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主讲嘉宾：马立诚(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凤凰卫视评论员)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北方工业大学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6月9日(周四)晚7点-9点
地点：北方工业大学四教十五层报告厅
主持人：李国盛
主持人：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第113期腾讯燕山大讲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著名政论家、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马立诚老师。本次活动我们非常感谢北方工业大学史仲文教授、张轶老师给予的大力协助。
马老师曾写过《交锋》、《呼喊》等15本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交锋》。1997年在邓小平去世前后日子里，有一批人连续抛出4份万言书，要提倡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时的这个舆论让很多人害怕，担心挨整，社会情绪一片低落，甚至有的民营企业家把家产迅速转移到国外，自己拿着绿卡随时准备撤离的架势。马立诚老师当时和凌志军先生一起出版了《交锋》这本书，痛批了这4份万言书给改革开放造成的危害。《交锋》这本书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社会的热点，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下面掌声有请马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马立诚：刚才北方工业大学的张老师介绍说最近是期末考试时间，同学们最紧张的时候。今天还是来了很多年轻朋友，把准备考试的时间腾出来，我挺感动的。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点儿收获。
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这些年为社会思想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宽容，所以各种思潮才有问世的可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思潮?因为中国这些年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有些社会问题非常令人焦灼、痛苦、郁闷，那怎么办?这八种思潮就是针对中国发展中问题的8个药方，犹如春秋时期各种思想在咱们大地上开始诞生，博弈的、重合的、争论的。未来的中国走向跟这八种思潮密切相关。大家在听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判断，你认为什么样的思潮将会在中国占据一个主流的地位或者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这八种思潮分别是：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我讲这八种思潮，有的简单，有的详细一些。
邓小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大胆突破，政治上多方设限
第一个思潮是邓小平思想，我们生活在今天都能感觉到这是主导性的意识思潮。我们平常在大学课堂里以及工作都有很多接触，我就概括地介绍一下。邓小平对再造中国立下了丰功伟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官方提法叫总设计师)他提出并力推改革开放决策，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面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突破。我们可以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他在中国学界里影响很大，他写过《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在这本书里哈耶克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泾渭分明。一直以来整个学术界和政府都是这么看的，但邓小平把这两者界线打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贡献非常巨大。特别是1992年“南巡谈话”，突破禁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应该说邓小平贡献最大的是其“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以后，竞争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大陆崛起。去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也是邓小平的一个功劳，因此今天在座的诸位还是生活在邓小平思想延长线上。
邓小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大胆突破，政治上多方设限，不能开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其实也做出了他最大努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另外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也是邓小平力倡的，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非常罕见的肯定了西方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邓小平特意把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作对比，肯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是很罕见的。之后邓小平多次讲过我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苏联。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1958年8月24日发表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几次，不能靠民法、刑法、商法等这些东西维护社会秩序，我们每次的会议都是法，开一个会议就是法”(这是发表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集426页——427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思想作对比就会发现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邓小平推动中国要走上法治之路。邓小平曾意气风发的肯定西方政治制度讲话时，他提出要着手改革的原因是我们国家制度不好。过去从来没有人说中国的制度不好，出了四人帮也只是说这四个人不好，但制度还是蛮好的。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说，“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所以邓小平提出制度改革的课题。
