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学界，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马克思早就断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学作为直接以这个基础为对象的学科，当然非享有上层建筑之王的殊荣不可；而且，经济学所奉行的工具理性和理性选择原理所具有的简明性、可计算性，也理所当然地让其属下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观点拥有向其他学科大举侵犯的能力。与经济学这种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相比，同属社会科学阵营的社会学就相形见绌了。致使社会学同经济学之间出现此类反差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前者离经济基础太遥远，同时也还与另一原因直接相关：经济学是富人的学问，社会学则是穷人的学问。无须追溯二者在历史上的表现，单看它们在当前的作为就可以对此分殊理解一二：经济学的视野中满是WTO、GDP以及纳斯达克指数之类，社会学话语中则频频闪烁着三农、城市贫困、AIDS等概念；即使二者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如房地产开发，经济学家帮的是开发商的忙，而社会学家则在为因房地项目开发对原住民的损害鼓与呼。2002年辞世的社会理论大师布迪厄说过，“审美艺术的普遍性是特殊地位的结果，因为这种特殊地位垄断了普遍性的东西。”（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123）这个论断其实也适应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当一门学科为控制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所掌握时，它就毫无疑义地享有了控制其他话语的权力。
但是，如果就这样轻易地给社会学贴上甘于寂寥和坐冷板凳的标签，则是大谬不然。实际上，社会学亦具有一种强烈的帝国主义情结，这种诉求与生俱来，生生不息。当然，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既不是指要与经济学一争高下，也不仅仅指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地把所有社会性存在都揽入自己怀中，而主要的是指社会学对充当总体性社会科学（total social science）与元科学（meta-science）角色的不懈追求。
孔德：社会学帝国主义情结的温床
社会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问题分析方法由来已久，但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则只能追溯到19世纪中期并归功于当时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虽然社会学界一般只把孔德定位为社会学的命名人，但这位天才式的哲学家却通过他的论述有意无意地帮助社会学建构起帝国主义梦想。他把实证主义科学体系建构成以数学-天文学为底座，以社会学为塔尖的金字塔，并将之比喻为一个从底座向塔尖不断进化的体系，“第一门必然作为独一无二的出发点，最后一门是整个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孔德，1996：70），同他的“人们只应当设想一门单一的学科，即社会科学”的期望（孔德，1996：17）正相吻合，而以“社会学”取代“社会科学”，不仅表明孔德把社会学当作各门社会科学之综合体的愿望，也表明他把社会学作为整个实证主义科学体系之王冠的追求。在方法论上，他要求实证主义应该成为科学事业的唯一合法和一以贯之的方法，而社会学又是这种方法论最为发达的表征，因此，社会学就成了整个科学体系在方法上进行统一组织的象征。不仅如此，孔德对社会学对象的界定亦具有浓厚的帝国主义情结，要“建立一门足以适当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孔德，1996：43）。乍看起来，这明显地与他在前文中说的成熟的人类理智能有效地区分自身可为与不可为的领域（孔德，1996：14）的论断自相矛盾，但只要一想到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是万能的工具”（笛卡儿，2000：45）的启蒙思想是他所继承的理性理念的老祖宗，就能马上让质疑者三缄其口：没有想不到的，亦没有做不到的，这正是孔德理性观念的实质，因此，理性的边界与理性的无界就是同一个指称了。
孔德对社会学的上述设想，构成了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原点，以后，不同的社会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个原点中汲取灵感，阐发着各自的帝国主义诉求。从总体上看，社会学试图成为科学帝国主义的努力在后孔德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阶段和现代阶段。在古典阶段，社会学致力于以自身为中心建立一门总体性社会科学[1]；在现代阶段，社会学已经承认了社会科学内部诸神纷争的局面，转而从科学哲学那样的角度试图让自己成为批判社会科学甚至整个科学体系的基本预设的“元科学”。[2]
总体性社会科学：早期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
