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公民练习:寻求普通人的意义

——序蔡朝阳《以自由看待教育》(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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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从才子文章到公民写作

朝阳是绍兴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与他认识已经快八年了,他们第一次结伴来我在杭州耶稣堂弄的家,找不到,我从六楼下去到大街上接他们的情形,还依稀记得。他那个时候的文字,我也很喜欢,比如写于2001年的那篇《宋六陵记》:

……六陵仍旧掩埋在茂密的茶树林下。唯一可以看出这里有奥妙的,是一丛丛突兀、奇高的古松。在绍兴,这样古松只有两个地方可以见到,就是六陵和“木客大冢”。徐渭过富春江时的诗句“老树拿空云,长藤网溪翠。碧火冷枯眼,前山友精祟”,形容这里,居然十分合适。那些古松拔地而起,树龄均上百年,高可有二十多米,和低矮的茶树映衬,更显得夭矫。另外奇怪的是,这些古松只在顶端有稀落的枝叶,而并不亭亭如盖,不知是树种如此,还是被人为斫去的。“碧火”、“精祟”这样的东西,在天色昏黄的时候想到,令人毛骨悚然!

不过,陵墓么,就应该这样,荒烟蔓草,暮霭四合才有气氛。设想一下,夕阳昏昏,归巢的暮鸦在天边盘桓,加上凉风穿旷,松涛鸣咽,如诉如泣。真所谓“萧骚岑寂”呀。

我去过宋六陵好几次了。第二次去六陵后,在上课时跟学生讲了讲,并且引了袁宏道“老松横道,杜鹃花啼血满山”和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的句子,几个学生便生出雅兴也去了。谁知回来以后就大呼上当,进而大骂我是骗子,说除了茶叶什么都没有。的确什么也没有,我喜欢那里,仅仅一个气氛而已。

这种文字有晚明小品的流风遗韵,弥漫着一种江南的才子气,这是我少年时代就熟悉的文字风格,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袁氏兄弟的短文,沈复的《浮生六记》,到黄仲则的诗、纳兰容若的词,以及苏曼殊的诗和小说,都属这一类型,“一星如月看多时”,敏感而空灵,带着淡淡的忧伤,很中国,也很古典,这样的汉语气质曾吸引、陶醉过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个,每当见到这样的文字,难免会怦然心动。

我与朝阳相识在2003年,那时他上网已有几年,2001就在新浪的读书论坛发表文字,已由纯粹审美的文学感觉中逐渐走出,开始对社会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之后,他2004年春天在“天涯”网开通的博客“读书写字”(后更名为“黑暗时代,读书写字”)可以看做这一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他仰望的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的星空,他感叹的不再是“或者所谓春天”,他歌咏的不再是“采桑子”,他向往的不仅仅是“桃花乱落闲读书”的境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更真实、更宽阔的世界,他在午夜梦回之时,在键盘上敲打出的一篇篇文字,更多地关乎当下,与这个时代有了更多血肉的联系。

2008年的冬天,我们一行朋友到乌镇去游玩,在景区街头目睹一个白发老妪骑坐在屋脊上打着红旗、举着标语牌,抗议官商勾结强占她的家园。我们给老太太拍照,和她聊天,她说的一番话,令我们心生感慨:“公民有合法做生意的权利,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可是他们剥夺了我纳税的机会,剥夺了我做一个好公民的权利!”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公民和公民社会、公民写作上来,我提议回家后,由朝阳写一篇文章,贴在博客上。我当时说,朝阳的文章越来越好,已经从文人写作变成了公民写作,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跨越。随后,他写的文章就以老太太的话为题:《他们剥夺了我做好公民的权利》。

我目睹了他写作变化的过程,这些年来他的文章我大都读过,其中多有精彩之作,《在鲁迅路口》是他在2006年写下的,那个上下班必经的路口,他熟悉极了,生活在绍兴,年年岁岁读鲁迅,教鲁迅,他将自己日积月累的欣喜、困惑、那种似乎矛盾的心理都写出来了,鲁迅的闪电雷霆般的语言,痛彻国人肺腑灵魂的洞察力,诅咒黑暗的力量,同时他也写下了一段“腹诽”:

我对你充满了腹诽。因为我在读你的时候,时时看见了自己无辜的影子。每次讲授《纪念刘和珍君》,我都如芒刺在背,进退失据。你一口一个“庸人”,一口一个“无恶意的闲人”,你对普通民众的愤怒多么深切啊。“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吧”,是的,忘却就是我们的本能。可是,大先生,为了维持我们肉体的生存,在这个充满了刀俎和杀戮的年代,我们还有哪一条道路可循?人们告诉我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们还告诉我,“爱比死更冷”,只是,先生,你能给我一个更高的超越的可能吗?

