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31日，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称：“高岗的反党活动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决议》列举的主要事实是：“现在已经完全查明：饶漱石在1943年至1953年的10年间曾多次为了夺取权力而在党内使用可耻的欺骗手段。他在华东工作期间，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违抗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1953年他被调到中央以后，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同高岗形成反党联盟，利用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发动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为目的的斗争，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
历史的真相有待弄清
对饶漱石与高岗是否存在“联盟”的问题，当年中共党内并非无人质疑。因此，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专门就高、饶是否结盟作了解释。毛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毛还说：“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经过半个多世纪，在有关1950年代的诸多史料面世以后，人们不能不对当年关于饶漱石的反党“罪证”和“高、饶联盟”的说词提出质疑。
所谓1943—1953年饶漱石“多次为了夺取权力而在党内使用可耻的欺骗手段”具体是指：饶1943年“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斗争陈毅同志的事件”及1949年“努力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事件”两件事。(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虽然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也承认自己“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但这种争权夺位，其性质恐怕与“反党”挂不上钩。
所谓“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不符合事实。199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的土地改革》，对当年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完全作了正面的肯定，表明饶漱石主持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是正确的。
至于说饶漱石是“违抗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随着1982年潘汉年、杨帆冤案平反昭雪，饶的这一罪名也自然被否定。
再说财经会议高岗和饶漱石有“共同活动”，无论是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报告，还是毛泽东的说词，都没有举出具体事实，唯一指出的是高、饶散布安子文(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私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无林”的事。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说，1953年4月间，安子文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上有薄一波，没有林彪。一天中午，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亲自给高岗送阅这个名单，并立即收回。毛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了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能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泽东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外传泄密。高岗认为，安子文没有那个胆量，敢擅自搞这个名单，那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情上对刘少奇的不满。但是他没有听从毛的交代，利用与一些干部个别交谈的机会，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赵家梁、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至于饶漱石散布名单的事，未见有具体资料披露。如果情况确实如赵家梁所说，那么高、饶散布这个名单，实属违犯了党的组织纪律，但也很难上纲为“反党”。
看来最关键的一条，是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以及“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两个问题了。
据当事人郭峰1954年的交待，尤其是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披露的历史真相，毛泽东的说法与事实也大相径庭。
关于张秀山在全国组工会议的发言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从召开预备会议起，就明确提出检查中组部的工作是毛泽东的指示，并一再动员各地代表认真准备对中组部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在1954年的交待中说：
(1953年)9月12日预备会议上，安子文同志提出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央组织部工作，并要各地酝酿准备。会后，安子文同志曾个别问我：张秀山带来什么意见没有……他要我打电话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
9月13日上午，少奇同志召集会议明确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织会议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改正。也谈到要检查工作问题。在这之后，我给张秀山同志写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调干部及安子文同志要张秀山、陈伯村提供意见。
9月23日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表示，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何问题都应坦诚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安子文同志也再次着重说明要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的检查意见，并说到已告郭峰，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经过情况，1954年4月25日)
