而，子夜梦沉，深处忧戚中，我愿更多地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我眼前已不再是西西弗斯所面临的绝望山坡。不畏浮云遮望眼，我们更不能因为生命中充满连绵不断的困苦和灾难，就消极地让仇恨来充塞自己的生命。若望．保禄二世有这样的告诫：“不要去想恨和报仇，而要爱，因为最终魔鬼会被自己吞噬。但若失去爱，魔鬼就会以其它形式卷土重来。”只要我们懂得用良知去共同守护，理想主义的余晖绝不会有穷尽，并将不断充盈。它似克制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发展之恶菌的特效灵针；更似来自圣洁心灵的源泉，滋润生命，灌溉大地，搏动着华夏之脉。
思想不是现成的概念和教条，思想需要精神上的艰苦对话和探索，而进步的思想文化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阳光雨露。《左传》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意思是认祖归宗，前提是弄清血统。然而，生于历史断层的中国人，对孔孟之道究竟有几多了解？原始的儒家学说不失为一种优秀的伦理学。真正的儒学全义，既不是千年古董也不是当代的救世良方，它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思想中的重要的一种，值得我们分析研究和选择运用。孔子、孟子、曾子、子思、荀子等等以理性主义和仁义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学系，其淑世热忱的思想智慧不是属于哪一朝代，哪一个皇帝，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国家的，而是天下人类所共有的精神文明财富。“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易经．系辞传上》）真正的孔孟之道，其实就是天道文化，视天下苍生万物由天道而来。其思想本源和周文王被困在羑里悟出来的天道法则《易经》相通。（严格讲，《易经》本有三易：人易《周易》，天易《连山》，地易《归藏》，但自宋以来千多年，《连山》和《归藏》都隐在道家秘传，世间只有《周易》，所以久而久之，世人便视《周易》为《易经》了。）天道是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的，大家知道《易经》算卦，经三易为一爻，而要有六爻才成一卦。天道焉、人道焉、地道焉，三才而两之，为六爻。“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儒论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西行不到秦”之要义。必须认清的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一直都充满着专制主义的色彩，当儒家文化经过一个权力选择的过程，“劝王为善”被逐渐抽离，“驯民为顺”被无限放大。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以“我注六经”的手法，对儒学进行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量身打造”，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唯一封建正统思想，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被强力推行以来，“为执政者所用”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致命缺陷是自由精神、人格平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严重欠缺，这样被鸦雀啃啄，蛆虫嚼噬过的“儒学”，实际上已成了“伪学”、“伪文化”及“伪道德”、“伪伦理”。嘴皮上最推崇孔孟仁义的是君王，行动上最无视仁义的也是君王。出于统治功利的算计，孔孟“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充满人文关怀和博爱理念的仁政思想被刻意淡化。孔子被一次次涂抹着脸上的色彩，张扬着他的旗帜。历代皇朝都热衷于修建、扩建孔庙来“神化”、“王化”孔子，唐代大修孔庙5次，北宋大修7次，金时大修4次，元代大修6次，明代重修、重建21次，清代修建14次，实质上都是为其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服务。如此经过长期的封建酱缸体制污染的思想资源必然捉襟见肘乃至式微枯竭，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积极进取的文化张力之原因，也是中国社会奴性思想和劣质文化的制度性根源！说穿了，封建社会提倡的文化就是君主文化，官本位文化，文人效忠的文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传统的意识还有着入骨的遗传！因此中国人惟官是贵，敬官、怕官、恨官、又想当官的遗传原因经久不衰。而圆滑媚上又是封建官场安身立命、确保官运亨通的“护身符”。以致胚造出许多人性残缺不全的琐儒、俗儒、蠢儒、小人儒乃至鸡犬之儒、被专制抹掉人格的奴才侏儒四处涌来！合当年梁启超讥骂之奴性：“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甚至“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根本不是新世纪人类正当的文化伦理，却是“人人在真理面前的平等”为信念的人类高级文明阶段的退化返祖！所以“五四”新文化诸子为了摆脱陈旧腐朽的传统，针对其反民主反科学的封建特征，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果今天中国的国民文化仍以此为意识形态的支撑，作为一种国家话语，在这样的“儒家复兴”、“弘扬传统文化”中去寻找道德秩序，以这样的“儒家复兴”为纽带去建构“文化中国”的共同体，那么，它将成为历史反动的发动机，而不是文明发展的推进器，更不能实现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事实已经证明，文化民族主义的道路就是义和团的道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把奠基于文化复兴以来，有数百年之文化发展背景的西方现代文明，视为全人类共同的理性成果。不管保守派传统派和改革派激进派怎样焦虑自己的文化身份，都得承认这个事实：佛教是东汉初年才从印度传入华夏，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是在欧洲，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起源于古希腊，甚至连平民百姓高官位尊者身上穿的西装领带都不是中华本土的。当代80%以上的重大科学技术，现代生产商贸流通方式，更都直接间接来自西方。“民主是个好东西。”——现代政治理念的智慧上，也远远超越黑暗专制愚昧的封建主义。我深深地感悟到，人类先进优秀的文化和哲学没有疆界，文明，就是必然规律的呈现。民主和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不然，康有为不会为自己看到的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明而赞叹：“近日欧洲之盛美，今且当舍己从人，折节而师之矣！”