但他在发表讲话的时间里，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情况愈演愈烈，最后波兰共产党下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成了波兰总统。这件事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紧张了。从那以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就谨慎起来了。所以邓小平在1986年讲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他不再提中国必须政治体制改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思想变化的过程。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就更慢了，没有实质性的前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在制度变革方面没有同时跟进，一个腿正常，一个腿不正常，是瘸子走路。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邓小平晚年已经注意到了，他说发展起来以后，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变革还会失败。
老左派想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要进行好几次
第二种是老左派思潮。老左派年龄比较偏大，老左派思想有一个特点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相始终，比如说最早的“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抵制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打击包产到户、压制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探索、反对商品经济的提法、更反对市场经济的提法，主张什么事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认为计划经济不容否定，同时还有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的通过，还有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的一些问题、灾难都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
我着重介绍一下他们最近的一些活动，明年开十八大，我说说十七大后的情况。2008年4月我到乌有之乡书店买了6本自费印制的书，其中有马宾的书，他过去是做过很多贡献的。我补充一句，老左派里面有的真是因为信仰并非投机捞钱。像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退休工资每个月一万左右。上次吉林通钢事件工人们起来把并购钢铁公司的私营公司经理给打死了，李成瑞老人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一半送给通钢的工人，希望他们上街游行，支持他们。钱给他们连个收条都没有，因为信任他们。李成瑞的生活非常朴素，在人格上我非常尊重他，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交流，因为信仰，所以比较保守，但他不是两面三刀，变来变去。不过左派也有变来变去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马宾在《纪念毛泽东》书中说“中国已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候”。那中国怎么会造成马宾所说的这种局面呢?马宾说“历史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社会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说“文化大革命非常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应该积极规划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把城里一切被私有化的财产重新收归国有。农村要重新实行劳动集体化、土地国有化、生活社会化。在城市要打倒炒房地产的私营房地产商，把他们所建的房屋全部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这是马宾的主张。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要进行好几次”。他公开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平反。 另外乌有之乡现在的灵魂人物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他要求大家学习马列著作，专门开了一个会议“马宾著作座谈会”来助阵。张宏良说中国目前是一个邪教，要用文革的方式改变它。文革一开始提出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是何等大无畏精神。张先生说：“我们中国是物欲肉欲至上，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动物本性的原始状态，演变成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要求解决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腐败问题”。
还有一个叫梅俏的左派说“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过去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自己说上几句话就叫邓小平理论?”、“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糟蹋我们优秀的精神，把我们社会退化到充斥着买办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白领、贪官污吏、男盗女娼的旧社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结果造就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买卖资本家……我们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有一个总的纲领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四大民主”、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否定改革开放，批判市场经济，尤其是反对私营经济。刚才国盛介绍我们当初写《交锋》时批评4个万言书。当时第一个万言书说，这些私营老板是准备照法国的方法办事，什么方法?不让我当议员就不给你纳税，私营企业者准备在合适时就把共产党连锅端，这是万言书里面的话。第一个万言书刚出来，流传10万份，从新疆到山东，从黑龙江到广东，政界、学界、人大、政协全看见。我和吴敬琏等几人一起在北京东边的一个饭馆谈，那时我们这四个人由一个老板请我们吃饭，他听我们分析万言书，我们都吃完、说完了，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老马我得走了，我说去哪儿，他说外国，听你们说万言书吓坏了。
其实中国的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老左派意见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焦虑情绪，特别是近些年腐败丛生、黑恶横行、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使很多人产生了无力沮丧感。在这种情况下老左派思想有所抬头。有一天我在深圳演讲，讲完以后进行交流互动，一个年轻人说“马老师，你知道我们在深圳买不起房子吗”?
我说“我理解”。
“你知道我们在深圳有病不敢看吗”?