张秀山因所谓高岗在东北的“五虎上将”的罪名被降级下放盘锦农垦局后，1955年夏，王震前来视察。两位老战友相逢，张秀山就自己的冤情向王震诉说：“我与饶漱石并不熟悉，从来也没有什么来往。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我与他只见过两次面，怎么会存在与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的问题。”张把两次与饶见面的情况向王震细说后，又讲了自己在组工会议上发言中的那几点意见，和高岗不同意他去会上讲的情况。张秀山说：“我的错误是主席让我先找少奇同志谈一谈，我没有做到，就讲了。当时实在是没有时间向少奇汇报。”(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在回忆录中，张秀山对本来不打算参加组工会议，后来又何以到会发言的前后经过，作了详细叙述：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安子文又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锋，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现有文献证明，张秀山最终出席第二次组工会议确系中央一再要求所致。在组工会议举行半月之后的1953年10月4日，刘少奇亲自起草签发了《中央关于请张秀山参加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通知》，全文是：“东北局并转张秀山同志：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现尚在开小组会议，预定在十月八日以后开全体会议，出席者百余人，除讨论若干具体工作问题外，并拟检查最近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望张秀山同志于十月八日以前来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会议。中央 十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10月10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东北局决定由张秀山赴京与会。张临行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要张秀山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电报。张到京后，曾向安子文谈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告饶漱石已向安谈过，就不到会发言了。饶漱石表示同意。但在10月13日晚，组工会议领导小组开会，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讲，张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领导小组遂决定让张在14日大会上发言。会后，饶漱石亲自到张秀山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当晚，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张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要谈的意见(将原来的八点概括为五点)向毛作了汇报。张问毛泽东，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会上去讲？毛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张在发言前曾向刘少奇请示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就这样，张秀山被推上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台。
如前所述，张秀山事先准备了八点意见，向毛泽东汇报时概括成五点。后来被作为“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证据的，正是这五点意见：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1950年1月，安子文作报告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
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最近我在答复东北局的信中说：“这种党员应暂仍保留党籍的说法有毛病，是应该保留，而不是暂仍保留。”这点过去不明确，今后明确了。
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
允许剥削与应该剥削是两回事，应教育党员开工厂雇用工人(即剥削)，应该教育开工厂的党员对工人应有正确的态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扩大再生产，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再交公。这样经过几年生产就发展起来了。
农村强调组织起来，党员生产情绪就不高。
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现在的变工互助是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
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
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
张秀山认为，安子文讲话的精神是：党员不雇工，群众也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可以当富农，城市党员可以开工厂。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种观点与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这也是与上述右倾观点有关系的。因为有右倾思想，也就不会以二中全会决议去检查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
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
产生以上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对革命胜利后，投机分子，脱党、退党、叛党分子侵入革命队伍，没有足够的警惕，有时反而轻易地信任这些人。这就是说，有些敌我不分，或者是对敌我界限划分得不够严格，这也是右倾思想。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这里讲的不是一般的主观性、片面性的问题，而只讲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
对党内问题的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的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发言后，刘少奇向张表示：“你在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张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高岗对张秀山发言内容的表态
这里需要交待的是，关于高岗对张秀山到组工会议上发言的态度。9月末，高岗张秀山转来给中组部提意见的信，曾表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就不要提了”。郭峰说：组工会议期间，“10月2日，去高岗处。当时，高岗正在准备去杭州休养。我把张秀山同志意见内容向他谈了一下，并提出有些已经改正的问题(如工人阶级问题)似乎不应再提，我谈到安子文同志说将要张秀山同志来京参加组织会议时，他即把书面意见拿去翻阅，这时王鹤寿同志为了工业计划问题去谈，他即将张秀山的书面意见给王鹤寿看，并说秀山尽提些大问题。王鹤寿看后也提到有关纪律等问题，不应谈。于是，高岗即向我说，告诉秀山，他最好不谈，我看这次会议展不开，可用大区与会同志名义谈，要把这些材料深刻加工，有把握的就说，没有把握的不说，不要乱扣帽子，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经过情况，1954年4月25日)
直到张秀山发言前的晚上，张秀山对将去杭州的赵德尊说：“你到杭州见到高岗时，向他汇报一下，说我那几条意见给毛主席汇报了，主席同意我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从郭峰当年交待的事件经过可看出，尽管高岗认为“这次会议展不开”，材料还有待“深刻加工”，也就是说还不到时机，且内容还不够充实，因而不同意张秀山到会上发言，但又表明，高岗确有利用这些问题攻击刘少奇的意图，只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然而，并不能以此说明张秀山的发言是高岗授意；郭峰的交待更证明张秀山的发言并非出于高岗与饶漱石事先有什么勾结。
被定为东北局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的张明远说：郭峰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按毛主席的说法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事实是，郭峰原是辽西省委书记，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仅一年多时间。没有任何根据说他是高岗的“心腹”。1953年秋，中央同时调郭峰和宋平分别担任中组部和劳动部的副部长(这两个部都是饶漱石任部长)，饶漱石向部里的同志打招呼说：郭峰(及宋平)是新来的副部长，今后部里发的文件要先送他(指郭或宋)看过以后，再送给我。就是这样一句话，后来被歪曲成“中组部要以郭峰为核心”。其实，郭峰根本没来得及上任，就被打成了“五虎将”。(张明远回忆，未刊稿)
由上可见，张秀山在组工会议的发言，既非高岗与饶漱石事先的合谋，更非饶漱石与张秀山的合谋；至于所谓中组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说，更是无中生有。因此，高、饶“联盟”一说也值得考查。本文意在弄清事实，欢迎知情者以确凿证据进行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