孙中山也不会有这样的认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邓小平总结苏联大清洗教训和中国“文革”浩劫后，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坏可以使好人变坏。我不否认中国社会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也反对全盘西化，不同意把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模式，主张在迎斥和选择西方文化时，要注意不能把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病毒全盘下载。外国的月亮再圆再亮，终归不是自己家的，也当然地坚决反对中国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上附庸的任何企图，同时也支持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对国家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我不做地域主义者，对有些人一鼓脑地批判普世价值，甚至视其为仇雠，我觉得这不仅是蛮横而且是愚蠢的——盱衡客观效果，等于在与先进科学、进步文明为敌！我们一直在说要面向和拥抱世界，要和国际接轨，试问：我们要面向拥抱的世界、要接轨的国际，究竟是含义为欧美等西方现代文明的世界和先进的国际？还是含义为朝鲜、伊朗、苏丹、缅甸等落后的世界与落后于中国的国际？以人道、人性、人权、法制、民主、宪政为核心内涵的普世价值观，不但是人类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思想精神上的一次大解放，也是全人类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摸索的高度的文明成果，更是人类可以达成基本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没有民主、自由、博爱的价值的制度必然是非正义的制度！普世价值就是今天的天道，普世价值不能反，谁反谁就毁灭，谁逆天下人心所动谁就必然灭亡！道理不辩自明：长江的源头只不过是一支溪流，因为后来的不断吐纳，最终成为汪洋；大唐之盛，盛于胸襟广博海纳百川；晚清之颓，颓于封闭自守不思改革。一个自信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宽容倾听和理解接纳不同的声音。不可否认，西方自由宪政民主思想是一种人类先进的政治理念：“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回头看看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简直就是赞颂鼓吹美国自由民主思想的根据地。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是中共创党的滥觞之一，就是因为对民主的追求，对专制的反抗，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对言论自由的肯定成为争取人心的旗帜，从而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政权，蒋介石政权就是因独裁专制腐败而亡。这段历史就在眼前啊！在当今和平的年代，一个国家最重最大的战略利益就是在不同值观的相互交流渗透中，汲取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思想来提升改善发展壮大自己，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越来越充满创新和活力。“国民之自由心愈发达，吾中国前途愈光明。”至于某些经常在电视与平面媒体上大骂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所谓专家学者及名流，有的早已在西方国家筑巢，口袋装的西方国家护照，一边享受着西方国家的福利金，一边口沫横飞地高喊着“爱国主义”大赚中国的人民币，那边利大靠那边，比川剧中变脸的绝活还要绝，这类对中国有意（捞刮好处），对中国无情（没有责任）的暧昧的乖巧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浅薄言论岂可当真？“民主还是中国的最好，朝鲜式民主第二好，古巴式民主第三好……。”——那些跑火车的嘴巴中鼓吹出来的舆论导向焉能惑众？由这样一群“老外”来教育我们中国人爱国，不使人感到滑稽吗？（译录美国入籍宣誓词：“我在这里郑重的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请上帝帮我。”）本人完全无意歧视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同胞，只是不想被某些貌似“很爱国”人士的言论所忽悠。当今是信息化的时代，已不是夜郎自大的时代了，民众的自由思辨力不是强制接受和灌输意识可以愚弄的，“死堵”不如“搞活”这个道理，只有愚钝如顽石者不知。所以，对正在向艺术大家、艺术大师阶层迈进的艺术家们来说，对真正有远见的艺术批评家、美术史论家们来说，对决心把自己祖国带向繁荣富强的21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们来说，要勇敢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政治、文化和观念上的压力，在哲学意义上视传统主义和西方主义不是必然的对立关系，不是充满敌意、机关算尽、大国血酬、你死我亡的博弈格局，而是相互对话、彼此融合与共同提炼人类智慧的关系。我认为：好的制度首先是有人性的制度，只有人性和人道，才是人类一元化的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才是衡量任何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类行为的试金石，才是人类社会应该普遍推崇和信守的最基本的文化理念。我们要走出“两分法”的思想迷误，对事物不要总是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立场中，去做出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有个争论的本质我必须说穿：“中国价值/西方价值”的狭隘框架和二元对立是“伪爱国者”、“爱国贼”封建卫道士们散布的毒雾蛊惑！——前清辫子家家有，末代翎花点点香，等于清皇朝王公们说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匪夷！等于在1913年6月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导演民国首次官祭孔子的袁世凯，在1915年授意杨度写出《郡宪救国论》，第一次系统地运用“国情论”、“渐进论”、“素质论”、“特色论”等来证明共和宪政不适合中国，以及被其豢养的“筹安会”编写出两部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的书，大力鼓吹中国不适合共和、只能恢复封建帝制一样荒谬！等于深圳当年设置特区被指斥为“恢复殖民地”一样错绝。