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微博打拐”活动中，网民为失踪4年的彭文乐等小宝贝重回父母怀抱而流下激动的泪水；同时，又质疑街头“随手拍”活动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乞丐人身自由。在药家鑫杀人案的审理过程中，网民极度担忧权力和金钱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但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的当天，群情激愤转入沉寂，“很难想象，此时不同情药家鑫父母的人，当初会真正同情被害者的家人”（网友王小山）。

互联网就是这样奇特的社区，看似一片混沌的信息，看似乱箭伤人的情感表达，却也遵循着“生态系统”的逻辑，在各种观点的交相呈现和反复激荡中，逐步形成多元互补的格局。互联网绝非“谣言共和国”或者“愤青大本营”，但也不是“理想国”，网上随时可能喷薄而出的舆论能量，如果任其疯长和蔓延，对社会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

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是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基本政策。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网络与生活已密不可分，中国人的iphone和ipad、微博、团购等，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已不落人后。与此同时，依法制止网上黄赌毒泛滥，规范和打击网络水军，堵截恐怖势力借新媒体兴风作乱，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奋发有为。

互联网的治理千头万绪，行政管理不可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互联网舆论方面，单一威权手段更容易激起网民的抵触心理。对于“未知超过已知”的互联网，更需要找到自身的制衡力量。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多年，网民的自治自律和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的治理，也开始了生动活泼的实践。网民政治参与的理念和技术，在虚拟空间得到大规模训练。

首先，近年来普通网民和“意见领袖”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都得到增强。“郭美美”风波中，曾有网友主张“人肉搜索”，邀请电信内部人士利用职务之便，将郭美美的通讯信息曝光。这一提议立刻遭到多数网民的否决，理由是“程序正义”更为重要。

其次，民间自发的辟谣、科普和公众人物言论观察机构，不仅对网络信息起到了甄别过滤作用，而且让意气风发的“意见领袖”发声时多了一份谨慎。当然，这些民间制衡力量，自身的专业性也有待提高。

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BBS、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的运营商，对网友自主发布的内容，依照《侵权责任法》负有一份“连带责任”。特别是激情四溅、枪林弹雨的微博客，如何廓清意见表达和侵权的边界，运营商还有很多事情可做。维系清明理性的讨论氛围，也是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说到底，只要信息自由流动，网络舆论就具有某种“对冲”功能。金庸“被死亡”的谣言，发端于微博，也迅速消解于微博；日本地震后的中国抢盐风波中，微博成了辟谣的主力；前不久一对演员夫妇敌视同性恋者的微博言论，也受到网民的普遍批评。实践表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充分表达和自由讨论，将有利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平和。

网民的自我管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克服公权的缺位和越位。对政府来说，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彼此竞争，才能让网络的自我净化机制效能最大化。

互联网的“生态治理”，需要遵循网络社区的“生态规律”，不断调整优化：

从外部来说，需要疏通公民现实的政治参与途径、健全法制，以减轻互联网聚焦时政所承载的社会压力，引导网络话题的均衡分布，比如增加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内容，减少网络上的火药味和对抗性。

对互联网内部的文化生态，能否“生态治理”，改善网民的空间分布，倡导网友社群的多元化？比如，鼓励学术界、出版界等传统文化精英更多地“触网”，给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和好勇斗狠的网络口水战，带来文化深厚积淀；包容和鼓励激进网友从某些封闭式的讨论圈子走出来，回归公开的言论平台；在微博客的冲击下留住BBS和个人博客网民，鼓励思想文化层面深入探讨的BBS和博客原创贴文。

7月13日，人民网发表天涯社区著名网友“蓝药师”的时评建议《精神卫生法应该考虑的内容》，这是重点新闻网站吸纳“意见领袖”意见，广开言路、优化决策的尝试。近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闯入微博，几个月时间“粉丝”高达116万，在热衷批评时政的微博言论场上，发出另类思考的声音，虽然经常引起争论，但就在这种多元价值取向的碰撞中，讨论气氛变得轻松有趣。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建议政府部门的官员进驻BBS、微博客等“自媒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促进官民互动。近一年来，公安微博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网民润物细无声的沟通，极大地改善了自杨佳袭警案以来的警民关系。在今年“微博打拐”活动中，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通过有64万“粉丝”的微博，与一些网友联手，及时回应失子家庭，通报打拐进展，成为受网民爱戴的“意见领袖”。

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需要社会管理者，也需要每一位网友，抱着更为开放的心态，“包容”远远胜于“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