很多人,从你脚下经过,仰头看看,或者不看。你说,你一个都不宽恕。我趁着绿灯的时间,从你脚下经过,我打算,宽恕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

除了文章的长进,这些年在思想上的自我训练,使他的见识大大长进,这是从才子写作过渡到公民写作的坚实基础。读了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他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正好俞可平是他的诸暨同乡,也是他叔叔的朋友,他和认同俞可平观点的叔叔有过一次饭桌辩论,据此就写出了一篇完全真实袒露自己思想的文字。2006年12月,刘军宁在《南方周末》撰文呼吁来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他也参与到争论之中,写了《在当下中国谈文艺复兴是奢侈的》一文,不同意刘军宁“观念是一个起点”的看法,“认为利益才是起点,有了利益冲突,人们才会在这个不断的冲突中寻求和解。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驱动力不是观念,而是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只要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就够了。”他尤其不同意对现实太乐观的看法,“不要去谈论遥远的文艺复兴,不要对当下有过高的期望。低头看路,着手做事。”他的观点诚然可以商榷,他的思考和感受带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提供了学者往往不具备的一些元素。2008年4月,在奥运火炬引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如火如荼时,他写了《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观念的对决》,对爱国主义、自由主义都提出了清楚、理性的看法。

这些文章不是从书本中来,而是从生活中来,从正在发生的关乎我们当下和未来的那些事件中来,他不回避,不遮掩,而是真诚地提出一己之见,他文字是感性的,表达的观点却是理性的,这正是他文章的特点,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力求将自己对大问题的认知说得明白、清楚。这个时候,他的文章不是从空灵、抒情的审美性出发,逐渐往实在、朴素的这一路演变,毫无疑问,单纯的文字美感已不再是他的追求。无论到绩溪访胡适故居、到苏州为林昭扫墓,他对故乡草塔变迁的感怀,还是写教育、写孩子,不同的话题……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一种崭新的气息,那是内心自由的气息,一种公民的气息,

公民社会从身边建起

朝阳经常说起,大学毕业,分到绍兴的一所中学教书,曾经过了几年无聊、寂寞甚至有点沮丧的生活,网络慢慢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心态,从“消极生活”到“积极生活”,这种改变要感谢神奇的互联网,因为网络,他开始在上面写作,私人性的写作转变成了公共性的写作,他的天涯博客,今天已拥有400多万点击率,影响日渐扩大。另一方面,通过网络,他也突破了原来的交往圈子,网络至少使我们有了过一种虚拟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在他所栖身的古城绍兴,如果不是网络的出现,几乎很难找到同道者,正是网上的读书论坛催生了他们的E网读书会,我曾先后去参加过两次,一次是在一家酒吧,一次是在绍兴文理学院,是绍兴E网与人文学院合办的,关于“鲁迅与鲁迅文学奖”的讨论。通过这个读书会和网上论坛,他认识了许多跨越不同行业的有热情、有活力的年轻朋友,大家的兴趣、专业各不相同,但都关心这个城市,希望过一种有尊严、有意思的更健康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的愿望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2008年1月初,绍兴E网在当地一家剧院举行年度晚会暨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一个纯粹民间的自发活动,有两位网友获得了“E言九鼎”诚信卖家奖,还有网友获得了“E网情深”最具深情奖、“E心一意”最佳团队奖,他也意外地获得了一个“E字千金”最佳原创文学奖,这个奖没有奖金,只有一个透明的水晶奖杯,他却十分珍惜,因为这是按民间尺度设定的奖项,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他在当夜写下的《E网是一种生活方式》中说:

晚会也是这样的,没有半点官方的正式的气氛。我很喜欢今天的晚会,闹哄哄,又有一些杂乱。都是网友自愿参加表演,业余团队,水平不专业,但是投入、高兴。组织也不是很完美,经常出一些小状况,比如演小品的网友,无线麦克风掉出来两次;布置道具的时候,“三碗不过岗”的旗子掉下来等等。主持人还在台上说话,很多小朋友跑到台上去捡彩纸,跳来跳去,呜哇乱叫。当颁奖的时候,有几个颁奖嘉宾找不到了。