通观社会学在孔德之后第一代社会学传人那里的发展，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英国的斯宾塞，还是法国的涂尔干，抑或德国的韦伯，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在德国或称文化科学）这两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使用的。不啻如此，大师们在界定社会学的性质和学科边界时，所选择的参照物往往是心理学。而在社会学诞生之时，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产生，政治学亦已在酝酿之中（华勒斯坦等，1997：20）。如何不选择一门在今人看来与社会学“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华勒斯坦等，1997：32）且更具竞争性的学科而相中心理学作为社会学的参照对象？而且，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会使自己同最势均力敌的对手区分开，以减少竞争，建立自己对场域的某特定局部的垄断（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137），社会学作为一门在社会科学场域中抢食的新手，最担心的也应该是场域中的先来者如经济学等了，因此不应该把场域外的心理学作为竞争对象啊？对于这些困惑，我们可以从孔德传统中试着给出答案：在当时，社会科学场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它同心理学还处在同一个场域中，而社会学赋予自己的使命就是在这个大场域中分离出一块地盘，建立社会科学场域，为此，必须首先同心理学划清界限，强调社会科学的“社会”视角和方法论在本质上有别于心理学的“个体的内心”视角和方法论。这样，社会学就已经完全把自己等同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个没有复数的总体性概念——了。在这一代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材料来佐证这个答案。
先来看这些大师们对社会学对象的界定。涂尔干在谈论社会学时对“制度” （institution）及其与他的著名的与“物”一样对个体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的“社会事实”的关系做了论述——“制度”指的是“一切由集体所确定的信仰和行为方式”，同 “社会事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前者的含义略有缩小而已——然后才在此基础上把社会学定义为“关于制度及其产生与功能的科学”（涂尔干，1995：19）。在德国，韦伯对社会学的理解是，“根据行动的主观意义来阐释人类行动是社会学或其他研究人类行动的科学的特定任务”（Weber，1968：8）。这里的“行动”并非机械性的或者个体心理性行为，而是以他人的行为为意义取向的行为即社会行为（Weber，1968：23）。比较今天的学者总是选择某种具体的社会实体（如教育系统、经济系统、政府）为其学科对象的做法，我们不难发现，在早期的社会学家那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却是波普尔所说的“理论的构造”（1998：119）或者是曼海姆所说的“视角主义”[3]（转引自Wolff，1970）性质的，也就是说是从某个立场出发来界定社会的某个总体性特征。所以有学者在事后总结说，韦伯、齐美尔等“并不把社会学视为一门学科界限清晰的学科，而是一种社会研究视角”（Therborn，2000）。虽然韦伯和涂尔干在关于社会的理论构造和立场选择上完全是相反而行的，但不难发现，他们界定的“社会”的这两种观念性特征不可能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所说的“社会”只是社会学的“社会”，“足以表现社会学观点的独特”（柏格，1982：35），而与今天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中的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截然有别，也不能说在教育系统、政府等小社会中感受不到这种社会性特征。由此可见，无论社会学家——涂尔干与韦伯——之间在什么是“社会”问题上的分歧多么地不可以以道理计，但在不把“社会”界定为只适应于今天的学科规训制度中的“社会学”的一隅，而通行于社会科学诸学科（social sciences）上则是完全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在古典社会学大家们的字里行间，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同社会科学无任何的具体区分，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已经于无形中把自己的使命定位为给社会科学提供总体性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当韦伯在其命题中还明确地把社会学同其他同样以人类行为为对象的科学并列时，这种目标就更是昭然若揭了。
再来看古典社会学大家们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探索。只要我们承认方法是为对象而设的，并反对把对象与方法割裂开来的为方法而方法的“方法论拜物教”（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31），我们就会认可如下的观点：当涂尔干把观念性构成的“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他对社会学规则的建构和阐释已经不再仅仅是针对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个“社会学”，而是我们今天所认同的那个“社会科学”。韦伯把德国特色的诠释学理念引入社会学，成功地建立起理解的社会学，但“理解”作为方法论却同样是适应于所有社会科学的，虽然如韦伯自己所说，“理解”可能并非社会科学唯一的方法论。此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韦伯把同一种方法论同时赋予了社会学、经济学。试想想，当两门学科既在对象界定上无甚差别，又共享着同样的方法论的时候，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说它们是两门互有区别的学科呢？
