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大地震必将成为当代日本的分水岭。在地震过去两个月后，这一点正变得清晰起来。在受灾情况基本明确、初期救灾任务基本完成、灾区复兴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的今天，日本国内舆论中的责任论明显抬头。所谓责任论，是把这场灾难分为“天灾”和“人祸”两个部分：天灾是指地震和海啸，虽然造成惨重损失，却是自然环境所致之宿命。对此，日本国民并没有太多抱怨；而人祸，则是指至今仍在蔓延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次生灾害。此番核事故，可以说是从成本出发，轻视安全对策的结果。
核事故：天灾还是人祸？
有报道说，此前曾有专家通过对公元869年（唐贞观十一年）席卷东北地区的巨震、海啸进行解析，曾发出过“（同样强度的灾难）任何时候重新袭来都不奇怪”的警告，但却被东京电力公司和政府忽视。导致“人祸”的另一个因素是，日本国民丧失了对核电站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的警惕。直到1980年代，日本国内反对建设核电站的运动都相当高涨。在当时的日本，所谓“生态学”（Ecology）带有某种政治性和社会学的含义。但近年来，这个词被“环保”（Eco）这个语义更为轻松的称谓所取代。家电产品的节电功能、节约饮料瓶和一次性筷子也被称为“环保”，这也许可以看成是“生态学”的大众化发展。然而，当年语境下的“生态学”，实际上具有“即使有所不便也应该选择安全生活”的含义。这样一种对生活方式表态的意味，却被轻松的“环保”所消解掉了。
人们曾抱有的对核电站的警惕之所以松懈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起大量产生二氧化碳的火力发电来，核电是比较“绿色”的能源，这种社会共识深入人心，以至于虽然在安全性上有所担忧，但考虑到全球变暖，当局退而求其次只能选择核电。这种共识不仅在日本，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蔓延。在其背后，自然也有所谓“核电安全”的电力公司巧妙的宣传策略。
日本财阀体制惹的祸？
目前日本舆论大多数的质疑和批判基本停留在就事论事，或揭露其修改、伪造运行记录等方面，旨在揭露东电原本就是一个“坏孩子”。甚至认为这是日本财阀体制惹的祸。但这种批判其实并未对准靶子。
首先涉及的是东电的“出身”问题。东电的全称是“东京电力株式会社”（TEPCO）。战前，东邦电力的子公司“东京电力”与成立于1883年的“东京电灯公司”合并。这两支分别隶属于三菱财阀和岩崎财阀，但均属于各自财阀的旁系和关联公司，而非嫡系。战前的东京电力后又经半官半民的日本发送电公司（1939年）和关东配电公司（1941年）的管辖权变更，1951年日本发送电和关东配电重组，成立了战后新的东京电力公司——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东电。从法律上来说，战后的东电与战前的东京电力已无直接关系。因此，就东电的身份而言，虽不能说与财阀毫无干系，但关系不大也是一个事实。
其次，从1945年到1952年，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环（所谓“摧毁日本推行战争的基础”），战前财阀遭到解体。尽管后来三井、三菱、住友等旧财阀系企业重新集结成企业集团，但无论从法律和资产关系上来说，与战前财阀都已不可同日而语。财阀最主要的特点是家族支配，这在战后经过合法上市重组的企业集团中（即使是沿袭战前财阀名号的集团），几乎无迹可寻。所以，说东电的问题源于其财阀出身，似嫌牵强。
尽管从身份上来说，东电是一家民营化的上市公司，在资产关系上不同于诸如日本电源开发（J-Power）这样的半官半民的电力公司。但由于有东京政府这样的大股东，东电具有举足轻重的实力，不仅在日本，甚至在东亚乃至世界，也是排名前列的电力公司之一（地震前为世界第四）。自民党时代，东电是屈指可数的政治献金大户之一。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东电身为民营公司，却是一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企业，是不折不扣的政商企业。
东电对日本政财两届都有相当影响，向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同友会、东京商工会议所等财界实力团体输送了历代重要干部，如曾经担任经团联会长的平岩外四便是其代表人物。此外，东电对政、学两界也动用丰厚资金，发挥其影响力。据日本媒体报道，东电通过关联建设公司等，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提供了实质上的资金。
日本的核电监管部门分属经济产业省、内阁、文部科学省等若干条块，公众对组织机构叠床架屋、核电行政不透明的现状怨声载道。受到舆论广泛质疑的事实是，作为监督角色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NISA）居然被设置在推进核电产业的政府机构——经济产业省内部。同样，经产省下属的资源能源厅的首长任期届满后“下凡”至东电，已成常态化的事实，也作为东电和政府监管部门的“粘连”而受到舆论的批判。以这次核事故为契机，要求更加透明、有力的监管及监管一体化的呼声和必要性将会强化。
日本社会的“大企业病”
日文中有个词汇叫做“大企业病”，意指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叠床架屋，上下关系等级森严，官僚主义妨碍信息沟通，乃至为了利益追求而不惜与政界“勾兑”，以期获得政策倾斜关照等弊害。公允地说，“大企业病”非日本所独有，当年美国的安然公司，乃至导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雷曼兄弟公司等，某种意义上也都是“大企业病”的典型案例。但相较而言，被认为是“企业社会”的东洋文化风土，不能不说确实是“大企业病”的沃土。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有句名言：“政治家的诀窍在于如何利用政府官员和大型企业。”诚哉斯言！纵观“55年体制”确立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就可说是一部大企业与政治家、官僚“勾兑”的历史。两年前上台的民主党政权虽然终结了自民党统治，但由于自身也是从自民党脱胎而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企业病”赖以滋生的土壤。政治活动的血液——政治献金的大头掌握在大企业手中，而大企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制定有利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产业政策（如核电产业发展政策等），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大企业病”的症状表现在企业，但病灶却不仅仅在企业一方。