但我真喜欢这样的小小的意外的场面,比那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官方晚会,多了人情味和亲和力,那种晚会,连笑声和掌声都是预先安排的,他们就当观众都是呆子!而这个晚会,活力四射,是网友自己组织参与的,是自由的,民间的,随意的——真好!每个观众都自己买票入场,30元一票。即便你跟E网的老板是哥们,他也不给你赠票。当然,30元不是跟你赚钱,他还有礼品,有抽奖,还有晚会结束的电影等等。

他们并非只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和陈伟峰等几位网友一起在网上发起募捐,最后募集了18万元善款,他的博客那段时期不断公布有关信息,记得还有捐款的账单之类,他们想在灾区援建一幢坚实的教学楼,期间经过了无数的曲折。作为尚在初级阶段的民间社会一分子,他在其中感受到了快乐,也体会到行动的艰辛和不易。

他说自己是个务虚多于务实的人,网友推动的许多事他并没有去参与。他深知精神的追求是跨越地域的,但也强烈地意识到,“地域,确实是我们得以产生在场感和推进力的所在,我们曾在一次次的讨论中,呈现分歧,不断明确,不断获得共识。这个共识在于,要用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呈现我们的权利诉求。要用克制的,然而坚决的态度,去坚持我们的言说。允许失败,目的不指向任何可以达到的物质利益,目的仅在于表达我们的不同意见。”

2009年清明节前夕,他和6个朋友以绍兴市民的身份自发地前往祭蔡元培故居旁边的孓民广场,向蔡元培先生表达敬意,献上鲜花,宣读祭文,祭文是他执笔的:

今天,我们用当年先生推重而旧学者讥之为“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白话文,来写这篇几百字的祭文,因为我们深知,新语言中蕴含着新思维,而新思维中蕴含着新生活的可能。

当时,全国共有16处大型公祭,除了孔子和“三苏”以外,全是帝王将相。网上还传出山东清河县要公祭西门庆的消息,有感于此,他们想以简单的民间方式纪念他们的乡贤先辈,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北大的奠基人。

今年春天,他们邀请出色的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到绍兴开音乐会,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因为当地人对民谣的热忱,周云蓬干脆在绍兴租房子住了下来,随后举办了多场音乐会,歌谣给这个古老的城市带来了一次次的冲击,特别是8月14日举办的“追忆似水年华:一百人与周云蓬共唱一百年”。朝阳不久前写的《音乐照亮梦想》中说:

我热爱李青兄为其音乐台所录制的一句宣传语:有音乐就有全世界。确实如此,自4月份老周第一次演唱会以来,万晓利、刘东明等我们热爱的歌手,相继来到这个江南小城,给我们带来最为美好的音乐,而以老周这次的“追忆似水年华”谈唱会为高潮,我有一种深切的感触,我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变得更加可爱,正在变得更加宜居。如果城市尚有可能使生活更加美好,而音乐,则毫无疑问,正在使得城市更加美好。

用朝阳自己的话,这是他们“尝试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断地往真实的公民生活靠近。我们知道,没有公民社会,不可能有公民的存身之地,但公民社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恩赐给我们的,它只能日复一日,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这块土地上慢慢生长,让一部分人先公民起来,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

教育,做一个公民的支点

教书多年,朝阳一直不讳言他并不热爱这个职业,他不必全力以赴,课堂、练习题、高考不是兴趣所在。但是十几年的教师生活还是赋予了他教育学的眼光和职业精神,包括与学生的交往,乃至米奇尼克访华时,他在“推特”上问的问题也是站在一个中学教师的角度。在教育当中,他逐渐找到了自己做公民的支点。

作为一个热爱阅读的老师,他给学生开读书会,也给学生开书单,只是最初推荐书目基本上是文学类的,他爱好古典文学,对外国文学也有兴趣,中文系给他的趣味大致上也在美这个范围内,对真与善的维度没有太多的留意。但是,随着阅读视野的打开,他的书单渐渐开始变化,从1.0时代、2.0时代到2.1时代,渐渐从文学的框子里跳出来,涵盖历史、哲学和其他各类社科和人文书籍。因为他意识到,公民教育,需要的是权利观念的启蒙,需要的是理性思维的训练。

对他来说,不能忽略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参加的那次竞选,大约2006年,他所在的学校领导宣布基建处主任开放竞选,每个老师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参与。他在竞选演说中说,自己是冲着“民主”两个字来的:

作为一个相信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的人,作为一个坚信民主制度的价值的人。这次,既然民主来了,我想,我要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不能做空头理论家,如列宁所谓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又则,可爱的政治老师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而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我想,我非来不可,我内心里有一种责任感,一种紧迫感。当然,社会主义民主的是民主集中制,语文老师都知道,这个词语的重心落在“集中”这两个字上,但无论如何,都是有过民主的嘛!

