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养老”进入农民的生活词典并蜕变为他们的生存焦虑和农村治理关注点。既有农村养老研究多忽视老人的真实需求及背后的深层次观念。S县各类型养老机构的兴起，跟三农“政策丛”以及该县的政策落实策略密切关联。在该县不同养老机构中，老人的感受和行动各有不同：老年公寓的老人普遍声称是主动选择的，专业化养老机构的老人迷离于本体安全，“看不得”的乡镇敬老院的老人的生存焦虑程度相对较低。上述不同体受，根源于不同机构与老人深层次的家观念的契合程度。所谓“家”，既指儿孙满堂的大家庭，又指分家后的核心家庭。家人、房屋和家园三者构成老人的总体性家观念，也是其所渴望的自由的温床。离家越近，自由感越强，本体安全越稳固，反之则滋生生存焦虑。
【关键词】 农村老人,家,养老机构,本体安全,生存焦虑
2023年8月初，我们进入A省G村开展社会调查。①来到村口，映入眼帘的不仅有高大的牌楼，还有牌楼斜对面一幢墙上贴着“G村敬老院”醒目大字的小白楼。但随后我们得知，随着前些年入住老人的相继离世，敬老院已人去楼空。多名本地老人决绝地说，敬老院不能进。问及个中原因，普遍的回答是：家里有后人却进敬老院，会被人戳脊梁骨；敬老院太可怕，有护工打人。在G村S小区一个小院里，我们访谈了一名80多岁的五保老人。老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寄住侄子家，由侄子照顾，以每月1000多元的养老金作为报酬。当问及为何不进敬老院时，老人连连摆手说：“那个地方可不能去！”我们忙问原因，答曰：“不自由！”
G村的情况与同年7月我们在J省D镇K村的发现基本一致，原村办敬老院已荒置，为数不多的几名五保老人被转移到D镇敬老院。D镇敬老院的布局和设施都很好，但除五保老人多系本镇人员外，其他老人大多来自上海。我们在K村一个四世同堂家庭问太奶奶是否考虑进敬老院，她摇头摆手，高声拒绝。她的子孙和邻居也哄笑着表示：“这里没有人会去敬老院，都是在家里养老。”K村老人不进敬老院的原因同G村相似：家里有子女，敬老院太可怕，在家更自由。
但是，Z省S县的情形跟这两个村迥然有别。S县很多行政村建有老年公寓，村内60岁以上的长者均可申请入住，每家老年公寓汇集了不少老人。2001年，县政府支持私人开办敬老院，催生了一批养老机构，其中T镇A村三家敬老院比邻而立。近年来，县政府引进社会资本，积极推进专业化、标准化养老机构建设，T镇康养中心（以下简称“T中心”）和J镇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J中心”）应运而生。前者同镇卫生院合作，以康养一体为特色，为老人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康复理疗、康复训练、康复护理等专业服务；后者由国内一家大型养老企业经营，为认知障碍老人提供辅助设施和护理服务。两家敬老院都以为老人营造温馨的家居氛围为目标，居住和生活环境好，活动空间大，活动内容丰富，餐食符合营养学要求，工作人员接受过专业化的护理培训，管理按照标准化流程，实行等差式收费，如J中心每人每月收费2400元到4650元不等，同时接收五保老人，由政府承担费用。两家敬老院分别住着数十名长者。2022年8月，我们初访T中心时，它开业不到半年，受疫情影响，入住者只有35名（含五保老人13名），但时隔一年回访，人数增至85名（含五保老人56名）。
两相对比，一些有趣的问题就涌现了：为什么G村和K村的养老机构均无疾而终，而S县的村办老年公寓与不同层次的敬老院都能维持？是不同地区养老观念差异使然吗？调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上述三个地区农民的养老观念相差无几。S县不同年龄段的农民都说，除非没有后人照顾，否则不进敬老院。由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在S县，是不是观念之外的力量将老人推进养老机构？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第一，具体包括哪些力量？第二，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老人如何应对新的生活，遭遇了哪些困难？第三，在他们的适应或不适应背后，是否暗藏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次观念（idea）或曰精神气质（ethos）②？第四，我国农村的社会治理和为老服务应如何适应老人的观念，回应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安度晚年？
一、国内养老研究现状
我国正在进入“银发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十年之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了5.44个百分点和4.63个百分点。③同时，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这两个年龄段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和17.72%，与城镇的相应比重相比，分别高出7.99个百分点和6.61个百分点。④S县人口老龄化水平同样显著，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周岁及以上人口约为8.4万人，占22.12%，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约为5.8万人，占15.35%，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这两个年龄段人口比重分别上升了6.23个百分点和4.31个百分点。⑤一方面是年轻人口外流，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留守老人规模连年扩展，养老作为一种观念和制度形态，开始进入农民的认知以及农村的治理和地理景观。政府出台了相当多的支持农民养老的政策，构建普惠、高效、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农村民政工作的重点，很多地方逐步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学界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论述可谓层出不穷，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家庭、社区、机构三种养老模式的比较和选择上。有研究者强调，虽然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越来越多地分担着养老的责任，但农村老人更依赖家庭养老，“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⑥一些研究聚焦代际关系及其转型同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联，⑦区分不同条件下与子女同住对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⑧指出家庭养老的变化不是“伦理危机”而是“伦理转向”的结果⑨。农村老人普遍不接受机构养老，既与机构数量匮乏、服务内容单一、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外部条件有关，也有老人在敬老院得不到情感需求满足、生活方式不适应以及人际关系陌生等原因。⑩亦有学者指出，老人不单是国家养老政策的受益者，我们更应关注他们的参与度、主体意识与身体化权能，破除对养老服务应追求高端、专业、智能的刻板印象，形塑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养老制度。11
