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19日，纽约中央公园附近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大卡车与一辆出租车相撞。坐在出租 车后座的一位56岁的女子被撞成重伤，不省人事。这位女子就是汉娜·阿伦特，一位持有美国护照的德裔犹太人。
在开往医院的救护车里，阿伦特慢慢苏醒过来。她忍着疼痛，艰难地试着挪了挪腿，接着她开始测试自己的记忆力。她一段一段地回忆着她的人生：她在德国科尼西堡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玛尔堡和海德堡的大学时代；回忆起他的师长海德格尔，以及她和海德格尔的一段恋情；忆起雅斯培斯，这位真正将她引向理性的老师；想起她和她的民族三四十年代在德国遭受的浩劫；想起她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巴黎认识了她的丈夫亨利希·布吕希尔；想起了他们如何途经马赛和里斯本逃离欧洲，来到美国；想起了她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关注；想起了她在一生中交下的许许多多的朋友，以及结下的不少仇敌；想起了她的学生们，想起了她的给她带来了世界声誉的政治哲学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想起了她正在着手写的有关耶路撒冷法庭对前纳粹分子埃希曼的审判……
阿伦特发现，自己既没有瘫痪也没有丧失记忆力。尽管当时阿伦特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但是她松了一口气。很久以后，阿伦特深深地铭记着她在救护车里这一刻对生命的深刻感悟：“最重要的是，在一瞬间，我觉得，生命握在我自己的手中。我可以决定，我活下去或者死亡。虽然我没觉得死亡有什么可怕的，但我想生命是美好的，我还是倾向于活下去。”
很多人认为，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 1906－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之一。从职业来看，她是个女哲学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过政治哲学。女哲学家？！这真是一个奇异的职业。
某位鄙夷女子的人说过，把女人和哲学联系起来，既糟蹋了女人，又糟蹋了哲学。这种偏激的话却无法适用于汉娜·阿伦特，人们无法否认她对现代社会、文化、政治和人的思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汉娜·阿伦特在现代思想史上所做出的发现，不仅需有深邃的洞见和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极大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仅是剖析别的民族、剖析他人的勇气，而更多的是针对本民族、分析自己的思想和误区的勇气。阿伦特认为，勇气、感恩的心和忠诚这三个像是矛盾的品德是密切相连的。在一篇为她的导师雅斯培斯（Karl Jaspers）的生日而作的论文中，阿伦特写道：“在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会知道，只有我们直到最终还对某些事物保持着忠诚，而只有这些事物才是真实的。”
阿伦特的一生坎坷波折，她不得不多次重新开始。但她在思想上总是特立独行，自始至终拒绝给自己的思维设定疆界，这使得她的思想对许多人而言，简直是“不可原谅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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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14日，汉娜·阿伦特出生于东普鲁士科尼希堡一个殷实的犹太家庭。那是德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阿伦特一家住在科尼希堡整洁、安静的别墅区。汉娜·阿伦特的父母于1902年结婚，他们都出生于科尼希堡的殷实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是工程师，母亲在巴黎学习过法语和音乐。他们的婚姻门当户对，两个年轻人彼此也很相爱。但这桩婚姻一开始就笼罩着阴云。汉娜·阿伦特的父亲保罗·阿伦特在婚前染上了梅毒，当时，梅毒是普鲁士扩散较广的一种传染病，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普鲁士男子有这种病。婚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一直担心这个病会遗传给下一代。汉娜·阿伦特的父亲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治病，在他们认为病情得到了控制的时候，才有了汉娜。
汉娜是父母企盼已久的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汉娜出生起，母亲就精心地记起了育儿日记，一点一滴地记录着汉娜的成长过程。在日记里，她认为汉娜是个“安宁、满足的孩子”，汉娜“极爱唱歌，但是总跑调”。他们十分欣喜地看到，父亲的病并没有遗传给汉娜。汉娜从小就是个十分聪颖的孩子，只是有点独特和孤僻。