……如果,你用你神圣的选票,淘汰了我,那么,我要祝贺你们。因为,今天,我竞选的失败恰恰是你们民主权利的胜利。

如果,你们用神圣的选票,选择了我,那么,我不但要祝贺你们,还要向你们表示敬佩,敬佩你的知人之明,因为你没有看错,你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人。劳动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啊!

他的参与本来只是一种“as if”,结果却得到了最多的选票。领导让他去当总务副主任,忙碌了几年,他再三要求,终于辞去。这段贴近基层权力的生活经历,是一次亲身体验体制运作的机会,使他更真切地看到体制之弊,也因为这段经历,他在论及中小学教育体制等问题时,获得了新的观察角度。

学校例行的早会,日复一日,原本都是毫无生气的人云亦云,他试图做一点小小的改变,注入一些新而活的内容,他从梁漱溟的《朝话》中汲取灵感,第一次上去讲《坚守我们的教育理想》,他说坚持理想是一种自我启蒙,启蒙需要从自身内部发光。奥运火炬事件发生,国内有一种抵制家乐福的气氛,正好轮到他讲话,他告诉学生,法国人游行示威的权利,就是政府也不能干涉。说到底,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学生能朝着一个现代公民的方向走去。

在学校以外,因为《教师之友》和《新教育读写月报》的约稿,他写了不少与教育有关的文章。2004年1月,《教师之友》刊出的“那一代”专题,对魏书生、钱梦龙、于漪三巨头进行批判,引发了热烈争论,其中反响最大的就是他那篇《魏书生——技术主义与权威人格的末路》,从知识结构的致命缺陷、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偏差两个方面,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界的权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2009年,他与郭初阳、吕栋等人有关小学语文课本的研究报告,对现行三个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了一次审视,发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从事实真相到价值观念,可以说,中国孩子还在吃错药。

如果说2004年他挑战权威魏书生的那篇,影响还在教育圈内,那么,“救救孩子”的影响则大大跨出了教育圈,许多媒体都做了重点报道,甚至成为一时舆论的热点。

他自述儿子的出生对他影响很大,尤其在教育观,在看待教育的问题上,他围绕着儿子学步、学语的成长过程所写的那些文字,也都足以融入到公民教育、建设公民社会的进程当中。教育,在他心目中,不仅仅是课堂,不仅仅是练习和考试,早在2004年春天,在杭州现在已消失的三联书店,有过一次《中学人文读本》的座谈会,当时崔卫平、丁东、谢泳、邢小群诸位先生都在,还有许多中学教师和中学生,记得他在发言中就直言,没有什么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分,只有人的教育与非人的教育之别。他要做的就是人的教育,他有关教育的文章和所有努力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的。

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他的《阅读会内化为血脉与骨骼》一文里可以看到,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时代,他的阅读主要限于文学作品,最多加上美学,这是他全部的精神滋养,也是那些弥漫着文人气息的才子文章之由来。大学毕业之后,林贤治、顾准、余英时、殷海光、唐德刚、黄仁宇、费正清、史景迁、汤因比等进入他的视野,阅读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文学阅读转向涵盖历史、思想的人文阅读。肖雪慧、崔卫平、艾晓明、何清涟、龙应台等知识女性的著作也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6年的3月,他和初阳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在博客里写下这份令汉语世界骄傲的名单。)这当中网络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波普尔、哈耶克、贡当斯、托克维尔、以赛亚·柏林乃至哈维尔、米奇尼克……的世界一个个向他打开,他的精神资源变得日益丰厚起来,捷克天鹅绒革命推动者哈维尔倡导的“生活在真实中”,波兰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米奇尼克所说的世界是不完美的,灰色的是美丽的,为了美好的今天而不是明天,“as if”,……这些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而再地提及那段经历,上班磨日子,“生活在下班之后才开始”,直到他的世界一点点扩大:“既然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那么可不可以尝试着,将每一天,都尽量将自己放置在真实之中呢?既然空气和泡沫也是一天,尽量真实也是一天,那么,不如试试尽量真实的方式看。反正我从来不想得到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