我说“我理解”。
“所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那个时代都是平等的。”
坐在第一排的老者站起来回头问他“你在毛泽东时候生活过没有?没有生活过就别胡说。如果在毛泽东时代你就没法跑到深圳来!你的进城自由是完全没有的，每个人都拴在自己的人民公社里……另外中国的落后与贫穷是毛泽东专制造成的，你知道吗?”他们两个截然对立，以致俩人离开自己的座位在过道里打起来，一个人说“你再说一句我踢死你”。另外一个人说“你再说一句我打死你”，后来我赶紧叫服务员把他们请开，君子动口不动手。一个社会必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黑暗，这也是老左派的主张得到一部分人拥护的原因。
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病，不是药方
第三种是新左派。新左派跟老左派很不同，新左派主要粉丝在大学校园里。刚才我讲老左派或者一些跟随者是处在弱势群体里的一些人和思想非常保守的一些人。刚才我给大家念了一些老左派的话，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文章没有论证过程，上来就扣帽子，“你是汉奸”，为什么是汉奸没有论据。新左派完全不一样，北大巩献田教授是老左派，反对《物权法》。他给吴邦国写信，说不能通过这个，说违背了苏维埃的立法原则。那怎么讲这句话?他说应该是在“国有财产”前面加“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提到国有财产时前面缺少一个帽子，即“神圣不可侵犯”。把国有财产和个人财产放到一块，就偏向个人，把国家财产地位给降低了。全国人大回答得很好，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竞争主体是平等的，如果公民个人财产不重视，不给平等保护，怎么能对得起人民。最后物权法通过了。
从老左派的说辞看，老说斯大林、苏维埃，新左派没有这个。新左派主要受西方当代新左派的影响。那么西方是否有老左派、新左派吗?有，西方老左派和中国老左派有点像，上世纪20年代苏联发生十月革命，西方老左派拥护列宁、前苏联，认为苏联找到了人类的前途，后来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员大清洗，杀掉了很多人，大家对苏联有了一些看法，不太赞同苏联的做法，于是老左派在西方就消沉了。也就是说在苏联那么多血泪、暴行面前站不住脚。后来新左派起来了，那么西方的新左派有什么观点?没有保卫苏维埃一说，而是：一反对资本，说资本奴役着我们，我们任何人跟资本对抗不了。二是反对大公司，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赖特·米尔斯在1960年就写了《论新左派》，反对大公司，认为大公司是主宰我们命运的，我们谁也抵抗不了大公司。所以中国现在的新左派提出反对跨国公司统治、反对资本、反对市场、反对WTO、反对全球化，这个跟中国的老左派有区别，而且新左派写文章基本上比较西化。大学是新左派主要市场，美国也是，因为大学里容易脱离实际。若到金融界、公司、企业说反对资本肯定是不行的。大学里有理想，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反对这个社会，装成是社会的监督者。所以英国的新左派批评英国，美国的新左派批评美国，但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跟英国、美国差很多，所以硬将其搬到中国来是不行的，等于只是做一个邮递员，没有结合中国的情况，未融进中国的现实。比如在中国反对资本融资，反对跨国公司，显然这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定冲突，中国的新左派有一种西方新左翼的理论色彩和新闻色彩。不过我认为西方的新左派并不了解中国。比如美国詹姆斯教授三年前写文章歌颂文化大革命，他说“毛泽东所做的比喻最发人深省，毛泽东大声疾呼，我们像一颗精神原子弹释放出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意向(核弹的爆发)促进了旧式封建乡村结构的粉碎，也使旧习俗神奇般的消除，进而唤起了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这种文革的解释是完全不对的。现在由于中国的新左派搬过来了西方新左派的这些看法，结果中国的新左派慢慢发展成支持文革，这和老左派有共同点。你反对资本，反对加入WTO，那你给中国出一个主意中国怎么办?他没有办法，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提出的办法就是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办法是不行的。比如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他们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中国新左派说，中国的腐败是西方跨国公司造成的，西方的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汪晖教授还把中国的问题归在邓小平头上，他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出现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开发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这些因素构成了富人阶层的出现和制度性腐败的前提。
阿拉伯学者萨米尔·阿明的“中心—边缘”理论，这个理论被各个新左派所使用，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是中心，埃及、印度、中国是边缘，全球化的结果是中心日益掠夺边缘，使边缘更加边缘，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一个梦。中国的新左派把阿明的理论搬来了，而汪晖的著作里最多，“中心—边缘，边缘--中心……，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梦。”但我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是梦，是现实，这30多年中国享受到了全球化好处。新左派还反对现代性、反对启蒙、反对理性。为什么会反对启蒙?他说什么叫启蒙，西方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半路上，把人民思想解放叫启蒙，为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展开思想运动。现在中国百分之百是资本主义了，哪有什么启蒙?基本论断是：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启蒙”已经过时了，已经死了。当然对于这个有很多争论。