何谓农村老人的“主体性”？其根源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不能耽于对养老的制度完善、模式创新、服务供给、路径优化等制度性问题以及农村老人心态的抽象想象，而应建基于对农村老人的深层观念及其需求的具体而微的田野调查和发掘。一般说来，观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形成的，体现为各种习惯和惯例，扎根于其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自然和人际环境，彰显着人们对自身和周边环境的自主性。观念是柔软的，也是最坚韧的，是人们稳定的情感和心理基础，构成其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基石。本体安全源于人们对周边环境的熟悉和认同，以及行动的一贯性的维护，生活中的各种习惯、惯例构成个人们本体安全的基础。社会快速变迁，生活环境和行动方式同自身的思维和习惯、惯例之间的明显反差，可能导致个体生存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12同样的环境反差导致的生存焦虑在婴幼儿和老人身上要比在中青年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婴幼儿的适应能力尚在发展，而老人的观念和惯习根深蒂固，适应能力衰退。因此，养老模式不是根本问题，问题在于弄清楚中国老人普遍性的观念和农村老人独特的深层观念，并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适应这些观念。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在田野调查中关注这一深层次问题，如沈燕13和肖瑛等人14的调查都聚焦该议题，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不过，沈燕的研究集中于老人对“死亡”和“不卫生”的理解，对于农村老人整体性观念的发掘有待进一步完善；肖瑛等人的研究延续肖瑛将家作为中国人的“总体性的和‘根基性的隐喻’”15和渠敬东将家作为“社会生命之源”16的思路，深入考察了农村老人的家观念，但由于其研究重点是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强调社会治理应该尊重家的本体性价值和位置，是故对农村老人的家观念的讨论还欠细致。本文将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借鉴沈燕的观点，接续肖瑛的研究，厘析S县农民进入养老机构的制度性原因，以及他们在不同养老机构中的适应与不适应折射出的深层次的家观念的多重维度，探索农村养老机构中的老人不同程度的生存焦虑的根源，由此思考推进农村为老服务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二、S县老人何以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S县不同类型养老机构中的农村老人的情况各有不同：村办老年公寓中多为本村尚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敬老院中大多数是本县或本镇的五保老人和子女无暇照顾的高龄或失智老人。本节主要探讨尚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和五保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制度原因。
宅基地重新分配，农房集中改造和重建，城市住房模式植入农村，是催生老人“离家出走”的制度性原因。17G村的农房集中改造和集中居住早在2010年前后完成，每栋楼房占地160平方米，除上下共五间房的主楼外，还配备用作厨房的平房，另加一个数十平方米的院落，适合农民日常生活和生产；新房分配以核心家庭数量为依据。K村未曾进行农房集中改造，但村民自主建房的高潮在宅基地政策收紧之前就基本结束，很多人家既新建了小洋楼，又保存了部分老平房，对老人的生活和生产干扰较少。
但在S县，由于人多地少，建设用地捉襟见肘，且农房集中更新有大致统一的要求，各个村落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遵循拆旧建新原则。一户一宅指宅基地按照家庭中最年轻一代的人数和性别分配，老人失去了宅基地分配权利；拆旧建新则抹去了老人一辈子熟悉的生活空间和活动场景。新房模仿城市别墅布置内外部结构，只适于一个核心家庭居住，柴火厨房也被煤气厨房替代。近年来，相关“政策丛”18增加了严格耕地保护和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等内容，一些乡村在农房集中更新中既必须完成新增耕地面积的任务，又尝试引入“经营土地”理念，在紧张的建设用地中挤出一部分用于买卖或租赁。为实现上述目标，典型做法就是在老人身上下功夫。对于五保老人，以宅基地换养老服务，老人交出宅基地后入住敬老院颐养天年。对于有子女特别是有多个子女的老人，安置难度则比较大，所以正如X村驻村干部所说，宅基地重新分配和农房集中改造最主要的前置性任务是安置好老人。那么，谁来安置？是子女还是村委会？
传统地看，子女理所当然承担父母安置的任务，养老是家庭内部事务，养儿防老乃亘古未变的道理，“四世同堂”是家庭构成和生活的典范、理想。但“四世同堂”不等于“四世同住”和“四世同吃”，由于人之性情、追求的不同，分家反而是保护“四世同堂”的最好办法，是家族延续和发展的形式，19即使居住形式上未曾分开，父母与子女还是会分灶吃饭。20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多为“五口之家”。21S县也处在这个大传统中，子女结婚后，多数会分家。当地60岁以上老人大多不止一个子女，在宅基地政策收紧之前，他们普遍在旧房边上建新房，成婚子女住新房，老两口独自或同未婚子女栖居老房或附属房。X村驻村干部说：“刚开始，（新房子）是他父母给他造的。过了10年，他父母老了，老婆讨来了，（父母）住那房子住不下去了，所以还要回老房子。老房子修一修，要是把它（老房子）推掉了，就自己弄个小的房子。他（父母）造好回到那边去住也很正常。”父母为成家子女让路，虽然在伦理上有“子女不孝”的嫌疑，但拉开了家庭代际间的距离，老人不至于因新媳妇的到来和小家庭的成长而被迫改变生活和生产习惯，减少了家庭矛盾，使大家庭“分而不裂”22，故而包含老人的主动性。
但“分而不裂”是以充足且可自由处置的空间为保障的。宅基地面积紧缩，农房空间结构模仿城市住房让传统分家模式不得不戛然而止。一栋小洋楼没法容纳两个核心家庭，分家难以可能，不分家更是一个难题：首先，新农村已蜕变为农田之上的现代城镇，集成灶、抽水马桶一应俱全，柴火、农具、家禽和家畜，都被当作剩余物处理了；其次，农村的衣食住行皆商品化和货币化，取之自然返回自然，以及通过劳动从土地中获取生活资料的生存方式一去不返；最后，从小远离农活，以城市生活方式生活，以城市消费观念消费的“农二代”“农三代”同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父辈、祖辈在生活、生产、消费、积蓄、卫生、育儿等方面愈行愈远，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难以实现。总之，新农村的真正主人是“农二代”和“农三代”，而非农村老人，他们即使在城市谋生，也无法和无意消除农业文明打下的深深烙印。Z村老年公寓的徐爷爷（73岁）说：“现在老人和年轻人已经住不到一块去了，老人起床比较早，年轻人要多睡一会。我们起得早，吃饭就要早一些。吃的也合不来。”2023年搬入X村老年公寓的钱奶奶（62岁）原本和儿子、儿媳、孙女同住村中自家新房，但让她苦恼的是，儿媳的作息跟他们老两口完全不对付，负责烧饭的她经常不得不一餐饭烧三四遍。这不仅让她整天在厨房里连轴转，还影响了家庭关系。痛定思痛，老两口搬到了老年公寓。这类因为不能分家而使得代际差异放大、矛盾激化以致婆媳失和的现象在农村并不鲜见。