21世纪，日益月新的现代科技文明快速推动着社会意识由疆域性的民族国家扩大到超疆域的全球人类群体，世界不再是孤岛的组合，人类的生活圈和思维视野正逐渐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把头上的辫子当作巨龙甩只能自娱人娱，世世代代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在皇帝面前，大臣是奴才，在上司面前，下级是奴才的我们的民族，在新旧观念的碰撞和争论中，要敢于走出“民族神话”——急需纵览世界，拥抱时代，以大魄力、大智慧、大思想、大跨越的超越华夏母体文化的宏大思想及其崇高精神来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去登上人类文明的新台阶！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启蒙、理性、科学是人类现代化建设进程盘整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在本质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精神重建的过程。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端以来，社会的每一分进步，艺术创新的每一点突破，都离不开“启蒙、理性、科学”这六个字对意识形态禁锢的桀骜不驯地强烈冲击。充满活力的社会精英们怎么可能去维护一种连自己都在怀疑的教条僵化的思维意识形态，并以此去作为人生与社会指南呢？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深刻的反思，报忧不报喜，批判现实，警告危机，是思想者显着的言论特点。一个社会如果批判精神瘫痪失语了，说明这个社会肌体的健康出了大问题。没有批判性哪里会有真正的建设性？人们要开始警惕：一个民族的思想与文化意识是否正在整体性堕落！我重申：思想者的原则就是思想自由。没有怀疑的精神，被落后传统思想传销而又条件反射的被脑人，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只能算是一个“知道分子”。尽管做清醒的少数者是痛苦的，但走不出狭小精神空间的人，是长不大，也走不远的。至于油滑与萎琐者，更是品格堕落的文化病态。世界观的核心是哲学观，当前的社会存在着太多的逻辑漏洞，哲学的怀疑、诘问、反思、批判和否定之否定，是导向真理的唯一途径。“哲学是学之学。哲学正德明伦。”（张申府：《所思》）只有从哲学角度讨论真理问题，其意义才能涉及到人类的一切认识领域。哲学不从属于某个权力和主义，哲学甚至常与世俗世人为敌，哲学就是为无意义的人生寻找意义，哲学是对精神故乡的不停追寻，哲学并不仅仅研究明晰的、善的、理性的事物，哲学对世界和人类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探索永无止境，而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艺术作品必有一种哲学的底蕴。自由的思想也是科学发展的土壤，只有在自由开放、鼓励争鸣、容纳多元、接受异见的环境下，才可以让杰出的人才们无限想象，自由探索，促进人类科学不断向前发展。150年前，也就是1859年11月24日，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神学专业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1882年），冒着被统治阶级及正统神学权威陷害的危险，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的学说，以全新的思想进行了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再者，近期美国宇航局通过最新研究资料初步证明，火星上曾经存在生命，火星生命可能曾以一种古微生物形态随着火星陨石登陆到地球。这一重大发现为地球生命来源乃至人类起源增添了新的发现。如果这个发现最终被证明是真实的，这将可能是人类对宇宙探索最辉煌的成就，并引发人类哲学思维的重大演变。自由孕育真知，想当年蔡元培把古代顶级书院的京师大学堂改造为名副其实的现代一流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时，实施的办学理念就是这八个字：“相容并包，思想自由。”深度的思想成果无不是以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为基础，而专制必是扼杀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的。李大钊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指出：“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有时，那些被指斥为异端的、犯禁的、孤立的、危险的思想，其实是代表了时代的先进。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顶峰，能否接受差异性的思想观念的存在，是野蛮与文明之分。爱因斯坦的见解闪烁着智慧之光：“无可怀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三卷巨著《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of Marxism）作者、当代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的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1927年—2009年）忠告世人：“我们只有感谢不一致性，它使人类生存下来。”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对权威的盲目信仰是真理的最大敌人。”鼓吹和强迫实行一种不可被审察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并据此以国家权力来推行社会意识的一体化，实际上就是“纳粹式”和“文革式”的思想专制。世界上任何思想体系，若不允许探索和思考就必然陷于僵化，陷于落后，陷于被动，最后濒临破产边缘。思想自由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而是人类进取之匙，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而来并应该朝更文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史就是思想解放史，人类社会面临的文化抉择必然是多元复合的，人类自我思想认识的提高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命运，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也是人类的进化所需。一个民族的不幸，一种文明的衰落，归根到底是因为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当下，社会各个领域的观念正处在更新之中，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思想大解放，社会就大进步；思想小解放，社会小进步；而思想不解放，社会就不进步。没有思想自由、蜷缩在陈旧思维体系内的民族只能在漫漫长夜里摸着石头过河。写到这里，我对西方国家少数致力于研究外星传导的科学家们肃然起敬，他们忍受着一生的孤寂，面对着总是失望的折磨，在茫茫宇宙中，探寻不可知的外星生命，甚至思考着地球死亡之后人类的出路和警戒着来自外太空的毁灭性灾难。先哲说过：“如果人类的祖先没有理想，今天我们就会依然蜷缩在树上或山洞里，身上裹着树叶或兽皮。”思者无域，行者无疆，“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让我们给思想插上翅膀，让我们的思想自由地飞翔！壁立千仞，警世通言，真理滴水穿石，穿透花岗岩！