新左派提出贫富分化、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这个观察是比较理性的，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对的，崔之元有一篇名文《文化大革命有积极因素》，其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有积极因素，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学习群众运动经验，学习大民主。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来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病，不是药方，对中国来说是不合适的。
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价值、个人权利
第四种是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跟邓小平思想有一个蜜月期，改革开放一开始提出的口号是“思想解放，打破禁锢，打破僵化，扩展个人自由，冲破思想禁锢，呼唤民主法治”，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提法也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主张，也是当时邓小平的立场，但随着反自由化运动和精神污染运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邓小平思想分道扬镳，因为自由主义思想显然是被清理的对象。后来在1990、1991、1992年邓小平主张受到抵制，中国左倾思潮回头，邓小平不得不发动南巡提出市场经济并且支持个体经济发展时，自由主义思潮和邓小平思想在1992年再度携手，有了第二个蜜月期。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左派是抵制市场经济的，主张计划经济的，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30年的命运蛮有意思，追溯得最早一点是北京大学的严复所提出的，严复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他任何愿意做的事，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界限”。严复翻译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著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论自由》，跟严复同时期的有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罗隆基、储安平、殷海光包括后来的顾准等人都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
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上主张个人财产权，有一篇文章写“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引用的是英国18世纪首相一句话。是说我这个房子很破，很小，风可以吹进来，雨可以刮进来，但国王的千军万马要在我的房子面前止步，因为这是我的私有财产。这是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自由主义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价值、个人权利。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主张宪政、民主政治。李慎之先生给《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作序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有一天我在去美国的飞机上，一个房地产商和空姐争论起来：空姐说：“得给穷人点儿补贴。”
房地产商说“美国这么好，你为什么穷呢?自由主义凭借自己本事到市场上去练，怎么能给你一个补助呢?我辛辛苦苦盖房子多累啊。很多移民只会在家里生孩子，不劳动，没有科学的发明创造，就伸手向政府要补贴”。
空姐说话是民主社会主义式的，房地产商说话是自由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是高度的重视个人价值，重视市场。民主社会主义是主张要求政府给补贴，帮助一下穷人。所以秦晖从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自由主义应该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相结合。民主社会主义比较强调社会性：公正、平等、救助，而自由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这两个应该结合起来。秦晖认为自由主义不用和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划清界限，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人大政协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一种追求，改变对权力的监督和监管，使政策更加透明，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西方跨国公司而是中国国内陈旧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所以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左派从来不谈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区别在这儿。新左派闭口不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自由主义者主要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他们的区别。
另外，自由主义反对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反对文革，认为文革不是扫除腐败，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自由主义反对群众大民主，民粹主义，提倡程序、代议民主。自由主义反对义和团式的爱国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赞同全球化，全力支持中国加入WTO。
第五种思潮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中国概括起来说主要是抵制全球化、反对西方。
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