1913年，阿伦特家族连遭不幸。3月，汉娜的爷爷去世。小汉娜从家里的窗子看出去，人们密密地围着运尸车，表情都十分悲痛。惟独汉娜没有显示出悲痛的神态，她甚至因为有那么多人为她爷爷送葬而感到骄傲。过后，汉娜就不再提起祖父，像是从不为祖父的去世感到悲伤。汉娜的这种似乎无动于衷的态度使她母亲觉得这个孩子很不正常。但后来，这个孩子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却又使她的母亲认识到，这个小小的孩子在以她自己的独特方式面对家中的不幸。小汉娜劝慰家里人说：“要尽量少去想那些难过的事。要是让自己也难过起来，那就太不好了。”同年10月，汉娜的父亲死于梅毒后期并发症。汉娜的表情又几乎是毫无悲痛之色。在父亲的葬礼上，她哭了，但她哭泣的原因却是因为丧歌“唱得那么好听”。过后，这位刚满7岁的小姑娘安慰她的母亲：“妈妈，别哭了。你想，有很多妈妈也经受了这些。”
在当时的普鲁士，男女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平等的。1913年的科尼希堡的女童只能进入一所市立的女子学校学习。汉娜上学后，开始接触了社会，渐渐地有了“我是犹太人”的意识。她和其他犹太小朋友从科尼希堡大街上的反犹标语上认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科尼希堡是个不大的城市，20世纪初仅有人口25万，其中犹太人大约有4500人。这几千个犹太人属于社会的不同阶层，也有像阿伦特家族这样在科尼希堡生活了几代、在思想文化上已经完全被同化了的家庭。汉娜家每年都过圣诞节，家庭成员竖起圣诞树，交换圣诞礼物。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都不愿意与其他德国公民有任何区别。
像阿伦特家族这样深深地融入德国文化的犹太人，一方面希望自己被德国社会视为一名普通的公民，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并不愿意否定自己的犹太族传统。汉娜·阿伦特作为犹太少女从小就深深地体验到这一矛盾。汉娜后来回忆：“假如我在任何时候否认自己是犹太人，而我母亲碰巧又知道了，她很可能会为此左右开弓地扇我耳光。”
为了保证汉娜不因为她的犹太血统而受到任何形式上的歧视，汉娜·阿伦特的母亲认真地为幼小的孩子抵御来自各方的不公正。母亲叮嘱汉娜，如果她的老师在学校里散布反犹言论，汉娜应该立刻站起来，离校回家，以示抗议。汉娜依照母亲的叮嘱去做了，如果汉娜弃学回到家，母亲就写信给校长，抗议老师的言论。母亲通过努力有效地保护了汉娜不受当时反犹倾向的伤害。从汉娜毕生为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抗争的态度中，不难看出汉娜母亲当年的影子。幼年时，汉娜体弱多病，常常休学在家，但是，她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社会陷入了政治经济的危机。阿伦特家族拥有较为殷实的家产，汉娜并没有受到战后德国物资匮乏状况的影响。1919年，13岁的汉娜已经成了中学生，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身边发生的变化没有多大兴趣，但对知识却充满了渴望。她把自己关在已故父亲的图书室里，阅读了大量藏书，有小说和诗歌，也有哲学著作，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哲学家、她日后的导师卡尔·雅斯培斯的《世界观心理学》。汉娜显示出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思想上的早熟。在学校里，她的独立的个性和思想让不少教师头疼。15岁时，她在课堂上与一位年轻教师发生了口角，并动员同学们一起罢了这个老师的课。汉娜的这一举动招致学校做出开除她的决定。汉娜的母亲想尽办法，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也没能使学校撤销对汉娜的处分，只好先安排没有中学结业证书的汉娜到柏林的大学里去当旁听生。1924年春，经过汉娜母亲的周旋，汉娜原来的中学专门为汉娜举办了中学结业考试。汉娜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次考试，并且获得了金质奖章。而汉娜原来班级的同学还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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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秋，汉娜·阿伦特从柏林转到玛尔堡上大学。汉娜认识了在这里执教的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是哲学家中的叛逆者，他与雅斯培斯组成了一个“战斗共同体”来对抗老掉牙的学院哲学，使哲学进入每个个体的人生。在18岁的汉娜眼中，35岁的海德格尔像个魔术师，他能使2000年前的希腊哲人的思想在他的课堂上又重新发出夺目的光芒。
