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郭美美baby”，以“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名义炫富于微博，引发了一场震动中国红十字会的风波，网络搜索数据超过日本大地震。虽然北京警方的调查表明，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无直接关联，但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已经暂停活动接受审计。政府背景公益组织的止损点在哪里，焦灼着公众的心。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将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有关部门表功说，多达6000万人不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然而，网民似乎不太领情，发帖调侃：“加税如山倒，减税如抽丝。”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修正案征求意见中，公众提出了超过23万条意见，创下人大单项立法征求意见之最。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很早就注意到，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

互联网上鱼龙混杂，但网民对政府的批评声音、对社会的牢骚不满，其中大量的是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或者说，是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环境下，各利益群体正常的利益博弈。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网络舆论“愈战愈勇”，搅动社会人心；而官方媒体屡屡“失明”“失语”，容易陷入新的一轮思想僵滞。“自为”的民间舆论场，时现乱象，网上谣言满天飞，哀伤太多，戾气太重；“自律”的官方舆论场，则趋于自我边缘化，而政府的公信力持续流失而致贫血。

民间舆论场为何在多数时候，失去了对官方媒介的信任？最重要的不过是三点：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初，官方反应迟缓，新闻发布没几句实话，反而指责群众“不明真相”；在事件发展演变过程之中，总是试图以封堵信息甚至抓捕网民的手段，来打压或控制民间舆论场；在事态平息后，没有痛定思痛，反躬自省，认真修复制度的漏洞。而平时，官方媒介对群众焦虑的问题关注不够，正面宣传流于“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

当年，我们党在没有印把子也没有枪杆子的情况下，恽代英办《中国青年》，韬奋办《生活》周刊，周恩来指导《新华日报》，能够鼓动和团结青年、市民、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跟着共产党走；在成为执政党后，宣传鼓动的看家本领不能丢。遇事就简单地封堵民间舆论，是惰政行为。

人民网开通“领导干部留言板”、“舆情会商室”、“人民网评”等栏目。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设想：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要努力打通两个舆论场，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进入网络社区，推动互联网上官民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是新时期“虚拟社会管理”的难点所在和神圣使命。

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迫切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而互联网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舞台和推手。各级政府普遍把网络舆情监测、突发事件应对、公共关系管理，乃至微博使用，列入领导干部的必修课；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等设立“求证”“来论”“中国网事”“人民网评”等栏目，回应网络热点，澄清真相，梳理情绪，推动政府努力维护社会公正。

打通两个舆论场，需要官方媒体本着中央“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从基本事实的认定到价值判断，乃至话语方式，与网民坦诚交流，形成交集。比如，推动政务公开，特别是突发事件的信息透明，没有真相就没有谅解；触摸民意脉搏，从群众利益角度，体会解决现实矛盾的切肤之痛，增强紧迫感，千万不要与主流民意对抗；抛开习惯的“官话”，学会说“人话”，不要违背经验常识，不要“侮辱网民智慧”。中共十七大倡导的保障人民“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希望首先在官方舆论场也能有通畅的渠道，而在民间舆论场走上理性建设性的轨道。

打通两个舆论场，呼唤民众的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但政府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官方媒体和各级领导干部能否认真反映和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疏通和激活体制机制，让社会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为人心活血化瘀，是减少社会舆论对抗性的关键。中国已有4.57亿网民，“大众麦克风时代”民心可敬、民意可畏、民气可用。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对网上网下的社情民意，需要更敏感、更体贴，更有人情味，遇事也更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