艺术探索追求的精进，需要不为流俗所动的独立精神，需要康有为所谓“务在逆乎常纬”的气魄。思想的浅薄落后及精神的世俗虚伪是导致中国画坛人品画品平庸化的主要原因。一个艺术家能否在艺术史中留有痕迹，除精湛的艺术技能外，重要的一点是看其作品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再者，艺术必须是创造，泉涌的审美想象伴随着燃烧的激情把主体情思灌注到艺术作品中，展现饱含着人文风骨与时代情怀对传统中国画现代阐释的经典性作品，才能闪耀在美术史册上。“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噫吁兮！这个隐显门庭藩篱、权力之惑，极度时效的物质社会里，“我笑世人太现实，世人笑我太离奇。”唐代大画家张璪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主张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感的高度统一。哲思慧语：色、受、想、行、识，五蕴相贯；动、痒、凉、暖、轻、重、涩、滑，八触生发。作画时有气傲烟霞、势凌风云之神韵，慕情油然。天不老，情难绝，看什锦世界，痛笑苍生红尘事，故我笔下的花鸟画尽可能摆脱“纤弱凡俗”的牵缠，还时不时以对时代的感受为经，以对人生的体悟为纬，进技于道，融己魂画魂国魂的郁勃昂藏于笔墨物象，昊彼苍天，寥寥长风，艺途孤履，襟怀遥寄。
《道德经》第四十九章言：“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矣。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矣。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浑焉，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观今宜鉴古，问复兴之道，涉漫漫来路，瞭望眼前山河岁月，审视“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官方正史，包括被史学家认为编撰得“最好”的前四史：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洞穿到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的另一面——是创造了凌迟、腰斩、车裂、炮烙、扒皮、点天灯、五马分尸、灭九族等等残酷的专制。那片被封建黑暗轮番凌辱、统治、镇压、奴役，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又常常被谎言、矫饰所掩盖的大地，往事哪堪追？千年盼一帝，开明的君主实在太少，剥除历代权力意识形态装饰的伪善面纱，岁月断垣映照着时光残壁，夏桀之昏，野坟遍地，商纣之政，肉酱史创。反封建的大旗在我心中猎猎作响！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写道：“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也都身受过。”黑格尔早在1822年就深刻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谭嗣同明言：“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皆为秦政。”穿透时空的沉思，以文明的尺度俯瞰世代岁月风尘，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及洪杨的太平天国等等，真是“权斗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安邦济世诈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冷眼旁观桀纣事，宴客高楼瞬时倾。”几千年苍茫，天干地支常轮回，马上王侯成粪土，口中万岁化梦呓，暴力制订政治规则的来来往往，成王败寇，城头变幻，一个个王朝土崩瓦解，一个个新皇登上龙座。拥有一群武将、文臣、谋士的各个武装集团在候补君主的率领下逐鹿中原打江山，多少大奸大雄的枭骁好汉自喻“上膺天命，下餍民心”，手握社会革命的正义“以暴黜暴”，波澜壮阔地一遍遍将大地血染。千年事屡换西川局，冲天之鹏，翱海之鲲，奔漠之骏，憩林之凰，尽鸿篇巨制，装演英雄。冷眼看，画皮底下，乾坤套里，跳死猢狲！今天，我极目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幕大戏，月旦豪雄，评骘群魁：“天子瘾”都是挡不住的诱惑，都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对极权的执拗追求，从洪宪登基，到委员长、到伟大舵手，都乐此不疲。为此，难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1630年—1704年）在《潜书》中直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也难怪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一文中，十分厌恶地痛斥：“（太平天国）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许多有过理想主义追求的优秀者，当他们变成了统治者，有了权力光环的时候，却变得那么卑鄙，那么丑恶，那么凶性，成了弄权高手，祸国奸雄。历史往往在回顾中才会显现出清晰的逻辑。“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横强成王道，苍生痛哭深，问社稷谁是正统？灯下读史：李斯相秦，献禁百家绝辩争、焚书坑儒之策，主张弃仁义、行苛政，以权力暴力把社会压扁，使民战栗。秦始皇病亡后第十八子嬴胡亥继位，即下令把20多名兄弟姐妹连同秦始皇后宫全部捕杀，李斯父子也被腰斩弃市，“人为刀，我为俎”，权力之争、“烛光斧影”的宫廷黑幕政治中毫无人性可言。秦皇何及秦砖固，秦父子如此冷血凶残的恐怖手段，虽然得到了一个时期的“刚性稳定”，结果是菹醢尽处鸾皇飞，“二世而亡”。整个社会又陷入了刘邦项羽争做皇帝的兵连祸结。现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勒庞（Gustave In Bon，1841年—1931年）针对当时正发生的辛亥革命做了惊人的预言：“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盔甲的社会，等待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早有告诫：“暴力革命形成的权力，不会给人民民主自由，只能是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安庆新军抛头颅，广州春血沃黄岗，可歌可泣。可惜，推翻了帝制，还是在专制中。