我曾在上海买了两个钱包，一个钱包上写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外一个钱包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这里面曲折的表达了民族情绪。民族主义主要是非理性，是以血缘作为认同基础，忠于本民族的最高利益。另外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外壳，没有内容，因此容易被人利用。有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个联合抵御外部入侵的凝聚剂，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的是正面作用，但现在没有这种亡国灭种的危险，就没有必要了。民族主义的边界和国家边界相重合。现在过分的鼓吹民族主义，岂不是帮助赞成疆独吗?民族主义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各种各样的，是一把双刃剑。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很早就开始了，最初还是局限在学者圈里，真正让民族主义话题走进大众并且燃烧起来主要是《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现在南方周末的编辑说他借钱买《中国可以说不》，看得热血沸腾。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是完全被利用了，被书商利用，因为民族主义演变成了一种商品、赚钱的工具。民族主义为何能煽动起不少人热血沸腾，就跟吃春药似的?《中国可以说不》迎合了当时“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美国的完蛋是立刻的事”。这些词汇充满了激情，基本上是义和团式情绪。年轻人涉世为深，容易激动起来。还有一本书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里面说“美国媒体在对华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东西，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是为了向美国公众灌输这样的偏见：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党主义国家，美国记者甚至不做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说成是假的”。这些话都是“完全”、“任何”、“都是”、“一切媒体、一切记者”，不加区分，这到底是说《纽约时报》还是说《洛杉矶时报》?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比如清华大学梁晓说他从不看《参考消息》，为什么?因为《参考消息》登的是外国消息，全是转载，很少有中国人写的，是借外国人的嘴夸中国人的好。
书里面还说“好莱坞是制造丑陋中国人的大本营，对中国有华人倾向一贯恶意丑化，即使李小龙这样的角色不近美色也是好莱坞的阴谋，因为这剥夺了东方男子的性象征”。这也完全是情绪煽动。
在这本书之后有第三本书《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民族主义和新左派在这点上是合流的。这本书提出“中国要准备光荣的孤立”。中国不怕孤立，因为中国特别大，省跟省做贸易就好象跟欧洲的国与国做贸易，跟美国、欧洲、日本断交封闭起来，日子照样过得好，这种思想叫光荣孤立。这跟邓小平思想不相关，小平说“中国长期以来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来到鸦片战争，300多年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社科院杨斌写了《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韩德强教授写《碰撞》，为了阻止中国加入到WTO，书里面特别耸人听闻：“如果我们加入WTO，美国农产品挤开中国市场大门，中国农民就买不起油盐酱醋，大量的农村人口将失业，城市大量工厂将关门，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的律师、会计服务都要来中国，问题更严重，我们明天到哪里去挣钱呢?若干年以后，美联社要接管新华社，接着把中国记者大裁员，中国银行体系崩溃，存款变废纸，中国无论是国企、民企、乡企都将倒下”。这是韩德强教授在中国加入WTO前期出书阻止中国加入WTO所说的惊人言论。而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加入到WTO之后2001——2007年经济超高速发展，整个经济的变化在2001--2007年也是上了一个大台阶。
《中国不高兴》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是同几个作者写的。有一位青年批评《中国不高兴》特别到位“翻开《中国不高兴》的书看看谁不高兴?没有被拆迁而得不到合理补偿者的不高兴，没有农民工讨不到工资的不高兴，没有被环境污染逼得无东西可吃、无路可走的人不高兴，有的只是中国没有掌握到世界大权的不高兴，这不是把整个不高兴来一个乾坤大挪移吗?真正的中国人不高兴一句话都没有，虚狂的不高兴全书都是，所以这个不高兴又是骗了一把钱”。这次媒体基本不支持，不像《中国可以说不》的热捧，而是嘲讽。
摩罗写《中国站起来》，他过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现在突变，批判起鲁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摩罗现在变成了反对英美的激进分子，他肯定德国的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带领德国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遏制，这是值得钦佩的。摩罗还肯定二战日本的军统制，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敢于挑战英美的霸权。摩罗在吹捧希特勒的同时大骂鲁迅、胡适，他说无论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人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他们显然接受了西方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里。摩罗说五四这一代蔡元培等人是精神大崩溃的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残了中华民族精神，摧毁了中华民族，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全盘西化的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表现出来”。摩罗认为蔡元培的目标就是扑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让中国人一天一天的自卑和自虐，因为蔡元培给北大学生办了一本小杂志，写序言说：比起国家来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
现今的中国民族主义是过去中国长期积弱到今天发展起来的一种亢奋状态，同时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也是虚伪的，比如克林顿到北大演讲一个女学生给克林顿出难题，把自己的“爱国”炫耀一番，之后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前后逻辑不能一以贯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难道表演扔瓶子是想使自己在毕业分配时处于最优势地位吗?