汉娜对海德格尔的课着了迷，海德格尔的课她每堂必听。不知不觉中，海德格尔也打开了这位妙龄少女的心扉。半年之后，汉娜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25年2月，海德格尔不称她为“阿伦特小姐”，而直接称她为“汉娜”了。汉娜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老师，她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海德格尔。但海德格尔已经结婚，并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这段恋情对双方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他的婚姻，更不愿意让这段感情影响他的前程。但同时，海德格尔又无法舍弃热情纯净的汉娜。海德格尔的这种种考虑，决定了这段恋情只能在秘密中进行。他和汉娜约定了种种约会的暗号，热恋中的汉娜接受了他的一切安排。海德格尔将这段婚外情隐藏得很好，他们竟没有留下一张这个时期的照片。这段时间，海德格尔在写他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在与朋友的通信中他不断强调，没有人能够像汉娜那样理解他的思想，汉娜是敦促他写作的精灵，能激发他的思想灵感。后来，海德格尔承认，如果没有汉娜，他写不出《存在与时间》。在晚年的海德格尔眼中，汉娜·阿伦特仍然是一位十分理解老师的女学生。
汉娜以为在她的老师和情人海德格尔这里能够找到她思想的支撑点，但她没有找到。在海德格尔这里，汉娜不仅失去了自己情感上的独立，同时也没有获得她所渴求的精神支撑点。
很多年以后，汉娜才真正认识到海德格尔对她的爱情与海德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孤独状态下，只有在离群索居时才能真正回到自我。以这一思想为基础，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现代个体是一个神，一个英雄般的孤独的神。而在这一点上汉娜与海德格尔的观点正好相反。汉娜认为，做一个孤独的神并非幸事，而与观念相同的人在一起，共同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并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才是幸福的。与海德格尔在一起，汉娜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幸福，而对海德格尔的依赖使汉娜感到恐慌，她想强迫自己离开海德格尔。
1925年夏天，汉娜离开玛尔堡，后经海德格尔介绍到海德堡师从雅斯培斯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她在心理上无法彻底地摆脱海德格尔。在海德堡求学期间，只要海德格尔求见，汉娜·阿伦特就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不顾一切地去和海德格尔约会。汉娜一生都与海德格尔保持着联系。24年之后，汉娜才向她的博士导师雅斯培斯承认了当年与海德格尔的这段感情，并且承认，她当年离开玛尔堡是因为想离开海德格尔。
20世纪20年代的海德堡是一个学术气氛很浓厚，而政治气息较为淡薄的城市。如果说汉娜在玛尔堡遇上了她所崇拜的天才海德格尔，那么她在海德堡则找到了真正的精神导师雅斯培斯。尽管海德格尔和雅斯培斯共同建立了一个“战斗共同体”，但汉娜马上意识到这两位男子在精神上的根本区别。从雅斯培斯的学术生涯来看，这位学心理学出身的哲学教授走的路与大多数哲学教授不同。雅斯培斯身患重病，他靠着坚强的意志和严格的自律，不仅保证了自己的日常生活顺利进行，也保证了自身学术生涯的发展。在课堂上，他并不讲授那些学院派教授常常讲授的课程，例如康德、黑格尔或者尼采的哲学。他的课给学生一个印象，仿佛他的很多思想是在授课的过程中产生的。对雅斯培斯来说，培养学生的关键在于启发学生自己进行思考。在雅斯培斯这里汉娜学到了在此之前所不知道的一种人生态度，即彻底的理性和坦诚。已往，汉娜与别人交往时，她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别人无法触及的角落，而这个角落也使她与别人分开。雅斯培斯则相反，他尽力清晰、明确而且毫无保留地呈现自己的思想，他愿意彻底展现自己，同时他也希望对方能够敞开自己的思想世界。这种敢于敞开自己内心的做法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很大的信任，因为这要求对方不会滥用这种坦诚，而且也以同样的坦诚敞开自己的思想。雅斯培斯认为，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交流才有可能，人与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才能够真正相遇。雅斯培斯的这一思想对汉娜而言是一种新的启示。但汉娜无法骤然改变已往的思维方式，也无法真正地忘却对海德格尔的感情。汉娜于1928年在雅斯培斯指导下以《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汉娜倾注了一定的私人情感，她的博士论文给人一个印象：她似乎在论文中寻找她与海德格尔感情中所缺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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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博士学位后，阿伦特来到柏林，与京特·斯特恩相爱并结婚。斯特恩的父母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与阿伦特一样，他的家庭也是融入德国社会的犹太家庭。