由于失去了分家条件，一些老人不得不尝试重建被拆掉的住房和附属房。X村驻村干部无奈地说：“老人岁数大了，跟儿子他们住不到一起，可能这种深层原因就是儿媳不和啊，食物什么不合都有，基本上住一起很少，都是要分开。那你（老人）审批宅基地没得审批，在老房子上造，其实就产生了违章建筑。”我们请教如何处理违章建筑，他说：“看情况，有些举报得不怎么厉害，一举报就过去了，我们也就冷处理，不管，发了通知再说，像有些情况我们也要说明，他现在真的是没房子住，我们也要硬气一点，担起责任。”一些老人执意回到老屋或附属房，这反映出人们特别是农村老人普遍的家观念：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独立的生活空间，需要与下一代保持适度距离。
由此可见，在农房集中改造场景中，老人能否入住新居，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子女是否孝顺决定的，即无法完全交给私领域来解决。在这种背景下，敬老院和老年公寓为分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X村是S县较早集中改造农房的村庄，驻村干部说：“这个村基本上没有（违章建筑），主要是这里有安排（老年公寓），连造附属房、小房子都很少，因为老年人有的住了。”的确，除一处集装箱房外，村内没有任何搭建痕迹。
总之，宅基地重新分配和农房集中改造让农村很多家庭分家难以可能，但城市空间模式和生活观念进入农村，又让分家越发不可或缺，两种反向力量的夹击加剧了老人的边缘化，造成部分尚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无家可归”，只能在老年公寓或敬老院寻找栖身之所，也建构了S县同K村和G村不一样的农村养老景观。那么，农村老人在不同养老机构中是如何生活的呢？
三、分而不离：应运而生的老年公寓
我们在S县访谈的三家老年公寓分别坐落于Q镇Z村、X村和T镇A村。其中，Z村老年公寓由村口闲置的小学改造而成；X村老年公寓是村委会在摸排村民意愿后，赶在拆旧建新之前修好的，化解了旧改阻力；A村老年公寓是拆旧建新时期的过渡活动板房。Z村后来被评为省级文明示范村，就得益于老年公寓既为老人提供了集中居住的场所，又缓解了拆旧建新的压力。
（一）寻求自由
相比于村庄中心区域整洁明艳的新居，坐落在村庄边缘低洼地带的X村老年公寓显得老旧和杂乱，两排两层小楼的走廊堆满了杂物，一些空置的房间窗户大开，家具蒙上了厚厚的灰尘。Z村老年公寓的位置和建筑外观略好些，它面朝海湾和海塘，交通便利，但与周边簇新的民居相比仍显寒碜。“子女要是孝顺就住家里”是村里老人的普遍看法。虽然老年公寓为老人创造了分家的条件，但我们仍有老人被边缘化的第一印象，不由得生出孝道传统失落的感叹。
但我们调查发现，大多数老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被迫的，反而反复声称自己愿意。在Z村老年公寓旁的树荫下，我们问胡奶奶（76岁）家在哪里时，她回答“这里（她在公寓二楼的房间）就是我家”，并且执着于区分“儿子家”和“我家”，直到我们问她搬来老年公寓前的住处，她才指出一个大概方位，仍特意说明那是儿子的家。老人反复说，“老人们要出来住”，“我自己想过来”，“自己住得好”。一些住在自家房子的老人也对老年公寓交口称赞，缘由不外乎老年人同年轻人住在一起“不自由”。首先，身为父母，他们认为有责任为子女创造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因此不管自己是不是子女家楼房的建设者，他们都会付出心血。在帮助子女“成家”（建房、结婚、生子）后，老人认定自己已同子女分家，新建楼房跟自己再无所有权关联。这一自觉，必然使老人对新建楼房产生一定程度的隔离感和与子女关系的陌生感。胡奶奶老两口在新房建好后就搬到了老年公寓，突显了父母与儿子儿媳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其次，强化这一陌生感和隔离感的，是老人一方面对子女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另一方面则以此为参照承认自身惯习再也无法跟上子女的脚步。新楼房整洁且有清晰的功能区分，老人感到了自己的“不卫生”和“杂乱”，自我否定农民的生活方式。胡奶奶说：“现在年轻人不喜欢，觉得老人不卫生。”这样，老人一方面为子女有新居而自豪，另一方面身处其中而手足无措。当然，老人对于子女的消费、饮食、育儿等方式也有各种“看不惯”，但在父权制传统没落和父辈对子女的支配能力减弱的背景下不大可能改观，他们小心翼翼，以避免代际特别是婆媳间的摩擦和矛盾，“自讨没趣”“眼不见为净”成了很多农村老人处理代际关系的不二法宝。最后，分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父母本身的观念也在转变，他们不再习惯于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全部寄托于对子女家庭的奉献，而是渴望在儿女成家、自己尽了作为父母的责任后从子女生活中抽离出来，还自己一个自由和自主的时段。如X村老年公寓的陈奶奶（68岁）就说，在儿子家要洗衣服、拖地、做饭，但因身体欠佳和年岁日长做不动，也爬不了楼梯，她就搬到了老年公寓。总之，只要有一个可以栖身并自主支配的居住和活动空间，农村老人普遍会积极地“离家出走”，因为“自己住得好”。养老公寓的涌现和老人的积极选择，虽然可能遮蔽老人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无奈，但还是让老人有了掌控分家和追求自由的主动权，有了保持生活习惯、保有一方自由天地的机会。
（二）分而不离与重建新家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中国人对属于自己的稳固空间的渴望无论何时都牢不可破。农村老人将所有精力和金钱都奉献给了子女，自己的老宅也在农房更新中夷为平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人生后半段对自己的“窝”的向往。X村和Z村的老年公寓的优势在于：第一，租期长，十年一期，很多老人一旦租下一间房，就很可能确定了其生命中最后的居所；第二，年租金在100元至300元之间，价格低，可以一次交齐十年租金。一次交齐十年租金，不亚于给老人一颗“定心丸”，可保证老人对房间的绝对使用权，他们可以安心地将之当作自己的家。这是胡奶奶强调老年公寓的某间房是她的家的原因。正如胡奶奶所说：“我交了3000块钱给大队（村委会），就在这里住了，已经住了12年。这个房子的地板、吊顶都是我们自己搞的，风扇、柜子、空调都是自己买的。”X村老年公寓的老人，拿到房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装修、购置家具。有的老人嫌筒子楼式房间面积小（大概20多平方米），未成套，故请人打通后墙，放置一个集装箱，充当厨房和卫生间。李爷爷（68岁）夫妻花在公寓装修上的钱有3万多元，在通间中隔出卧室和客厅。这样，一个虽不宽敞但还算温馨的安乐窝就成型了。胡奶奶说，“这里房子是自己买的，东西自己花钱搞的，就是自己家”，打算一直住下去，直到去世。这种想法，几乎是公寓每位老人共有的。虽然房子的所有权属于“公家”，但他们信任“公家”。23有了这一权利感觉，家就涌现了，归属感就形成了，本体安全就奠定了，老人就能随心所欲地摆设物品甚至改造房子，彰显主体性。
X村老年公寓配备了附属房，老人可以放置农具、柴火等杂物和粮食。Z村老年公寓前有一个大操场，是晒谷场和劳动场所，一些老人将采摘的农作物放在上面晾晒和处理。总之，老年公寓虽然简陋，但五脏俱全，更符合农村老人的生活习惯。