政府监管部门尸位素餐的不作为，被认为是酿成此次“人祸”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官僚的庇护，既是以东电为代表的大企业针对政府部门公关的结果，也是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为谋求与大企业的“粘连”而刻意预留的出口。民主党上台以来，力主“打破官僚主导，重建政治主导”，针对政府官员对大企业的“下凡”，也确实出台了一些法律，力图有所限制。但殊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经产省主管电力产业的资源能源厅长官石田彻去职四个月后，从今年1月1日起就任东电顾问，成为副社长原本也只是时间问题。面对舆论的指责，东电方面的解释是：企业出面“请求”石田“再就业”，而石田本人“同意”了企业方面的请求，“与斡旋无关”。
毋庸讳言，大企业作为促成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体，确实构成了主流精英的核心。但是，作为硬币的反面，大企业也成就了少数既得利益层。在高速增长早已过去、泡沫经济已然崩溃20年的今天，日本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亟须调整，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利权构造更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了。随着被称为“下流社会”的社会贫困的扩大，这一点愈发成为共识，此番核事故不仅使东电内部管理问题浮出水面，更凸显了以东电为代表的大企业病入膏肓的程度。
“第四种权力”的缺席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日本拥有极其发达的大众传媒产业，其全国性大报多为“百年老店”，拥有天文数字般的发行量，媒体工作者也被视为社会精英，手握所谓“第四种权力”。然而，如此发达的新闻媒体，却未能影响国家的核电发展政策。日共众议员、毕业于京都大学工学院原子能工学专业的吉井英胜，曾多次在国会上提出，如果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核电站全电源丧失、反应堆冷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有可能出现核危机的问题，但遭到无视；另一位专攻应用化学、草根反核电活动家出身的学者广濑隆，早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不久便出版了名为《危险的话──切尔诺贝利与日本的命运》的专著，不懈地呼吁人们对核电站不要掉以轻心，直到去年8月还曾出版《核反应堆是一颗定时炸弹——害怕大地震的日本列岛》一书，预言了与今天高度雷同的恐怖景象，可是其声音却被媒体社会的众声喧哗所湮没。而与此同时，东电作为日本各大商业电视台的最大广告金主之一，电视广告铺天盖地。包括为数甚众的媒体从业者在内，几乎无人提出异议或质疑。
日本的核电经济发展非一日之寒。利益与问题并重，相互纠缠，很难说是政、官、财或媒体哪一方单方面的责任。进而言之，甚至福岛等东北受灾地区的灾民本身，也无法完全摆脱干系。当地经济凋敝，就业机会稀少。当初拿了东电巨额补偿金的民众，内心恐怕也并没有什么不情愿。甚至有些地方，县民一致同意上马核电项目，几乎只有县知事一人反对，形成畸形的舆论一边倒的状况。这种情况下，出了事故究竟最该打谁的板子，确实是一个问题。
消费社会危机与日本政治走向
震前日本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基本上是经济高度增长期的产物，随着经济的持续萧条和社会老龄化的发展，原本就难以为继，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关头。巨震刚好提供了一个“拐点”，使日本国民重新审视、反思战后消费社会的功罪，可谓正当其时。但问题是，在日本国民中间，节能意识究竟能否扎根、定型尚有疑问。4月29日是度假黄金周的头一天，人们争相驾车从东京赶赴度假地，结果形成了三四十公里的交通大堵塞。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尽管震后初期全社会的节能意识确实高涨，但人们的危机感也在逐渐退去。尚不能断言这个社会已经就此摆脱了资源浪费型的生活方式。
回顾日本在此番巨震及核泄漏事故的次生灾害中的应对与表现，可以看出国民、社会与政府、大企业之间有相当强烈的反差。对此，日本媒体上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批判，如“一流的国民VS三流的政府”，或“卓越的被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VS可怜的统治能力（Governance）”等。总之，民主党政府在应对危机（特别是核事故处理）时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受到国民和舆论的强烈质疑。与此相对，民间社会的井然有序、理性和有效组织令人印象深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纵然在政府的决断力明显出现失误的情况下，民众也仍然给予政府以最大的信任，在福岛核电站周边地区的疏散等问题上，民众并没有随谣言而动，基本上还是通过NHK等公共媒体了解信息，听从政府的指挥调度。但也正因此，事后对政府的“审判”也更加严酷：在4月中旬举行的地方统一选举中，民主党惨败——正应验了石原慎太郎的“天罚”说。
巨震中暴露的政府在危机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加上震后日本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举国一致”化倾向，都在呼唤强有力的政权。一些政治家似乎嗅到了这种空气，开始在水面下推动民主党和自民党的保守联合，酝酿新的形势。也许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超越党派的民—自两党联合政权。这种政治流变对日本社会究竟是福是祸，尚未到客观评价的时候。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以3月11日为分水岭，正在日本社会上演的剧变过程中的一环，必将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