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们先后逃到巴黎。由于性格不和，彼此越来越陌生，终于在巴黎分手了。在巴黎，汉娜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亨利希·布吕希尔。布吕希尔出身贫寒，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通过自学掌握了大量知识。汉娜·阿伦特与他可以就许多问题畅谈和争论。她被他善良的性格和独立的思想吸引。1940年在法国流亡期间，汉娜与斯特恩离婚，嫁给了布吕希尔，汉娜与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直至1970年布吕希尔辞世。汉娜·阿伦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子，布吕希尔去世后，美国诗人奥登向64岁的汉娜求婚，汉娜拒绝了这一求婚。
阿伦特的主要思想著作都是她流亡到美国之后完成的。汉娜·阿伦特是犹太人，20世纪犹太人在德国、在欧洲、在全世界的命运促使她从哲学的角度对政治进行思考。她的思考的利刃不仅用来剖析迫害者纳粹和由纳粹所体现的恶上，也落在受迫害者犹太人身上。阿伦特认为，她被迫离开德国流亡，这并不是她本人的过失造成的，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这就是说，她本人不必为她的被迫流亡负任何责任，而必须为她和她的同族人的流亡负责的是当时的极权政治和这种极权政治所体现的恶。与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不同，汉娜认为“当你作为一个犹太人受到攻击，那么你就应当以犹太人的名义捍卫自己”。在巴黎，阿伦特见到不少逃亡到法国的犹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有人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受到希特勒迫害这个事实感到羞愧。而原来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则对德国逃来的犹太人充满了敌意。阿伦特认为，这些人都没有意识到，犹太人遭受的荼毒不是单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命运问题，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后来流亡到美国，阿伦特都积极参加犹太文化团体，积极撰写文章，阐明她对政治的思考。
1950年，阿伦特获得了美国国籍，她用了4年时间写就的政治学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她主要以纳粹政权为例，深刻地分析了极权政治的本质。阿伦特拒绝将纳粹政权与历史上的任何暴力统治相比，因为她认为，历史上的任何暴君的残暴统治都有一定的缘由，就是说，还可以从某个角度予以理解，因为历史上的暴君的凶残都是某种动机导致的结果。他们凶残，因为他们要巩固统治，要扩大疆域等等。而纳粹政权凶残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十足的无意义”。建立集中营，剥夺几百万犹太人的生命，既不会给德国带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任何好处，也不会因此提高德国人的国际地位。更荒诞的是，这种摧毁人类的凶残政权却恰恰是以完成“人类的历史使命”的面目出现的。谋杀计划的执行者认为，自己具有最强大的道德优势，因而，在进行谋杀的过程中可以免受良心的责罚。阿伦特对这种极权政治的拥戴者的心理也进行了透视，认为他们是一种精神上“无故乡的人”——以简单的标语、口号为表征的意识形态将这些人联系了起来，而并非一个稳固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共同体。换言之，阿伦特认为，真正对极权政治拥戴的人，是一群因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故乡而聚集在某一意识形态之下的乌合之众。而如果有人追究起他们的非人道罪行，这些乌合之众肯定会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我们干的。”
阿伦特最喜欢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她认为，卡夫卡用文学的手法表现了与她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主题：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极权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政治条件下的生存状况。上个世纪40年代初，阿伦特刚到美国时，卡夫卡还几乎不为美国读书界所知。她则利用一切机会推荐卡夫卡的作品，以至于她的朋友们以为卡夫卡是阿伦特最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阿伦特举办的晚会上有人问，卡夫卡今天来了吗？
