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左舜生在香港回忆往事，写下了一册薄薄的《近卅年见闻杂记》（感谢陈正茂兄赠我此书），记录了他“五四”以来的亲历亲闻。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个参政员访问延安，并不代表参政会，更不代表政府，只是他们的私人行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提供的，赫尔利大使认为他们此行有益于改善国共关系。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几乎倾巢而出，亲自到延安机场迎接，“态度相当亲切”，还有二三百个老百姓远远地站着，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些天外来客。

左舜生在延安接触到许多人，在他看来丁玲虽然老了，但仍十分健谈，正是从丁玲那里，他了解到了延安实行的供给制，“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都是实行彻底的配合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纸和妇女用的月经纸，都是由公家配给的。病人与产妇和婴孩，还可能酌配鸡蛋牛奶之类。他们吃的是大厨房的大锅饭，只要凭着一种饭票子，走到任何一个机关去吃饭都不必付钱……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保健饭，营养的成分要高些，这是为少数特殊人物而设的。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月仍可领得极少数的钱，文人写稿子，也可领得若干的稿费，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有各种杂货店，还有几家小馆子，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吃喝……”

在他眼里，朱德是一个老实而朴素的军人，貌似李宗仁，而稳重过之。他和彭德怀一起吃饭时，一桌都是湖南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其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看了几个人的家，周恩来的家里最整洁，虽然是一个窑洞，可是窗明几净，图书摆得整整齐齐。经他们要求，还看到了王明的家，除了一床一桌，几张矮凳以外，什么也没有。在他看来，王明懂俄语、有常识、能演说，在参政会上颇能表现出一种斗争精神，如今，“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也没有了”。与王明的住处相比，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时代的老朋友张闻天桌上多了一部电话机，还摆了几本书，“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他见到时任《解放日报》社长的老熟人秦邦宪，问及：“你回到延安来怎么胖了许多？”秦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我们在这里不要用什么脑筋！”

离开延安前一天，毛泽东要周恩来通知他和章伯钧两人，到枣园去吃午饭，并做一次长谈。毛泽东是他年轻时就熟悉的，他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四五点钟，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谈到《水浒》、《红楼梦》，连他的《万竹楼随笔》都谈到了，就是这一次，毛泽东不无激动地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还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他说：“毛有这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我是早知道的，所以并不觉得奇怪。”他以轻描淡写的口气问：“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毛泽东的回答很爽快、也很自然：“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有什么不去？”本来他想见见江青，说她正在生病，不能见客。

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他在总结五天延安之行时说，“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于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回到重庆，他跟朋友说起延安的见闻，尤其强调两点，一是，“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二是，“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

当然，以他史家的眼光，他当然同时看到了延安的缺陷，概括为一个“陋”字：“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可是一个不幸的机会来得太快，就要他们统治全国，就逼着他们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于是乎他们不能不‘一边倒’……更不能不以屠杀为统治全国的最高政策，凡此种种，其病根何一非从一个‘陋’字出发？……”短短几天，走马观花，但他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断，尤其对同龄人，又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

相隔仅仅四年，延安窑洞里的那一席谈话如在眼前，而历史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延安窑洞的主人登上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舞台，左舜生禁不住感叹，这机会来得太快了，快得恐怕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