老人虽然主动同儿子分家，在居住空间上拉开了一定距离，但依然关照子女甚至孙辈。钱奶奶每天数次回到儿子家中，帮助儿媳带孩子、做家务，有时候是儿媳把孩子送到老年公寓。八月正是血蛤上市的季节，公寓里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早晨四点钟起床，搭车去外县海塘打工。李爷爷中午赶回家简单弄点饭，睡个午觉后再出门干活，老伴在海塘做事，午饭都没能回家吃。他们夫妻日日如此。我们问他住进了老年公寓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他说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都已出嫁；大儿子身体有恙，2021年在上海做手术花了40多万元，现在还在调养期，每个月要到医院复查；小儿子去世多年，留下一对双胞胎女儿，都考上了大学。他们夫妻一直奔波忙碌，“为了下一代”，“不做没有办法”。在农村老人的心中，分家不等于放下责任，当晚辈有困难时，他们都会竭尽全力来扶持。而在子女过得幸福时，他们又“怕给子女添麻烦”，主动离家出走。谈及同子女的关系，胡奶奶的老伴说：“孩子很忙，自己要赚钱，还要顾到老年人，不太妥当了”，“我们身体如果没问题的话，不需要他们来，不需要他们照顾”。老人对于子女的要求相对较低，这种看似空疏的血缘关系背后，暗含着老人对子女的体谅，他们虽然不需像李爷爷夫妻那样为子辈和孙辈忙碌，但也有深刻的情感牵连。这就是“社会继替”24模式下的“苦难的共同体”25，老人即使处在社会和家庭的边缘，仍会为子女付出所有。这就是老人心中分而不离的家庭情结，既努力重新“立家”，又不会弃子女不顾。
老人即使生活在村庄边缘，也仍然保持长幼有序的家庭关系。李爷爷虽然为晚辈“做牛做马”，但他明确说，即使过年也要在公寓里过，“儿子要我去，我不去，我反正住着都一样的，对吧，反正高高兴兴都一样的”。住在楼上的谢奶奶（80岁）则说，全家人一定得到他俩的家过年，一大家人挤在逼仄的空间吃年夜饭，才其乐融融。谢奶奶拿出水果、牛奶、八宝粥，热情地招呼我们，并自豪地说，都是孙子孙女孝敬的。老人的坚守和自豪，一是彰显了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老人住在哪里，哪里就是大家庭的中心，维护这个中心，就是维护子孙对长辈的敬和爱；二是表明，住进老年公寓，并不是被逐出子女的家庭，而是搬进了老人的新家；三则说明，在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父权制的权威已经旁落，老人如果同子女居住在同一空间，抵牾难以规避，不仅不自由，而且可能失守子辈和孙辈自然的孝敬，相反，同子女的家庭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反而可能重新修复和凸显晚辈对自己的敬和爱。正因为深谙这种“距离产生美”的悖论性家庭关系，老人愿意离家出走来重建自己的小家。总之，无论是继续为子孙奔忙还是接受子孙的孝敬，都是老人在反复构建自己心中的家的体现。
老年公寓不只是老人静等老去的场所，还是生产和生计空间。住在公寓的老人几乎都在忙碌，年长者会找点简单的工业品加工活，年纪轻一点、身体好一点的老人则去附近的海塘打工，或承担村庄环卫工作，或继续种地。谢奶奶夫妻就整日里给电线套皮管，收入不多，日子却很充实。Z村沈奶奶（66岁）和老伴在公寓生活了5年，平时为一家公司编草帽，每顶10元工钱，而主要经济来源是帮养殖户抓青苗，年收入最少2万元，够一年花销。沈奶奶说，自给自足的生活既独立又自由。往深处看，他们一辈子靠劳动过活，劳动能够让他们体受生命的活力和意义，与此同时，他们在劳动中与身边的土地、环境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关联。
入住老年公寓的老人从小就熟络，聚居密切了他们之间的联系。谢奶奶的大儿子告诉我们，老年公寓的老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会“和其他老人聊聊天，到外面的凉亭坐坐”。胡奶奶也反映，老人都是同村的，相互熟识，有空就在一起聊天、打牌，并笃定地说：“100个人有99个都喜欢住在这里。”老人之间共有丰富的知识、经历，彼此知根知底，故而不会因离开原来的环境而尴尬和孤独。
（三）小结：多重意涵的家
老年公寓作为一种地方性建制，为乡村城市化和农房集中改造背景下的农村老人提供了一条不错的退路，也为缓解代际矛盾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第一，老人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两口之家，而且同其子女和后辈共享的大家庭不会因为物理距离太大或太小而流逝。X村赵奶奶（64岁）戏称，她在公寓叫一声，儿子就能在他家里答应。第二，老年公寓的租金制让老人拥有长期使用权，从而获得心理上的稳定感和安全感。第三，公寓其实同农房并无二致，老人在其中不只是“寓公”，他们可以延续劳作。质言之，老年公寓同老人的社会生命历程互嵌，构成相对有机的整体。一言以蔽之，老年公寓的居民不是被家离弃的人，老人可以彰显自己的能动性，追求自由。
四、“如家”却“无家”：专业敬老院的尴尬
和愿意入住老年公寓不同，农村老人对敬老院的排斥直接且强烈。那么，入住敬老院的老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呢？
（一）从庄严到随意：时隔一年的不同观感
2022年8月，正值疫情管控期，我们访问了J中心。正对大门的是门厅，右手边是服务台，左手边靠墙有几个报架和宣传栏。门厅另一边通往庭院大门，铁将军把门，门边靠墙摆着收费明细表和菜品表、活动表。J中心根据老人的自理能力和房间床位数收取费用，有做操、剪纸、舞蹈、阅读以及电影赏析等活动，每日三餐外还有两次水果餐。靠左的楼房一层是公共空间，有会议室、麻将室等，会议室有100多平方米。二层及以上是老人的房间和餐厅。每个房间不大，摆放了2—4张单人床，显得拥挤，但房间整洁，窗明几净。连接居住区与公共区域、自费老人居住区与五保老人居住区的走廊用帘子隔开，不能随意走动。下午四点半是晚餐时间，整个楼道静悄悄的。餐厅坐着十多位老人，等待工作人员“投喂”。他们茫然地盯着我们，面无表情。工作人员身着工作服，普遍年轻。总之，J中心给我们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一年之后，我们再度拜访J中心，感觉跟之前很不一样。门厅和走廊里老人三三两两，庭院里有一位工人在割草，长椅上有老人静静坐着。部分房间窗口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微风轻摆。在敬老院北面的围墙角落，一位老人正小心翼翼地将湿漉漉的衣服晾在树枝上。老人显然很爱干净，没有使用J中心的公用洗衣机而是自己手洗。棋牌室里四位老人在玩麻将，还有几位老人在边上观战并出谋划策。回到门厅，两位老人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但我们一个字都听不懂。据工作人员介绍，两位老人都90多岁了，耳聋。其中一位老人走到服务台前，跟工作人员说着什么，但工作人员见怪不怪，未予理睬，继续敲着键盘。
（二）“如家”却“无家”
我们回到左楼底层中部的门厅，正好有一位老人独自坐在椅子上，他穿着县民政局发放的夏衣，整洁、朴素。老人70岁，是五保户，口音很重，家里房子倒了，也没兄弟姐妹帮衬，就进了J中心。老人说这一层活动的都是五保户，大部分是刚住进来的，有的从其他敬老院搬来。大伙的情况都差不多，房子倒了，宅基地收归集体，没地方去，政府为他们提供免费养老服务。至于耕地的去处，他不大清楚。聊天的空当，一位80岁的老人走了过来。老人说自己有兄弟姐妹，但家离J中心有五六十公里，所以家里人未曾过来看望他。老人幽幽地说，自家还有房子，但没法回去看了。
说起日常生活，他们一方面很满意，毕竟住在J中心吃穿不愁、衣食无忧，生病时有工作人员联系医院，另一方面抱怨有诸多不自由：一是进出不便，中心大门紧锁，他们只能在方寸之地转圈，购物、逛街都不方便，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二是集体居住，每个房间少则三人，多则四人，老人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身体状况各有不同，同居一室必然相互打扰，室友吵架也是家常便饭；三是个别老人感觉饭菜不大合自己的口味；四是中心安排的日常活动同他们的需求不大匹配；五是一些公共设施如公用洗衣机对于有些老人而言是一个问题；六是老人虽然来自同一个县，但乡镇不同，此前彼此不熟识，共同语言不多，交流也少，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安静地坐着吹风，或看看电视，刷刷手机，当然也有老人喜欢玩麻将，所以棋牌室是敬老院少有的热闹之处。