1949年，阿伦特再次回到欧洲，她在瑞士的巴塞尔见到了老师雅斯培斯，师生间马上就恢复了十几年前的坦诚交流。阿伦特认为他们“彼此之间非常信任，大家都清楚，没有什么能够损害这种信任”。在这次谈话中，阿伦特第一次向雅斯培斯承认了她与海德格尔24年前的私人关系。但去不去见海德格尔，阿伦特犹豫了很长时间。阿伦特在美国的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里，称他为“最后一位浪漫派”。也许是这位“浪漫派”依旧散发着魅力，1950年2月，阿伦特几经犹豫，还是在德国福莱堡见到了海德格尔。这次见面后，阿伦特承认，她曾一度与海德格尔断绝了一切关系，但并非因为海德格尔有过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劣迹，而是因为她自己内心深处的“傲气”。
《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深刻剖析极权政治的书为汉娜·阿伦特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声誉。阿伦特随后写的《行动人生》和《关于革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的关系。在《行动人生》中，阿伦特认为，一个人行为的价值，在于他是否创造了一些持久的东西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添砖加瓦。从50年代起，美国许多大学，诸如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校先后邀请阿伦特去讲授政治学。阿伦特讲课时喜欢抽烟，她善于启发，思路清晰，是一位非常受思想活跃的大学生欢迎的老师。她对学生们的成长倾注了极大心血，为学生们的每一点进步而由衷地高兴，而学生们也积极主动地配合阿伦特上课，阿伦特很得意地向朋友们介绍她的学生们：“他们做的比我要求的还要多。”
1962年，以色列间谍将纳粹分子埃希曼从南美洲绑架回以色列，以色列法庭对之进行审判。阿伦特对这个事件极为重视，主动向《纽约人》杂志提出，希望该杂志能够资助她去以色列旁听这次审判，她愿意为该杂志写专稿。阿伦特的请求马上得到了杂志社的赞同。
阿伦特旁听了审判的全过程，并认真阅读了大量案件的卷宗。埃希曼被判处死刑，这一点阿伦特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埃希曼，这个她眼中的恶的象征更改了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恶的看法。阿伦特认为，埃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与小丑的表演没有什么两样，十分平庸，无深度可言。如果将以埃希曼为代表的恶看得过于强大，实际上是对这种恶的一种美化。审判结束后，不少人在等着读阿伦特写的专稿。
专稿的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既然恶那么平庸，那么它又何以在纳粹政权下畅通无阻呢？阿伦特认为，因为它有帮凶。阿伦特将向纳粹政权提供名单的犹太人委员会也作为纳粹的帮凶加以诘问。阿伦特的这篇文字触到了不少犹太人的痛处，她被不少犹太人辱骂为“没有良心”、“冷血”。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阿伦特平静的学者生活被打乱了。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谩骂，阿伦特都坚持用学理和事实来捍卫自己的观点。汉娜举例说，二战中，在德军占领期间，丹麦政府坚决拒绝强制犹太人戴上犹太人标记的行为。丹麦国王甚至宣布，如果逼迫犹太人戴上犹太标记，他自己就第一个戴上。面对这样坚定的回击，纳粹跋扈蛮横的气焰马上就土崩瓦解了——正是这样的事实，使不少犹太人也觉得难堪。
汉娜·阿伦特对国家主义思潮怀有很高的警惕性，她认为，犹太国家主义与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一样都会给人类带来不幸。汉娜在以欧洲文化为背景的德国文化中成长，她认为自己的文化倾向是德国的，但汉娜却不愿、也无意将自己看成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员。19-20世纪，犹太人因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遭受荼毒，不得不离开欧洲，回到祖先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受当时欧洲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犹太人主张建立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汉娜认为，犹太人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住地，但反对建立犹太国家。上个世纪40年代，流亡美国的汉娜认为，如果成立了犹太人的国家，必然造成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不和。而且犹太国家很容易成为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如英美等国的附庸，一旦造成这种情况，巴勒斯坦地区将永无宁日。当今中东地区的局势，证明了汉娜·阿伦特当初的预见。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因患心肌梗塞在纽约家中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