百年回首辨忠奸，当刺杀民主主义革命著名活动家陶成章的凶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忘记了黄花岗等等起义中碧血横飞、舍身成义的先烈们所追求的理想是推翻封建专制，去建立一个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共和国，以「白色恐怖」来压制舆论，滥兴文祸，追踪剿捕异己，在1938年炮制出来“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时，当国民党的特务暗杀闻一多、李公仆等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卑鄙行径暴光后，明眼人很快看穿又来了一个“奉天承运”、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下的蒋家王朝。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个封建极权式的统治，自出生即携带了崩溃基因，但凡“忠于个人“的社会都是愚昧黑暗的社会。现代，党派政治竞争如果用阴谋暴虐与血腥格杀来进行，只是权力更替的游戏，它没有任何进步可言。事实上，偏执暴力是一种低层次的强盗逻辑。任何违反人性、人道与宪政主义的政治学说及政体，其运程不会久远！令人叹息的是，接下去，为了推翻这个腐败得千疮百孔的政权，神州又是多年的兵荒马乱，国共群英千般计谋万种兵略展开逐鹿中原，志士头颅处处抛。峻烈的中国人对烈峻的中国人杀红了眼，可怜的中国人在残杀可怜的中国人！习惯于暴力较量的人群，用刺进对方心胸的刃，用滚烫的血，维系了彼此。多少黎民化干尸？隐忍不言的痛，生命的互戟中，深不见底里，是几千万个亡魂枯骨，被装上通向幽冥的黑色方舟……。哲学家卡尔．马克思提醒我们：“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虽然马克思主义让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同以往的王朝更替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遗憾的是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内战定局、新政权稳定以后，中国的思想运动仍然是同暴力革命孽生在一起。而且，有数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我们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都带有鲜明的封闭性的印记，封建帝王意识并没有被葬入陵墓，许多人仍然走不出封建主义的阴影，因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后，不懂得如何去建立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和能体现代价值观的法制制度。热衷《资治通鉴》之类帝王权术、自喻“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毛泽东，超高的智慧和心理的阴暗可怕地极端，这位从韶山冲走来的农家孩子，出生于前清，其知识结构基本上来自传统经典、宋明理学、王船山学说及《曾文正公家书》、《六韬》、《三略》那一套，缺乏现代科学常识和文明常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是实用主义式的理解，又狂热于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残酷的继续暴力革命之理论，走上权力前台后，最终也没有超越他的生长时代与地域，还有那屡入歧途的迷失，气宇轩昂的中山装之间，露出秦始皇式的九莽龙袍。他甚至到死都不明白这个现代理念：只属于一个人的国家不是国家。以至于对和他一起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一起打天下的战友们动起手来时，也毫不手软，任用亲、宠、奸为“文革”总管和打手，刀笔催命，剑出饮血，酷吏酷刑，歹毒无比，神州大地上是血淋淋的“红色恐怖”。“文革”中鼓吹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际上是草菅人命、整肃异己的凶言和暴政。众人丧心社会病狂，“文革”为什么会这样的残忍、残酷、残暴、血腥？经历了假话时代、夸饰时代、极左时代的大作家巴金曾仰问苍天：“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野兽？”我说：“当人是兽时，人不如兽！”这完全是因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变成了权谋技艺与绑架绳索，被封建独裁加法西斯专制的邪势利用，彻底地挥发出了人性中的恶，并且在以政治运动治国的日子里，把这个“恶”革命化、神性化、国家化。如1978年5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社论揭露：“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部拿来对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曾愤怒地痛陈：“‘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现代专制翻云覆雨，总是用离奇的方法发现离奇的敌人，并且用血腥暴力打击消灭他们自行划定的“阶级敌人”，用血腥暴力打击消灭他们随意认定的“意识形态敌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灾难性的破坏，暗伏太多险恶的变数。制度上的缺陷造成了咬人兼自噬互害的危局，云谲波诡，勾心斗角，剃人头者，人亦剃之。看不清胜负成败，难料结局悲喜景，谁明此中究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1962年刘少奇忘记自己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中引用过的名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丢弃良知的煎熬和正义的信念，在北京七千人大会上声嘶力竭地高喊“打倒彭德怀！”并给彭作了“彭德怀问题不是一份《万言书》问题，其反党活动是外国势力在中国搞颠覆的结果”的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政治结论时，也为自己后来诛心又杀身的“文革”恶运筑起了吞噬人性良知的祭台。如其子刘源坦言：“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原谅他了。”（《中华文摘》2009年10月号）而那些终结“文革”的政治人物，自身也无法突破历史的局限，难以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的惰性。民族心灵上的巨大伤痛导致的全民情殇，至今难易弥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揭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残酷性真令人发冷！人血不是水，却滔滔流成河！浩劫亲历的我，撕开深远的伤口，穿越刀锋般的痛楚，直面血泪，亲验那最动荡、最苍凉的命运，字字殷红，可镌可镂，满耳是无数个受伤的灵魂在煎熬中诉说着大地上的苦难，无词亦断肠！人民百姓——炎黄子孙们在沧桑苦痛中盼个民本民权民主的政体是如此的艰难？哀歌痛史，何以书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又是民族之殇？这些人类文明永远反思警诫的反面标本，都已摊在我们的面前！