这类情况，T中心同样存在。蔡奶奶（85岁）没有吃敬老院的午餐，因为敬老院不提供她喜欢吃的面条，所以她就自己泡面吃。老人对机构安排的各种集体活动如生日会、跳操、才艺展示同样不热衷，“他们在那边过生日叫我去，我不去”，“他们拍‘抖音’这些我都不去”，“我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
当问J中心的五保老人王爷爷（60岁）想不想家时，他回答：“（J中心同家相比）那差远了，在家好，在家自由”，“想也想不到了，都收上去了”。即使对于五保老人这样无后、无房、无产，不得不以敬老院为终老之地的群体而言，敬老院还是同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他们会怀念旧生活。首先，虽然标准化的建筑布局与装潢设计为老人提供了良好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但也抹平了个人同生活空间相互建构的痕迹，消除了个人将生活空间情感化的可能性。在老人的卧室，几乎看不见私人生活物品，衣服要收进统一样式的柜子中，床头柜和桌子上只能摆放药品和杯子等少量物品，墙面、地板要时刻保持干净，房间和走廊不能有杂物。总之，这里干净得没有了家的气息。
其次，干净的背后是私人性和所有权的无处安放。老人的作息时间和活动空间、饮食都是统一和固定的，跟他们此前随心所欲的自主生活格格不入。而且，老人的隐私也在紧凑的空间安排中消失殆尽，一切都是机构预先设定好的，都是公共的，老人的一切，包括身体，都时刻展现在室友、护工、管理人员面前。
再次，进入专业敬老院意味着老人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和亲属关系。这些机构离老人的家或者子女的住处普遍不近，更为重要的，当子女将老人送进敬老院并按月缴纳费用之时，也是子女将部分赡养责任推卸给敬老院之时，部分子女探望和照护的频率因此会明显降低。老人需要在这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室友、护工的关系。但是，如前所述，室友之间往往因生活习惯不同而成为对头，护工与老人之间难以超越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最后，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寿终正寝”是终身大事，只有在自己家里离世，才能入土为安，避免沦落为孤魂野鬼。这也是很多在医院救治的农村老人临终前一定要赶回家的原因。T中心的蔡奶奶说：“（养老机构里的临终老人）有好几个去了（医院）之后死了的，死都搬到家里去，他们农村有一个习惯，有家的人都要搬到家里，像我们这种没家的，都要搬到医院去，真的病重了要到医院去了，这里（敬老院）是人家的地方，也不能够死人。”对于老人在敬老院去世，敬老院既担心会影响院内特别是同室老人的心情，也担心影响床位的继续使用。在五保老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敬老院设置了安宁室，让临终老人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刻，又可将其去世对其他老人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敬老院不是终老之地，同敬老院不是他们的家是同一个概念，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要面临这一心理上的坎。
总之，敬老院虽然为老人提供了专业的照料，但毕竟不可替代老人在经年累月生活中不知不觉形塑的家，甚至敬老院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将他们的家这一社会生命之源连根拔起作为前提的。当J中心工作人员满头大汗地整饬园林而咫尺之遥椅子上的老人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时，就再现了敬老院与家之间的疏离。
老人该怎么办？大多数老人惟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和适应。工作人员将初入老人的不适应理解为持续一周左右的“闹”：“有的老人会有不适应、闹，一般前七天都是情绪最波动的时候，像孩子刚上幼儿园一样开始哭，七天以后就能稳定下来，就能习惯”，“一个礼拜差不多，（不管怎样）也要把他们服务好，让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在养老行业工作了十几年的员工张先生根据个人经验，认为老人进入敬老院后的适应期在三个月左右，他们慢慢熟悉新环境，建立信任感。但对于五保老人，与其说是使身心逐步适应环境，毋宁说是无可奈何地忍。顾爷爷（61岁）说：“在这边慢慢住也会习惯，没有办法了，过一天是一天”，“说不上好坏，因为已经住了14年，已经习惯，也是没有办法只能住在这里”。王爷爷说：“不愿意（住进敬老院）也没有办法，都要到这里来。我现在还能走动，但是有糖尿病，住在家里没有饭吃，没有人照顾。”他们没有退路，敬老院是政府给他们安排的最好去处。有子女的老人也如此，因为他们没法以自己的渐老之躯向子女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时常用“没办法”“看得开”“想开点”“还可以”等说法来自我安慰和彼此安慰。
（三）“无家”中重建家的力量
当然，对于敬老院的生活，并不是所有老人都采取消极适应和忍耐的态度。事实上，大部分老人在适应敬老院的规章制度、作息安排、空间设置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仅仅运营一年多，J中心的工整性似乎弱化了很多，衣服晾到了窗户口或树枝上，有老人在楼道和庭院随意走动甚至喧哗，而敬老院精心安排的活动响应者寥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毋庸置疑，这跟疫情的解除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老人将作为农民的生活习惯带入其中，而工作人员不可能彻底干预这一因素。其中，五保老人有着更显著的作用。他们大部分年纪较轻，行动能力较强，过去的生活因无家人的约束而普遍比较随意，而且他们的人生已无退路，敬老院是归宿。因此，他们既会积极适应敬老院的生活，又会在细节处改变敬老院的规则，使其更符合自己的习惯，还会积极与同伴交往，活跃甚至重塑敬老院的氛围。这样，敬老院从客观化的专业机构向渗透着主体性和情感性的家转变就不言而喻了。当然，囿于专业敬老院的各种物理条件和专业规则，这些改变不可能走得很远。一言以蔽之，没办法的适应可能是这些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专业敬老院的永恒话题。
五、“看不得”的H镇养老服务中心的家微光
早在2001年，S县就出台支持和补贴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养老机构，催生了一批私立敬老院。它们曾是S县养老机构的主体，照料过的老人也比较多。T镇B村目前有三家私立敬老院，收费普遍较低，硬件和软件配置相对简陋，入住的多是本村或周边村庄的居民。H镇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H中心”）也属于这类敬老院。镇领导告诉我们，这个机构“看不得”。何以“看不得”？我们猜测，一定是设施简单，服务不专业、不标准，环境不够干净整洁。但深入调查发现，“看不得”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敬老院与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深度结合，彰显其作为被照料老人的家的特征的核心。