让社会学的古典大师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总体性社会科学的学科情结给社会学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两大难题：第一是如布迪厄所抱怨的，给了社会学家们一个并不现实的幻想，总希望把社会学做成“与众不同的科学”，对它投以过高期望，“以为它对各种问题无不胜任……想满足最大而无当的各种要求”（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244）；第二个后果——剩余科学论——则作为现实从根柢上震撼着这种帝国主义的残余幻觉。
虽然涂尔干用他的社会学理论预测了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趋势，可惜的是，他没有把这种理论反身性地（reflexively）用于社会学自身，没有认识到这也是科学领域正在发生的巨变，否则，他就会意识到他创立社会学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分化即制度化进程的一个环节，就会知道他在为社会学的地盘操劳烦神时其他学科的代言人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因此就不会那么殚精竭虑地去建构作为总体性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大厦了。事实上，与这些社会学的奠基人的愿望恰恰相反，社会学的这种作为总体性社会科学的努力是建立在幻象基础上的，这种幻象遮蔽了社会学把自己作为专门性学科的视线。到1945年，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圈地运动或者说制度化基本完成（华勒斯坦等，1997：33）时，社会学反倒因失去了圈地的机会而沦落成“剩余学科”。
因此，保种问题一度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好在社会学的奠基人当年在界定其研究对象时不是笼而统之地把整个“社会”都囫囵吞下，而是贯穿了“视角主义”的观念建构方法，这无意中为社会学的当代后人提供了自我解困的法宝。当鲍曼（2002：7-8）从不同“视角”把社会学和经济学分割为各具特色、独一无二的学科，成功地把社会学解救出“剩余学科”的囹圄时，所凭依的正是这把利器！
元科学：社会学帝国主义情结的当代表征
但是，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散。实际上，当其他社会学家还沉浸在总体性社会科学的梦幻中时，曼海姆（1999）就已经在谋求另外一种帝国主义方式：元科学。曼海姆是第一个以马克思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论断为基本理念构建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学家。他的知识社会学极力突显“社会学”的“社会”概念的历史主义特征，要求社会学回到“社会”本身，把所有的思想、知识和意识都纳入考察范围，以揭露其背后隐藏的利益、情绪等历史性和社会性因素，昭示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参见肖瑛，2004）。质言之，知识社会学实际上是社会学以科学的名义自行宣布了自己是其他社会科学的裁判。更有甚者，曼海姆还要求，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任何一个观点和解释方法都不能在把所有其他观点攻击为意识形态的同时却赋予自己以不受同样攻击的豁免权（Mannheim，1999：66），实际上就等于宣布社会学不仅是其他学科的“元科学”，而且也是一门“严以律己”的科学，是自己的“元科学”。虽然这种“提着自己的系鞋带”能否把自己提起来的项羽式问题在理论上迄今尚无肯定的答案，但至少在修辞策略上更加巩固了其作为所有社会科学之判官的地位。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作为社会学重塑帝国主义情结的武器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和强化：一是SSK（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知识社会学的批判对象延伸到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及其“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所表达的反身性原则；一是布迪厄对反身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的极力倡导和践行。
