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1958年1月 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事件”是指1956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黜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权力的膨胀，又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3月9日的讲话中，他说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月10日，又说，全国解放后( 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5、6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
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毛泽东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要居功自傲。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成都会议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据此，1958年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的场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 &10月，粟裕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两位元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但聂荣臻有了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毛泽东在粟裕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裕与彭德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岐，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8年5月24日，彭德怀在军委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计划参加人员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书记共56人，实际到会40人。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以后作为“小型会议”经常举行）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2年春的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彭德怀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所谓“一贯反领导”，主要是指粟裕与聂荣臻、彭德怀的关系。“告洋状”、“里通外国”，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作参考一事。
批粟裕，毛泽东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于是，从6月7日起，会议扩大到由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解释，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的批判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方强上书与会议转向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林彪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林彪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具体时间无从考查。从现有材料来看，直接引出毛泽东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信。
就在大会批判粟裕不久，方强于5月29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毛泽东看了方强的信后，于6月5日写了以下批语：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在“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在“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和黄克诚（并指示阅后退邓小平）信中说：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7日，毛泽东又专给邓小平写信说：
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彭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这样，军委会议的主题才由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转向反对“教条主义”。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他说：
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
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军队高层在会前的不同意见
军队开展反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但在对具体程度和影响的估计上，军队上层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这对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少人本能地反应出一种抵触情绪。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在建院之初，就对学院的训练工作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在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有关指示后，刘伯承当即领导检查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时，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位战役系学员写信给彭德怀，认为在向苏联学习中，学院在教材、教学方法，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对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这一口号提出质疑。不久，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蔡铁根的基本观点是：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蔡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
为了解军事学院是否犯有教条主义，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来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召集多次座谈会，随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在肯定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学习中有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感到很有必要亲自去军事学院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彭德怀于1957年2月27日率领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工作组一行到达南京。彭德怀在军事学院听取学员、各级领导及机关干部的汇报后，于3月2日同学院领导干部-刘伯承在上海休养，缺席.谈了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彭德怀回到北京，将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作了修改后，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
报告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报告认为：（学院）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军事学院党委对彭德怀的报告，一时难以接受。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彭德怀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即肯定“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则持另一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萧克接着写道，他对彭德怀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征求意见稿）中一段“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对批评“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持不同意见的一方占了上风，并对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进行了尖锐批评。将张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派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
曾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多年的叶剑英对此并未理会。1958年4月8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叶剑英的一次郑重表态。
刘伯承、萧克成了斗争重点
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正式转向反“教条主义”是在1958年6月20日。这一天，扩大会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彭德怀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从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危害，讲到全国胜利后军事教条主义的复活，认为教条主义是反对毛泽东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一下子就把问题上了纲。彭德怀还带着情绪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接着，毛泽东先后三次到会并在不同范围发表讲话。6月21日，他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彭德怀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分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地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23日，毛泽东召集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举行座谈。他多次插话说：
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有四（三？）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是不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的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攻克柏林等十大战役的战例），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29日召集的各组组长座谈会上，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并点名批评了刘伯承和萧克，指责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他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毛泽东说：“苏联打败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林彪插话说，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强调：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
7月10日，刘伯承不得不抱病到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作检讨。萧克也作了检讨。但会议的斗争气氛，愈来愈猛。给萧克、李达戴上了“反党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7月19日，彭德怀作会议总结。他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其中，萧克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以他的面貌来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7月22日，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说：“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中可以横行无忌，俘虏群众，甚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会议通过《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说：“本会议对萧克同志的错误，暂不作最后结论”，待大会闭幕后在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下，进一步彻底揭发检查后，再作结论。
此后，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400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反党分子”。随后，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给萧克、李达作了：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以及“卑鄙的野心家和军阀主义”的结论。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并作出结论：“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
这样，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在实际上把从1953年以来，军队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成绩一概抹杀了。一大批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的国防部副部长职也被免去并调离军队；陈绪英等则被开除军籍，送边疆劳动改造。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随之转向。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搞军事训练就被斥为“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大打人民战争，使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训练受到削弱；培养现代化军政指挥员的军队院校工作，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延误了一个时代。
“教条主义”冤案的平反
1978年11月7日，总政治部在《关于萧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撤销了“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
1986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央在刘伯承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1958年，在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萧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的通知》，宣布：“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为刘伯承同志致的悼词中，党中央已经作了彻底否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同志彻底平反”。
对粟裕1958年蒙冤的正式公开平反，是在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追忆粟裕同志》一文，正式宣称：“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来源: 《党史博览》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