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留党籍到开除党籍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将饶漱石的问题定性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但最后的处理，还有待中央决定。
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其中饶漱石是否出席大会，要请毛泽东决定。3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经多次修改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保留饶漱石党籍”的问题，有人不同意，刘少奇就此作了解释，认为这样处理比较有利。3月19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时，毛泽东说：这个文件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即是指出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阴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说它是比较恰当些，也是合乎实际的。最终，会议同意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3月初, 饶漱石在家听候处理。有一天，他家里的“红机子”电话响了(饶停职反省期间, 他家的“红机子”未拆除)，这本是中央机关三十九局(电话局)试打各户“红机子”，饶不知情，产生错觉，以为他的问题可能会很快解决，将恢复或分配工作，因而情绪激动，向其妻和陈麒章(饶的秘书，负责对饶管教)发牢骚说，中央还是相信他的，他没有反党……陈麒章当时负有“每周写个‘饶漱石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于是陈随即将饶的这一情况详细向中央报告。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饶妻也写了内容相似的报告交给杨尚昆。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二人的书面汇报被作为会议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刚听过毛泽东讲“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代表们立即把饶漱石“闹翻案”同“以特反特”的问题联系起来，认定饶的活动已超过内部矛盾范围，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对饶的处理陡然“升级”。
全国党代表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饶漱石的党籍。
“饶潘扬反革命集团”
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1954年9月以“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逮捕，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潘汉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系统的实际领导人，扬帆的顶头上司。1955年4月，他向中央交代1943年被李士群挟持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随即以“内奸”罪名于4月3日被捕入狱。饶漱石因直接领导潘汉年、扬帆在反特方面的工作，故而受到牵连，也随即被捕入狱。
1957年整个侦讯工作结束，公安部把饶、潘、扬三个专案组的侦讯报告合写成一个给中央的结案报告，断言：“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但此案长期搁置，没有移交检察司法机关。饶漱石在功德林监狱度过了近5年的铁窗生涯后，1960年3月15日，饶漱石和潘汉年被转移到了新建成的秦城监狱。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潘汉年案，最高法院以“内奸、反革命罪”终审判决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潘汉年同案的扬帆，1965年8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的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饶漱石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确认：“被告人饶漱石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上海工作期间，利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务，采取两面手法，不仅重用了内奸分子扬帆，把中统潜伏特务分子胡均鹤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而且在扬帆等人大量使用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被揭发后，中央、华东公安部一再向他提出要彻底处理时，他仍然不予置理，使这一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达5年之久，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3条的规定，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随后裁定假释，移交公安部门管制、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5月22日，饶漱石、潘汉年、扬帆从他们所在的劳改农场重新被逮捕，后被送进秦城监狱。
1975，饶漱石病逝秦城
1975年3月2日，饶漱石患中毒性肺炎在复兴医院病逝。据秦城监狱工作人员何殿奎回忆：饶漱石在1974年冬就诉说胸部不适，尽管201监区每层楼都有医生，有“24小时医护人员值班室”，但医生显然对饶漱石的病情并没有在意，也没有作全面检查。直到3月1日晚病情恶化，才由何殿奎陪同送往复兴医院，第二天八点半病逝。逝后遗体由复兴医院“在押犯病房楼”(称207特区)的工作人员火化。当时正是“四人帮”猖狂之时，饶漱石火化时用的什么名字、骨灰如何处置，都不得而知。
在1980年代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期间，饶漱石的胞妹饶玉莲于1983年5月26日，由丈夫谷思义代写了一封给陈云的信，信中说：“饶漱石是我的大哥，他被捕后我们一直不知他的消息，作为他的妹妹，我希望知道他的情况。如果他活着，我们想去探监;如果他死了，我们想知道他的骨灰葬在何处……”陈云收信后，将它批转给公安部。
1983年6月14日，公安部第十三局给饶玉莲复了一函：
(83)公审发132号。饶玉莲同志：五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现将饶漱石的病情和骨灰、财物处理情况简告如下：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晚上，监管人员发现饶漱石突然说话不清，两手发颤，当即将他送到复兴医院检查，确诊患中毒性肺炎，病情严重，医院立即组织抢救，经治疗，病情稍有缓和，三月二日晨八时，突又患感染性休克，导致呼吸循环衰竭，经抢救无效，于八点三十分病亡在复兴医院。经请示中央批准，饶漱石的遗体于同年三月十二日送北京西部火葬场火化，骨灰未予保存，对他个人的一些财物上缴国库。此复(公安部第十三局公章)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景玉川著《饶漱石》未刊稿)
未作平反的“平反”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冤案在1982、1983年先后得到彻底平反。
中共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的《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潘汉年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通知全面否定了1963年强加给潘汉年的“内奸”等三条罪名，指出：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1982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宣布潘汉年无罪，撤销1963年的原判。
1980年4月，扬帆冤案得到初步平反，结论是：“原判认定的事实失实，定性不准，判处不当，撤销1965年的判决书，宣告扬帆无罪释放。”直到1983年8月才又作出新的结论，平反决定指出：过去认定扬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分子，包庇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使用敌特电台给台湾敌人提供情报引起敌机轰炸上海等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扬帆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同志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在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以后，饶漱石的“反革命”案无疑也得推翻。但中央一直未有表态。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对其中一条饶漱石注释的写作经过，《中国新闻周刊》曾披露：
新增的167条注释中，最费思量的是对其中几个人物的注释。其中之一是饶漱石。入选的篇目中提到饶漱石的是《论十大关系》，共两处，分别涉及他的两大罪名。
第一处，涉及“高饶反党联盟”，正文是这样说的：“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
龚育之告诉曾宪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注释组组长、中共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他去中央开会时，听到中央讨论高、饶的事，认为此二人确实有错，但很难说他们俩有联盟。“老龚专门给我们打招呼，说注释里不要提‘联盟’”，因此，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第428条注释，在介绍高饶二人的原职务后写道：“1953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从头到尾，都没有提“高饶反党联盟”这六个字。
另一处，则涉及饶漱石更大的罪名——让他因此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
正文中写道：“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对此，注释组派出三人，先后去公安部、中组部查阅卷宗和档案，核实确认：饶漱石的罪名确是因潘汉年和扬帆而得，而这二人都已于1982和1983年分别获得平反。既然“饶潘扬反革命集团”已不能成立，曾宪新一度想过，以“高饶事件”来解释饶的反革命罪。但龚育之否定了这一做法。“老龚说，不要扯高岗的事情，这样太啰唆，不直接。而且正文里分明是把潘汉年和饶漱石连起来提的，也说明饶潘扬的事情，跟高岗没关系。”曾宪新介绍。
最终，第436条注释如此写道：“饶漱石(1903～1975年)，江西临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上海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条注释最后报胡乔木，经他审定。
对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明确表示，对饶漱石的这两条注释可以称为这部书注释工作的一个“突破”。把对饶漱石定罪的根据否定了，所谓“内奸活动”等也就不能成立了。“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起到了平反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主办《国史参阅》2013年第5期)
(作者系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