与曼海姆只把作为元科学的社会学针对自身和社会科学的其他诸类型不同，起源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SSK是当今科学领域中第一个敢也是迄今最敢吃螃蟹的学派，他们把所有的科学类型和活动（特别是自然科学，当然还包括社会学自身）全部无豁免地置于社会学面前，至少在对象选择上实现了社会学的彻底“元科学化”。SSK的领军人布鲁尔从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中汲取灵感，激进地断言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特定社会情境和语境的产物，声称“知识和人类的本性本身一样，既具有其神圣的方面，也具有其世俗的方面”（布鲁尔，2001：73），“社会成分……始终是知识的构成部分”（布鲁尔，2001：262）。这种振聋发聩的宣称彻底撕碎了科学给自己披上的自主性、客观性和真理性的理性主义性质的“皇帝的新衣”，暴露了其相对主义的实质。SSK对科学的这种前提性批判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他们甚至进入科学家的实验室，对科学家的实验室生活做民族志的考察，对科学家之间的对话进行话语分析，以用这些经验研究来佐证他们的相对主义宣称。在这些“元科学”的操作者中，最为激进也最为犬儒的要算是法国人拉图尔（Latour，1988）。他一方面得出结论说，科学解释同其他的解释活动均无二致，都是一个如建立国际关系那样的编织社会网络的活动，终极目的是增强解释效力，而不论因果、真假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从而完完全全地否弃了笛卡儿所设想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实在根基的存在，把所有的科学活动都置于彻底相对主义化的沙滩上。加上SSK的反身性原则，拉图尔也就把社会学自身及其上述消解理性主义的“元科学”活动的基础也彻底地消解掉了。既然如此，任何追寻实在基础的反思努力都注定是一种徒劳，就让我们在相对主义的现实中不抱任何幻想地苟延残喘吧。这样，SSK在让人类的科学活动从理性主义的云端回到相对主义的现实的同时，也让自己从激进主义的巅峰跌进了犬儒主义的“大瓮”（罗素，1963：294）。
在20世纪后期的社会学中，布迪厄毋庸置疑是“反身性社会学”的最为卖力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不仅要像SSK一样做揭露皇帝的新衣的那个孩童（夏光，2003：3），还要做给皇帝编织真的新衣的裁缝。他的场域（field）理论把人的生存空间描述为一个个的由资本、利益为中心的客观关系的网络系统即场域，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场域之中，为着权力而争夺；不同类型的资本形塑出各种具不同特点、逻辑甚至功能的场域。属于学术人的学术场域也是一个权力争夺空间，学者们彼此争夺着对学术世界和一般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权。理想的学术场域应该是学术人置身其中却保持自立，完全自由讨论，在处理异议时摒弃一切非科学手段的领域（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233）。但是，布迪厄对他那个时代——也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学术场域的情形非常的不满意，批评它受着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学术场域浸淫在各种社会性因素和常识观念之中，学术人的性情倾向系统中浸染着各种社会性偏见，这些偏见使得学术人对真理的探索和争夺违背了学术场域本应维持的逻辑；一是受着实证主义科学观所形塑出的唯智主义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错把逻辑的事物当成事物的逻辑。这两种类型的偏见都成为了学术人惯习的构成性部分，他在建构研究对象时往往把它们投射到对象身上，造成他所言说的实际上决非研究对象本身，而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而学术场域所给予世人和学术人本身的客观、中立、真理等幻象又成功地遮蔽了人们察觉和质疑这些偏见的视线，使学术人对自身的偏见处于无意识状态。针对学术场域中这种充满偏见的争夺，“以社会学家的身份涉入此一争斗，就容易受到这样一种诱惑，即声称自己能起到公允的仲裁人的作用或法官的作用，明辨和裁断是非曲直。”（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103）但是，布迪厄同时还注意到，“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可以而且应该适用于社会学家本人”（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265）。也就是说，社会学家也身处社会科学学术场域中，是这类争斗的一方，本身也充满着其他学术人所沾染的偏见，是不可能充当公正的法官的，因此，社会学家首先应该祭起反身性社会学的旗帜，对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质疑，以祛除社会学自身的各种偏见。
品味以上论述，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布迪厄的反身性社会学概念：第一，它是对社会学自身的反思，是“社会学的社会学”，以把社会学从各种社会性偏见和认识论偏见中解脱出来。如果“人的最大敌人是自己”的说法果然不错的话，运作“社会学的社会学”，特别是其具体而微的形式“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应该需要多么伟大的勇气和多么巧妙的技术啊！第二，以自身为批判对象的“反身性社会学”背后潜伏着一个立场：“正人先正己”，正己是正人之条件。说白了，布迪厄至少在“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Giddens，1993）层面上认可社会学是社会科学场域中的真理争斗的判官的观点。他所反对的，只是因为社会学本身也属于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同其他的诸社会科学都受着认识论偏见和社会性偏见的侵蚀，是不可能作为公正的判官出场的，只有通过反身性社会学正了己，清除了自身的各种偏见之后才能适合于这个角色。由此可见，如果说反身性社会学是针对社会学自身的，那么社会学则是针对社会科学的。