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加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紧张关系，不是中国的福音。
民粹主义认为穷人是对的，富人是错的
第六种是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有五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极端贫民主义，以穷人是非为是非，穷人的就是对的，富人的就是错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民粹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否定精英的作用;二是反对代议制民主，要求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叫做大民主;三是要求结果平等，而不是起点平等。民粹主义更注重的是均平富。同样是人，他那么富，我这么穷，这就太不公平了，这是民粹主义典型的经济主张和经济要求;四是道德至上，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五是诉诸暴力，民粹主义主张暴力，民粹主义还特别的看重、崇拜那些魅力型领导人。如果是一个普通律师当国家领导人会觉得没劲，没有什么刺激。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因为十月革命就是滥用暴力，比如肉体上消灭资本家和地主。我们的五四运动也有点儿受影响，用爱国的旗号打人、放火、伤人。当时梁漱溟写了一篇文章就指放火、伤人不行，否则公共生活就要陷入到野蛮状态。因为公民社会的条件是法律秩序应该是优先最高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农会权力至上，不许地主说话，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湘潭的晏容秋……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这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滥用私刑，剥夺别人的产权和生命，关于那些小姐和少奶奶问题，假如没有满18岁，没有任何罪刑，为什么能滚一滚了?这只能暴露出性虐待意识和严重的暴力倾向。反思民粹主义就会发现在中国是一个特别迫切的命题。有人制止排队“加塞”，“加塞”的人拿着刀子就把制止者给杀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用暴力解决问题，暴力压制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特别严重的一个范本。
中国1949年之后的土地改革300多万地主杀掉了120多万。大陆不如台湾的土地改革，台湾土地改革承认地主的产权，政府赎买。中国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基本上是几千年形成的，来源是继承与购买，靠抢夺而来的地主很少，大陆那时这样就把他们杀掉了，用竹签钉进喉咙的办法把土地抢回来。
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民粹主义日益膨胀，比如说取消家庭让人们都在公共大食堂吃饭，城乡为了大炼钢铁，让每个老百姓把自己门上的铁环给弄下来，甚至献出铁锅，这都是民粹的做法。文革重视民粹，文革的著名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倒一切学术权威，让他们跑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派工人、农民、解放军全部监管，都是反智慧主义，简称为“反智主义”。在全国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全国红卫兵行动起来，出身不好的人受到极大歧视，还有“砸烂公检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都是民粹主义最典型的表现。
今天中国民粹在抬头。刚才我说的老左派很多做法是煽动民粹，通过司法不公、官商勾结等问题刺激中国的民粹，由此出现了毛泽东热、文革热，这说明民粹在中国正在崛起。一个著名作家说文革好，文革打倒权威，都是打倒有权有钱的人，不打倒他们我们这些穷小子就起不来。最近炮打茅于轼就是民粹言论，说茅芋轼为富人说话，但他是替民营资本家受到国企排挤才给他们说话，但就是不行，被骂为“汉奸”“王八蛋”“老不死”“老狗”。最近还有全国28省声讨茅于轼，这个是左派策划的，目的是煽动民粹。
还有“富人原罪论”，原罪是指一些私营企业主“第一桶金”来路不明。有人发表文章说，要彻底清算私营资本，再来一次“文革”，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20年前开始查，谁下海了，追出来，一笔一笔彻底查，没收他们的财产。
另外网络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话语暴力场。贵州一个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杀当官的，我就举双手赞成”。包括杨佳被判，虽然程序上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杨佳杀人被判死刑不存在问题。网上说“杨佳是英雄、大侠、刀客等”，这也是民粹主义。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精英主义，邓小平是主张精英主义的。中国改革和毛泽东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在社会意识层面、社会结构变化里，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保障。当然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里也是鱼龙混杂，营私者很多。当精英联手维护自己的权力走向特权和腐败时，精英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起来再度打倒精英。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是温和的、渐进的，比如最近20年中国出现了对英国改革道路的赞誉。英国虽然也杀过一些人，但总体来说跟法国大革命是不一样的，是渐进的。中国的精英界更多是选取英国道路，而反对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都是不好的。但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推动变革，最后民粹就会起来。