“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孟子．尽心下》）读之，为自己民族的苦难渊薮，我心绞痛阵阵，我的灵魂被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折磨着，颤栗着：这样的历史循环对身处其中的生灵是摧残而不是福佑，对社会是破坏而不是推进！我要大声说出：中国社会的专制历史就是一部无休止的争战杀伐史，怎可把置之死地的希望压扁成无期生还的绝望？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醒人民：“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一位人文学者也提醒我们：“坚持对于残暴历史的记忆，实际上是在挽回这个犯过严重错误民族的尊严，重新使她变得令人尊敬。”历史的变迁，能启发当下的思考，要把历史教训转化为历史智慧，从恐怖政治中解放出来的正确途径是宪政原则下的民主与法治！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向体现现代先进文明的《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靠拢吧！在此，我还要对自己的同胞们发问：今天，海峡两岸难道还要把摧毁性的现代化武器投向另一方从而共同成为罹难的一体吗？嗟乎？叹乎？泣乎？悲乎？突然，一个念头的黑影扑来：人类的黑暗本能，残酷而顽固，与生俱在。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同类进行残杀的高智商动物。热衷于交换暴力、死亡与仇恨的人类的我们，难道不急需要救赎吗？！人文主义的崇奉者、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年—1885年）指出：“我们所企求于未来的是公正，而非复仇。”所以，回顾历史，我要以人道主义立场郑重表示：对历次暴力革命的受害人，包括胜利者与失败者都表示深深的哀悼！寄望在亡灵簇拥的世界，不再聚集阶级斗争的拼杀和政治信仰之间的暴力仇恨，“相逢一笑泯恩仇”，能相互传递政治和解、多元共存的信号，在默默沉思中，交流人伦和天纲。正直、团结、友善、大爱、人性、人道、宽容、自由、民主、文明、智慧、尊重生命、自强不息、保护地球环境，只要国家不遭到武力入侵，始终坚持和平、永不言战。这些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强壮成长的健康养料，这些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展示给世界的一个真正大国崛起的精神面貌。唯其如此，中国历史的死结才能真正解开，中华文化才能超越过去、超越宿命，重建辉煌！唯其如此，人类世界才能避免丛林互斗恶性循环走向共同毁灭的厄运。反之，我真担心：假如中国崛起了，崛起以后干什么？又会向什么方向崛起？我甚至禁不住心生警惕：不仅是学理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实践层面，以文化民族主义加上政治的国家主义为基础，缺乏文明共存精神内涵的大国沙文主义式的崛起，说不定是国家之祸；这种“为中国策，为大国谋”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人民之难，人类之灾！马丁．路德．金说得有理：“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陆游诗云：“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真正的艺术家还应该是人类现实生命意义的关注者和创造者。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必然是社会转型期的敏锐观察者、感受者，在人类历史演进、文明进步和精神成长过程中，以超前的意识思考人生、探索人性。卓越的画家区别于着重于手艺的画匠，是因为他们具有以人文精神为根基的艺术观念，具有直面现代文明矛盾的前沿思想，不是要提供社会流行的东西，而是要对社会的问题提出质疑和反思。我鼓励艺术家要走出书斋画室，走出象牙塔，走向广大的天地自由地去感受世纪的风雨雷鸣，去省察历史流迹的记忆文本，用画笔去刻写思想、生命与艺术的奇迹，因为那是一切艺术创作无比深邃的源泉，无限广袤的背景。作为社会性思考，就此，我欣喜地看见中国在进步，特别是开放改革的30年，我确实感觉到这种进步的存在。如实施了几千年的「农业税」的废除，不能不说是一项“仁政良策”；除政治领域外，中国人在经济、文化、社会、个人生活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已经享有此前难以想象的自由。但冷静理性的深刻思考中，我也看到中国的进步走得如此艰辛，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存在的问题如此之多，积弊之深使重蹈历史覆辙的沉重阴影并未退消。人类已经警觉到自然系统平衡状态的偏离超过某个临界点，人类文明就会失去立足点。同样，当人民百姓的愿望得不到表达和回音，社会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宣泄和疏导，那么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终将爆发从而使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宋玉对曰楚襄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战国．宋玉《风赋》）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言路的堵塞，必将助长权力的疯狂。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对社会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之时，当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气概的改革型思考者被视为稀有动物之时，民众和舆论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越来越苍白无力之时，老百姓认为抗议是徒劳的不再出声之时，充满情感与伦理认知的社会对话断裂之时，一具具自焚燃烧的人体不断出现以卵击石之时，正是地火沸腾奔涌之际，也是最容易发生民族危机和灾难之际。——但愿我这是危言耸听！短时间内弑童案的频发，更像晴空中的一声闷雷，震动着全球华人的心，由于长期以来未对有序社会的必备元素予以用心培养，社会情绪正以罪恶的方式惨烈爆发！我知道讲真话难，一个脆弱言轻的女画家对社会发出刺耳的声音难上难。然而，为思而在，何惧忠言常惹祸，敢舍微躯膏社稷，作为一个良知犹在的中国画家，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艺术家，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怎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或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尽管，我身边常刀影浮动，剑光隐然，暗箭伤人。可是，波渺真美自高洁，磊落生平应无愧，在乎谁悦？我本一画人，无意惹权柄。若水心怀，皎如明月，敬天地，悯苍生，存忧国之心，尽兴国之责。