他尝试着在单位也尽可能地说实话,展现真实的自我,与同事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结果发现有很多人同意他。他意识到,我们不得不和别人一起共享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世界,但我们说出真实,将自己的主张表达出来,就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推动。这正是他尝试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原本对经济学完全陌生、也毫无兴趣的的文学青年,从最初接触到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学史笔记》,第一次意识到,经济学在改造社会,推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他把网上下载的这本书打印、装订,做成了平生第一本自制的书,这也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第一种启蒙读物。他把能找到杨小凯著作,全部找来读了,而杨小凯在经济学以外谈宪政、谈时政的文字,更让他感受到一个经济学家的公共关怀。循着杨小凯,他走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阿马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他服膺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理论,前两年金融危机发生时,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自由化过多,恰恰是管制过多。华人经济学家中,在杨小凯之外,对他影响大的还有陈志武、茅于轼、财经作家苏小和。他说,“读经济学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大概是推动我从文学青年实现转向。从文学青年的特质中抽身出来,我觉得是我这几年最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一则是从读历史而来的,……一则就是读经济学。从文学梦走向努力学做一个现代公民”。

正是这一转向,使他不久前完成了一本专门写给小学生看的读本《为什么不能买下所有东西?》,围绕着他5岁的儿子蔡从从,从活的现实中撷取很多真实故事,步步深入,为孩子解答:为什么不能够把所有的玩具都买走?钱从哪里来?工作是什么?假如你有一笔钱会用来做啥?勤劳就能致富吗?干净的钱与肮脏的钱?人一辈子究竟需要多少钱?……这样充满生活感,同时又有知识积累和精神视野的读本,正是今天儿童读物中所匮乏的。不能忽略儿子带给他的灵感,正是他对儿子的爱,使他身上的才华和责任一天天地显示出来。他的经济学知识是有限的,但是他做的这件事实际上已超越了经济学的界限。

朝阳的精神资源不仅来自书本,来自知识先辈们的思考与探索,还来自生活中呼吸相关的一个精神共同体,从大学时代的同学挚友郭初阳,到网络时代逐渐扩大形成的跨地域的朋友们,他们中有很多是中学教师比如吕栋、周仁爱、范美忠、苏祖祥、梁卫星、魏勇等人,也有民间社会各行各业的朋友,大家相互砥砺、交融互补、讨论对话,成为彼此的精神资源。这种影响也许一点都不亚于闭门读书。

朝阳还跋涉在通往现代公民的路上,生活远未完成,收入本书每一个字,都在为他的脚步作证。这些年来,他的思考、言论和行动,可以为民间社会的成长做一个具体而微的注脚。他持的一种低调、建设性、可持续的行为准则,看起来不够雄浑、不够过瘾,但他确乎浑身都散发着民间的气息,有点儿散淡、随意,从行事为人到作文似乎都是如此,他的目光总是那么诚恳而清明。

就职业而言,他在中学也是体制内,我常想,是否在体制内谋生并非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独立、民间的标准,有些人身在体制外,整个价值观、思维方式、语言表述都在体制内,有些人身在体制内,但心态、语言、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是民间的。他不是那种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天纵之才,既不能一言足为天下法,也不是勇者无惧,没有为了理想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表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于一所普通的中学,没有显赫的学历,没有惊心动魄的人生履历,却因着他不停地寻求做一个普通人的意义,他点燃了自己这盏灯。也正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也以做一个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为目标,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更具有示范性,是每个普通中国人都可以效仿、可以普及的,他的文章也属于普通人的感想、普通人的思考,他为普通人如何走向自由之路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在民间社会崛起,重建一个新时代的过程中,这个平凡的实例所具有的意义,也许超过了许多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典型事件。因为他所经历的、正在经历的都不是高不可及、需要巨大道德勇气和牺牲精神才能做到的,他只是在脚踏实地做公民的练习。

2007年的最后一天,他在博客发表过《重申一个公民社会的理想——2008新年献辞》,篇末曾引用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你可以不做诗人

你一定要做一位公民

2010年9月21、25日初稿 10月4日杭州桂花开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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