（一）斯是陋室，苦乐并存
同所有敬老院一样，H中心自费入住的老人大部分是子女送过来的，他们或因外出打工和做生意无暇照顾老人，或因兄弟姐妹在照料老人上发生纠纷，或是嫌照料老人麻烦。老人大多数经济条件普通，与子女的关系较为疏远。一些住家离H中心近且孝顺的子女会经常探望老人，而有些子女只是象征性地偶尔跑来看看——清洁工郦奶奶（68岁）说他们对老人别的需求并“不理会”——很多老人除夕也是在H中心度过。H中心的设施较为简陋，每位老人基础费用是每月1200元，只有J中心最低收费标准的一半，最高收费标准达到每月3600元。我们访谈的时候，老人正用午餐，菜品主要是蔬菜和鸡蛋，肉类不多。这可能也是镇领导说“看不得”的原因之一。另外，H中心作为镇残疾人之家的挂靠点，负责15名残疾人的日间照料，“老”与“残”两种形象相互交织，也映照出一幅“看不得”的景象。
在小小的院子里，有坐在门厅静静看电视的老人，也有到处走动、喧哗的残疾人。午饭时分，老人各自拿着五花八门的餐具鱼贯而入，餐厅内有说有笑，有帮着盛饭的，也有招呼着聚桌而食的，亦有饭后哼着小曲悠闲地洗碗、回房的。他们对于来访者更是热情，主动介绍H中心的情况，邀请我们拍照记录，主动招呼我们一同吃饭。
总之，至少从表面上看，老人在H中心的生活显得惬意、悠闲、自在，要比专业敬老院所追求的“居家”之感更为真实，更具感染力。那么，他们何以能够苦中作乐，将H中心当作自己的家呢？
（二）有意无意的“家化”
其一，H中心具有一定的慈善性质。根据院长的说法，该中心最高档次的收费虽然是每月3600元，但院方还是亏损的，因为有几位老人的护理和医药开销要大于这个数字，是故被附近乡镇的敬老院拒收，院长考虑到这些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宽裕，且只有两三人，收下只是少赚点钱，总体上不会亏损，就接收了。另外，在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基础上，H中心会根据老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收费做微调，有的老人的子女做生意，比较富裕，收费就高一点，有的老人的子女只能从土地中讨生活，收费则稍低一点。有一位老人经济条件不好，交不起照护费用，但有一定的自理能力和活动能力，院长请老人承担部分日常工作，让老人感到自己住在敬老院能自食其力，而没有占便宜。
其二，H中心将大部分空间用作居住空间。中心只有两栋小楼，除两间活动室兼办公室以及一个兼做电视放映室的门厅外，其他均为老人住房。房间面积较J中心大，每间卧室放2—3张床，共有46个床位。2022年8月入住的老人只有36位，故而大多数老人是两人一间，有的老人相当于住着单人间。有的房门敞开着，有的房门用五花八门的锁锁着或绳子缠着。饭后哼着小曲上楼的姚爷爷（64岁），腰间别着一大串钥匙，让我们心生好奇。我们跟着他到房门口后发现，他不仅锁着房门，还给衣柜和抽屉上了锁。房间整洁、干净，又不乏个人生活的气息，床边的墙上贴着他年轻时身穿风衣在长城上拍的全身照。谈及私人物品，姚爷爷说：“房子、家具、电视是老板的，其他的都是我的，都是我自己买的。”看来，这一把把锁隐喻着一个基本的道理：这些老人不只是被动的受照顾者，他们没有因身处逼仄的公共空间而丧失私人性，他们积极地保护私人物品，维护自己的个性化生活。H中心既无暇也无意干涉老人的日常生活，不执着于构建便于管理、整齐划一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模式。
其三，H中心有意无意创造的互助式生活方式也给老人带来了家的感觉和快乐。H中心经营者胡院长74岁，既是老人和残疾人口中的老板，也同71岁的老伴一起担负护工职责。除了他们夫妻，中心常年雇佣4名工作人员，都是周围村庄的老人，年长的68岁。他们的穿着与被照料者相差无几，很难从着装上区分。最特别的一点是，H中心旁边有一块一亩大小的菜地，院内的空地上也种满了蔬菜。院长当年租下菜地时，打的算盘是市场上菜价太贵，用的化肥和农药太多，却未曾想到，这块地成了一些老人延续其农民生活习性的舞台。习惯干农活的老人一闲下来就有白天无所事事、晚上失眠的苦恼，翻地、种菜、施肥、收割给了他们松动筋骨、打发时间的机会。在活动室外的窗户底下，堆着很多加工过的干柴，这也是老人的劳动成果。院长会给劳动者微薄的报酬，以表感谢和鼓励。前面提到的姚爷爷，还手握H中心大门开关大权，我们到访，他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据院长说，他还帮忙打扫院内卫生。这种带点互助特征的运营模式，不仅降低了服务中心的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给老人以自信，使他们相信自己能自食其力，由此营造的养老环境同老人的日常生活差别不大，使老人无需过多克制和转变就能轻松适应，从而抹平了专业敬老院工作人员与受照顾老人之间相对分明的主客二元关系，让老人在H中心油然而生主人感。
其四，H中心既是残疾人之家，又是五保老人之家和私立养老院，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打破了一般敬老院暮气沉沉的氛围。H中心接收的五保老人和残疾人普遍年纪较轻，更有活力。
H中心的这些特质，当然跟其收费低、运营成本低、无力专业化有关，不经意地保留了农家自然生活的味道，但也跟经营者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农村养老机构的定位相结合密不可分。胡院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能够切身体受农村老人的边缘化处境，更懂得他们的真实需求。故而，这家简陋的敬老院在总体上营造了适合农村老人生活的环境。
（三）家及其蜕变
H中心打造了一个不同于专业敬老院的生活场所。它显然不是专业敬老院所宣称的以专业化和标准化营造居家氛围意义上的家，而是更接近于农民所习惯的家。首先，它凸显了老人之间，老人同经营者、工作人员之间平等甚至亲密的关系；其次，它为老人在公共空间挤出一块私人领地，他们可以彰显个性，保留隐私，拥有一定的支配权；最后，H中心农家小院式的运营模式使老人有机会继续农业活动，参与中心的日常管理，从而可能与H中心产生情感牵连。总之，H中心为老人营造了相对自由的氛围，对老人而言，适应这里的生活并不难。
2023年8月，我们重访H中心，原本热闹的院子安静了许多，原因是其中的五保老人搬到了J中心。原来，后者的热闹是以前者的沉寂为代价的。但是，H中心的老人依然热衷于互助，他们对访客的热情也让人温暖。
六、讨论：何以为家
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很难洞察人们所共有或特殊的深层次观念和需求，惟当身体机能出现变化，又遭遇生活环境的重大变迁时，这些观念和需求才会显现出来。这是我们进入不同养老机构洞察和感受老人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的动机之一。当养老在农村成为问题之时，也是农村老人深层次的观念和本体安全需求显现之时。
不同养老机构的老人在被问及为何入住、生活如何时，“自由”“不自由”“没办法”“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自由”“不自由”“没办法”跟“家”有着各种内在关联，家是老人用“不自由／不自在”“没办法”所表达的生存焦虑和用“自由”表达的本体安全的根源。“不自由”是因为没能生活在自己的家中，或是因为与性格和生活方式差异太大的子辈、孙辈共处一家；“没办法”或指想有自己的家却得不到，或指不得不“离家出走”，或指虽到颐养天年的年龄却不得不承担抚养家庭的责任；自由指有自己的家，是一种“在家感”。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家作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和“总体性的和‘根基性的隐喻’”，也是S县农村老人观念的基本构成部分。这一观念的普遍性在很多经验研究和理论反思中得到了反复验证，26但主要聚焦于家庭成员关系及其扩展上。本文的田野陈述，则让农村老人的家呈现更为丰富的内涵。