我不得不骨鲠直言：在中国大陆，在开明进步、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被一些人不断污名化的当下，历史的进步、停滞及倒退正同时发生。有的特殊权贵利益集团势力，以及僵化保守的“文革”式的“左”的偏见喧嚣，包括封建残余萦绕不散，极少数“四人帮”的政治追随者对“左祸乱”卷土重来的期盼，以向后看的思维立场，以民族主义为护甲，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保卫国家文化安全”、“保卫国家政治安全”的合法意识形态的红旗，以畸形的权力观，把人民群众对政府施政公义性、合宜性、人文性、平等性、科学性的理想期望，把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甚至是出自本能的民主、反腐败、宪政法治要求和主张继续解放思想、政治改革、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富民强国之举统统戴上“颜色革命”的大帽子。并且以对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的鼓吹和用对外的敌我意识的张扩，来置换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声音。他们漠视现代文明赖以产生、发展的基本准则，希望建立某种垄断性的权威，更多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管制，而不是更多地增加人民群众的权利，视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管理民主、公民权利、艺术多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普通的常识为烧眉灼眼的野火，他们象一匹尾巴着火的疯牛，逆向而奔，背弃着当代中国的文明意义。
克洛迪奥．玛格里斯在《乌托邦与醒悟》中说：“人人都只考虑自己，小心谨慎地行事，而不去思考生命、真实以及人类自身的意义，那么这样的文明是混沌的。”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在价值与是非的泾渭分明面前，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在回应时代的呼唤方面，却显得过分的局蹐，只有少数感知灵魂良心深处美之为美的那些人才彰显着高华的光芒。孟子提醒天下士人要：“贬天子”、“致良知”。文章报国，忧患警世，士子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去留肝胆两昆仑，只把心肠论浊清，五千年文化世代相传的是那些博学于文，匡扶正义，两袖清风却有铮铮铁骨为民为国诤言的诗人、艺术家、思想者们，这是真正中国文化人的文风。自1874年王韬先生在香港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具有评论性质的独立报纸《循环日报》以来，中华民族百多年来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中国之觉醒和崛起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寻找着民族苦难和家国命运多舛的社会、历史原因，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而今，太多的读书人选择了堕落，一些文人、学者及艺术家是超级厚黑，佞巧善噪、夤缘为奸。集钱权学色于一身，唯上、唯利、唯虚、唯荣、唯钱、唯色，谎话汗牛充栋，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变形为小丑和弄臣的嘴脸，满怀着“投机爱党、牟利爱国”的动机，马屁拍得刮刮响，煞是闹猛，不但以无视人民群众感情和利益的思维方式，为历代封建皇权专制说尽了好话，甚至为十年“文革”唱起了或掩饰或肉麻的赞歌。宦官已绝，文妖不绝，国难当头，语阿谀，媚如狐，“含泪文人”们轻浮的眼泪随风飘，“兆山羡鬼”辈冷血无耻，惑众妖言，妄道冥间，没有一点点对集体生命苦难、对弱势生存痛苦的体恤性立场，他们不停地撒谎，及时地谄媚，高兴地装愚，积极地整人，亵渎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底线。这些都是一个民族文化溃败的表征！白纸何辜印谎文！其行径可列猥琐卑贱无耻斯文败类之大传。顾炎武曾痛斥“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这位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史学家认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代后期文人道德沦丧，推诿遁形，毫无礼仪廉耻，以拍马进身为荣，导致整个社会市侩成风，谎话盖地，真相不明，是非颠倒，人心塌陷。他鞭辟入里地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上述对权贵献媚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种种行径，在根本上影响和动摇执政党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造福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走人民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最基本的执政基础，障碍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的深化，抑阻着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死命地拖住历史车轮的前进，以图逆转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我多么希望把自己的梦想轻轻地告诉春天：容忍异议，从根源上寻求化解社会矛盾之道，是保留一个国家平稳前行希望的重要基础。连古代开明的统治者都敢于在宫廷之外设立“诽谤木”，敢让民众在此议论官家是非，指责朝廷过失，以疏导民怨。《旧五代史》记裁，后周世宗即位一年，听不到谏诤，忍不住下诏求言：“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岂朕之寡昧，不足与信耶？”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为了消除民怨，笼络民心，从禹、汤开始，如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这样的统治者，也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水不可堵，愤不可蓄，让人说话，不以言治罪是自信强大豁达的表现，天不会垮；不让人说话，甚至封人嘴巴，害怕老百姓评论时政得失，却显得色厉内荏，恐慌心虚，外强中干。这种低级愚蠢的“虽有话语权重创公信度”的“瞎折腾”作为，只会留下更多的历史笑柄。古籍《国语．周语上》警策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释义是：阻止人民进行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不让人民说话，必有大害！因此唐太宗有“民怨不除，乃国之大患”的治国心得。孔子真言：“政者，正也。子帅一正，孰敢不正？”