更为直白地说，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反思工具，是“社会科学的社会学”。是故，就形成了一个反思的链条：社会学以社会科学为反思对象，反身性社会学则以社会学为反思对象。布迪厄将场域理论用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自身正是这种反思活动的表征和成就。布迪厄在另一处论述中也表达过这种观点：“在我看来，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它必须利用自身的手段，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身立场的了解，并坚决否定那种只（only）肯将其他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元’观念”（Bourdieu&Wacquant, 1992：191；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251）。我们可以看到，仅仅一个“只”字，布迪厄把社会学不仅看作社会学自身的元科学亦当作社会科学的元科学的心态就跃然纸上了！我们也就更能领会他在各种论述中“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念经常交叉使用，不加太多区别的真正用意了。第三，如前文所说，作为社会科学“元科学”的社会学不仅具有揭露和批判的功能，亦具有重建社会科学的能力。
结论
古尔德纳在他著名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Gouldner，1970）中说过，社会学是一门叛逆型的学科，总是同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社会学的这种叛逆性不仅呈现在社会领域，还时时表征为学科帝国主义情结并在它置身其中的科学领域中掀起阵阵波澜。这种帝国主义情结的演变过程表明，社会学始终是社会科学甚至整个科学领域中创新学术、挑战学术意识形态的重要动力：在孔德和涂尔干那里，社会学的帝国主义诉求将理性主义引入社会研究，建构起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到韦伯和曼海姆甚至布迪厄处，伴随着帝国主义情绪之表达的，是将诠释学方法论结合进理性主义的努力；SSK作为“元科学”对科学做出的相对主义诊断虽有激进之嫌但决非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中人所能无视的，它所带来的认识论转向亦非人们所能排拒。所以，让我们欢呼充任思想的“马刺”角色的社会学帝国主义情结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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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概念出自布迪厄，不过他用该术语的目的是指涉整合了所有的二元分立的社会学（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29）。但是，从布迪厄以社会学家的身份猛烈抨击诸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壁垒，要求打破学科间的这些分化，建立总体性社会科学的事实看，又让人明显地体会到布迪厄使用这个概念时所抱持的古典时期社会学家的那种用意。
[2] 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表征：话语输出。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帕森斯所创立的结构功能理论对其他学科所产生的话语霸权或者“符号暴力”（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上，只要我们翻一翻20世纪40、50年代以来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就可以领略到帕森斯话语的威力。即使在社会学本身都在努力规避这种话语的今天，帕森斯的阴影依然在其他许多学科周围如氤氲一样迟迟不肯飘散。虽然吉登斯承认了社会科学制度化的背景，认为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并否认他所想象的社会学对其他学科具有任何的帝国主义诉求，但他在心底里仍然没有放弃对社会学话语霸权地位的谋求，从他到处把他的社会学概念发明——双重诠释学、结构二重性、有意图行动的未预期后果，等等——当作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的演讲（Giddens,1987）中就可以窥见他的这种诉求。由于这种帝国主义情结并非社会学专有，故本文不作详述。
[3] 在一些学者看来，“视角主义”与“相对主义”等同，代表着一种后现代转向。（贝斯特与凯尔纳，1999：5）在笔者看来，这种界定既对又不对。“对”是指在曼海姆那里，“视角主义”的确与“相对主义”具有某种亲和性；“不对”指的是，如果这样那么包括涂尔干、韦伯等在内的许多古典社会理论家的思想都内含着后现代成分，因为他们的范式选择都不由自主地是“视角主义”的，比如：涂尔干强调社会学研究就是要把社会事实当作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存在的“物”来看待，而不能重复心理学的内省路径，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心态”（涂尔干，1995：7）；韦伯也认为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不能因此而遮蔽其他视角（韦伯，1987：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