家由家人（family）组成，父慈子孝，夫妻恩爱，子孙绕膝，数世同堂，这是中国人源远流长的期待，今天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在K村，一些老人说起自己四代同住时，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当大家庭的成员之间难以形成有序的角色关系或生活习惯难以协调时，老人会选择分家。在子女成家之后，同子女分开吃、分开住，经济活动和财务也有所区分，这本是中国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代际差别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分家更不可或缺，只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实现家庭和谐。父母也借分家使近几十年来“哺乳期”无限延长的子女自主立业。对老人而言，分家意味着获得个体自由，一是重回夫妻家庭，无需顾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情绪，二是尽可能卸下大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家务负担。自由不只是经济和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当然，美好的分家并非一分了之，而是分而不离：一方面，大家庭裂变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核心家庭；另一方面，由此凸显核心家庭之间基于情感牵连和伦理自觉的敬和爱。这也是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家人构成了自由感的根底，因此若晚辈遭遇困难，大部分老人都会竭尽全力施以援手。老人为此必然牺牲个人自由，但获得的是家庭完整、绵延，家庭成员渡过难关、重拾幸福带来的另一种自由感。
分家带来的自由感不仅指家人之间因距离产生的美和爱，还指老人在将子女抚养成人后重回两人世界，这个世界的重要支柱就是自己的小窝即房屋（house）。独占一定的空间或曰领地，是人和动物甚至植物共通的本能。人基于这一本能发展出所有权、使用权、私有财产权等观念和制度。在所有权中，房屋是核心。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房屋，就有了稳定感，有了自由的保障，故而即使在其他方面付出更多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农村，老人在为子女修筑新房并将所有权交给他们之后，通常会给自己保留一方栖居之所。这一方寸之地，不一定有正式的产权证作保证，但被地方习惯法承认，是老人自由支配和活动的固定空间，既是财产，也是终老之所，是离世后慎终追远和魂归之地。有了居所，老人即使退出了家庭的中心位置，心灵自由还是得到了守护，不至于出现生存焦虑。在一些多子家庭，兄弟或将父母的房屋一分了之，或拆除父母的居所，轮流照顾父母，父母居住地在子女家庭之间来回移动。如此这番，赡养和孝敬虽然在延续，但老人有时难免感觉是被迫“客居”子女家，自由感和主体性被部分剥夺，本体安全也不充分。老年公寓在一些农村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兄弟分家给老人造成的流离失所感，老人虽然没能拥有对某间房屋的法定所有权，但事实上的使用权能保证他们安心。
农村老人在家观念上同城里人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家人和房屋，而是家园（homeland）感。在城市，搬家是一种日常，可能只代表房屋所有权的改变，但在农村，安土重迁不仅是社会治理制度使然，也是农民的生活方式使然。农房拆旧建新一般不会离原址太远，而是在自家耕地和亲人周围。市民同周边环境的选择性关系属于常态，只有少数人对特定食物、口味、景观有深深的眷念，但对农民特别是年长者，周边环境是其生命构成性部分，是其本体安全的根源之一。S县H镇的一个自然村落已不适宜居住，但有五位90岁上下的老人不愿搬迁，子女和村干部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Q镇一个已异地搬迁、人去楼空的村庄，有一对70岁上下的夫妻，晚上住在镇上的新公寓楼里，白天雷打不动地开着三轮车到老宅边上的山林和农田忙碌。这些老人对故居不离不弃，那里的草木、土地、山水和人构成他们生命意义的核心部分。今天的农村老人，即使青年和中年时期外出奔波、谋生，甚或接受了现代化生活方式，晚年又回归农村。在经年累月的劳作中，他们的谋生路径、作息时间、身体机能、饮食习惯、交往方式乃至精神气质和情感归属都无一例外地同故土建立了深切关联，他们无以逃离，也不愿逃离。由此，我们就能理解H镇那几位九十来岁的老人，他们的活动半径小，故而他们对家园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生怕一旦离开就没有魂归故里的机会。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些少小离家的游子晚年渴望回家，因为故乡或曰家园，越到人的生命力衰弱的时候，越能让人安心，让人自由。
虽然在对家的理解上，家人、房屋、家园三个维度各有重点，在家人这个维度还涉及既分家又不离、不裂的微妙平衡问题，但总体上是以家人为中心，三者相互牵连和支持，构成整体的家观念，潜藏于农村老人不同层次的意识中，是他们的基础性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核心。拥有它们，是他们用“自由”表达的本体安全的来源；失去它们，是他们用“不自由”或“没办法”表达的生存焦虑的症结。当然，不同老人在这三个维度上各有偏重：子辈、孙辈绵延赓续的老人最为在乎的是家人，后辈孝顺是其本体安全的根本；对于五保老人，家人的缺位固然是终生遗憾，但因为不曾拥有，故而影响不会太大，而且由于没有继承人，可以传给后人的房屋也不太重要，他们渴望的，是有稳定使用权的空间和能延续其生活习惯和身体机能的家园。
以上论述丰富了家作为农村老人之社会生命的价值源泉的具体内涵，还是检讨农村为老服务体系建设方向的参照：在养老之说渐入农村的背景下，如何建设满足农村老人实质需求的为老服务体系，保证他们的本体安全呢？农村老人最为期待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的质量不仅取决于子女的孝敬程度、社会化为老服务的质量，譬如长护险制度27就给K村的年长者和残疾老人提供了高质量的居家养老生活，也同农房室内外结构对分而不离诉求的满足紧密关联，而规划和建设适合农村生活和生产、祖先祭祀以及分家的新农房和农民小区，在农房集中改造过程中就被普遍忽略了。在老人不得不“离家出走”时，则应该依照农民对家的多重理解来优化养老服务的空间、理念和方式。上述建议，其实同梁漱溟倡导的“互以对方为重”的新伦理社会28异曲同工，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希望。农村老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举止已定型，他们渴望拥有不被改造的自由。因此，在农村实践“互以对方为重”，关键是尊重老人的本体性需求；“吾心安处是我家”的重点，是有像老人所期待的家那样的安处；真正的尊老，是让养老环境适应他们，而非反其道而行之。惟其如此，老人的本体安全才能得到保证，其生存焦虑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新伦理社会才有现实的起点。
进一步看，虽然不同条件下人们对家的理解会有些微差别，但家作为人的本体性需求是普遍的，在各种文明中都能找到相同的踪迹。职是之故，本文讨论的既是经验问题，也是基础性理论问题。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明比较与中国社会理论的早期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2VRC097）资助。