立国不能用诈道，民主和法制是中国发展进程必须跨越之路，法治治事，人治治人，法治的真正精神体现在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观点的英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创始者培根（Francis Bacon ，1561年—1626年）曾警告当政者: “一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要始终警惕“既得权力体制”对权力的滥用，当代世界法学界、社会学界鼎级人物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1918年—2007年）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任危机的蔓延势必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公权力的信任危机，又是政权危机的先兆！一个社会只有维护平等、公义与自由、法制的秩序，才能产生真正安定团结的局面。要正视为什么反腐败越反越严重？为什么老百姓上访的洪峰一直未退？不能让社会变成“高压锅”，听听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在《新论下》言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是孰为之，孰令致之？唐太宗一再自警：“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而养其身，犹割股以吹腹，腹饱而身毙。”《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云：“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是谁之过与？”朱熹注曰：“典守之过也。”表面上尽管可以波澜不惊，客观上社会怨气不但存在而且正在继续地凝聚并转化为敌意，依凭一种单边的强制专政来维系社会秩序，毕竟不是长久的办法。古有明训：“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增强忧患意识比歌颂辉煌好，以变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阻变革，则稳定亡。民不安则思变，殷鉴在前！“行稳致远”没错，但不能止步不前，民主法治要有突破性的发展，而倒退肯定是没有出路的。我笃信决策层反腐倡廉的决心无以伦比，“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拥有的不等于明天拥有，明天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而事实上，中国的官场腐败世人皆知，贪官之多之普遍，贪墨数额之大之巨，贪污手段之狠之明目张胆，超过了中国历史的任何朝代。权力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走向反动是必然的结果。——不管这权力当时来得多么冠冕堂皇。任何现代政党，都需要在自我批判中进步。任何政权假如被贪腐扼住了喉咙，败亡是迟早的事。祖先这样教导我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书《礼记．礼运》）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客厅作答黄炎培时曾信誓旦旦：“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如果位高权重者能具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真正的以无私良善之身作则，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之精神，（王阳明《传习录》）具有民主情怀、开放意识和现代理念，超越旧有历史观和格局观，做出较具前瞻性的思考，突破自身思想、认识与实践的局限性，以对历史必须的深刻反省和道德内疚，以大政治家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无惧经历文明变革之阵痛，真正的与民同心，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真正的有最基础的“歙歙”，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横亘心胸，鉴史、治官、解怨、富民，匡正时弊，能以理性善意对待不同的政治意见和利益，秩序、自由、民族、理性，稳妥渐进地进行社会创新和培育发展公民社会，毫不动摇地走向法治国家，去建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和谐社会。求押韵之天赖、地慈之心弦，如此，可以最小成本的改良手段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才能踏破难关万重，才能避免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才可跳出天将倾、何以补天？——大动荡、大劫难的周律循环，走上符合历史良性发展规律的康庄大道，长治久安的愿景可期。
宇宙规律并不是虚无飘渺的玄说，先秦诸子中的智者尸佼在《尸子》中言：“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千年轮转，春秋飞溅，天地之间，或微观，或宏观，皆有形迹。除非人类沦落到学绝道丧的莽荒时代，否则，各人因果各人负。“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诛戮太重，未足恃也，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道裂人心裂，那些曾经固若金汤的铁笼，那些不可一世的帝阍暴君，而今安在哉？在中国社会一乱一治，一治一乱的命数里，数千年王权为何总以惊人相似的方式走向衰落？我们正驻足于严峻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的分水岭，面对人禽之辨，文野之辨，善恶之辨，生死之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十八》中正告当政者：“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爱恨情仇、生死离别都在存在的维度上发生，人类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人性、理性和诚信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博爱具有不可否认的普世性。无论是“西化”、“国粹”还是“融合”的主张，实际上都是自身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关系。千秋功罪，谁与评说？历史不是镜花水月，历史是一个回音壁，历史的审判令人敬畏，历史不留白！我们的期待因我们的期待而完成，跨过仇恨的极地，超越眼前的所有，相隔关山梦不远。祈之，盼之，我为我们民族祈盼的是一个光明朗照的前景！
（该文选自《为思而在——中国画魂周天黎》一书。原刊2009年10月26日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2010年1月1日《台湾新生报》。编辑出书时，作者作了文字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