【注释】
①根据学术惯例，本文对所有地名和人名都做了处理。田野调查由四位作者共同完成，其中G村的调查由肖瑛单独开展，K村和S县的调查以郭琦、王东晖、符佳佳为主，肖瑛为辅；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由四人共同讨论形成，论文由郭琦主笔初稿，肖瑛全面修改并定稿。
②［德］韦伯：《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7页。
③《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ww.nhc.gov.cn/lljks/pqt/202110/c794a6b1a2084964a7ef45f69bef5423.shtml，2022年10月15日访问。
④同上。
⑤《S县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S县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10月15日访问。
⑥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李亚雄、安连朋：《脱嵌与嵌入：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从家庭养老到互助养老的嬗变——以陕西省凤翔县Z村为个案》，载《理论月刊》2021年第9期；宋凤轩等：《新古典家庭决策模型下的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载《东岳论丛》2021年第3期。
⑦陈芳、方长春：《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出路：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载《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1期；聂建亮：《养儿还能防老吗？——子女人口经济特征、代际关系与农村老人养老资源获得》，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⑧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载《社会》2009年第5期；狄金华等：《老人居住模式与养老资源获取——对谢桂华研究的再检验》，载《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聂建亮等：《居住安排、居住条件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载《兰州学刊》2022年第1期。
⑨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载《社会》2016年第1期。
⑩左冬梅等：《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载《人口学刊》2011年第1期；黄俊辉等：《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基于江苏1051名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载《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4期；蒋浩君：《何以“逃离”敬老院——农村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排斥与抗拒》，载《农村社会保障》2014年第5期。
11王进文：《迈向合作生产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转型与路径优化》，载《理论月刊》2022年第4期。
12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4, p. 118.
13沈燕：《“脏”与“不值钱”：敬老院老年人的身体感研究》，载《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沈燕：《悬置的死亡——基于上海市D敬老院田野调查的思考与启示》，载《日常と文化》（东京）2022年第3期。
14肖瑛等：《家与社会治理：价值、方法、对象和主体》，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7期。
15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16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17同注14。
18陈映芳：《社会生活正常化：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化”》，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
19周飞舟、余鹏翰：《家中有家：“分家”的理论探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20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载《费孝通全集》第10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21张琢：《中国古代家庭规模到底有多大？》，载《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
22周飞舟：《分家和反馈模式》，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23这从他们习惯于将“村”唤作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2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25肖瑛：《公共性及其实践：中西古今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26参见杜月：《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载《社会》2020年第4期；林叶：《拆“穿”的家庭：住居史、再分家与边界之争》，载《社会》2020年第4期；周飞舟：《分家和反馈模式》。
27“长护险制度”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国家制定的一项以长期失能人员为对象的社会保险制度。经评定达到规定失能等级的长期失能人员，该制度为其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
2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
【作者简介】 郭琦：上海大学社会学院（Guo Q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Xiao Yi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王东晖：上海大学社会学院（Wang Donghu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符佳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Fu Jiajia,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