新儒家提倡用“尧舜禹”替换马克思主义，建议公务员考试考六经
第七是新儒家思潮。美国、台湾、香港的新儒家比如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主张提高道德：“吾日三省吾身”，一定要往圣人的方向努力。第二，海外新儒家一致赞成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且他们认为儒家里面谈这个谈得很少，应该从儒家里进行变革。大陆新儒家蒋庆说海外新儒家主张道德等于是自己躲墙角自杀，只讲自己的道德能怎么样?别人就问你要怎么样，蒋庆们说最重要的是夺取国家政权，把中国的政权掌握在儒家手中，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改成为尧舜禹，公务员考试考六经，最主要的是《易经》、《尚书》、《诗经》，脱离开六经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人的中国，所以他说“政治儒家”。“中国必须回到六经轨道上，这样政权才有合法性，否则任何政权都没有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不适合国情”蒋庆直言。
儒家是反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为什么?先说自由，《礼记》有一章节说，你跟一个年纪比你大的人登上小山坡，之后你的眼睛必须看长者所看的方向，自己不许乱看。另外吃饭时长者问你，你才有资格说话，不问你就闭嘴，并且用简洁的语言回答长者的疑问。所以蒋庆说怎么能提倡自由?这个对话就没有等级，没有礼法。
蒋庆说民主是一人一张票，孔子和小偷一人一票?孔子和小偷在决定选择国家当权者时的票数是一样的，这是多么不合理啊!所以不能采取，那采取什么?蒋庆说采取等级制，人分九等。
我有一个老师叫周振甫，90岁，我亲眼看到有一个来收电费的小伙子敲门，办完后周先生向他鞠躬。这就是中国的儒，中国的礼数。但规定每个人用这样的标准去行使就是伪，朱熹都做不到。
张详龙教授是北大的，他提出蒋庆那一套夺取国家政权制定尧舜禹宪法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国找一小块儿地方建一个儒家特区就行了。在这个特区里主要用农历、中医，纪年用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读经，举行特区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可以学一点儿西方科技，这是张详龙先生的儒家文化特区。
康晓光说中国最重要的是建立儒教，当然康晓光认为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不象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中国怎么能让人热爱、向往?他赞成用刚才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来救中国，他提出儒教救中国，主张实行仁政。
民主社会主义以“公众是否幸福”为目标，反对暴力
第八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来源主要是恩格斯的一句话形成了两批学生。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期著作一直是这样的。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这篇文章恩格斯说“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取的一切阵地是一个主要的手段”，结果在恩格斯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分为两拨人，一拨人是伯恩施坦、考茨基主张赞成恩格斯的主要手段和意见，放弃暴力革命，和平展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说恩格斯这篇文章表明他与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手段已经分手。再一拨人是列宁，他坚持暴力夺取政权。
1917年前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把恩格斯赞成暴力的学生们拢来，成立共产国际。反对暴力的那批一拨立社会党国际，今天的生命力还特别强大。
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是这样的两批人，民主社会主义是通过和平、改良、渐进的手段来取得进步的一批人，主要代表是各国的社会党。社会党到目前为止已经遍及129个国家，先后在30个国家执政，最突出的是瑞典、英国。最近社会党国际主席访问中国，社会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了。
社会党主张主要有几条：一条是把经济蛋糕做大。混合所有制经济，比如法国17%是国企。二是主张支持私有制，这和邓小平思想一致，它提倡保护私人产权。三是政治上主张实行宪政民主，特别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社会团体活动，当然民主社会主义赞成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新闻自由，司法完全独立。四是社会保障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最有名的是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墓地一直保障，从儿童的生存权利一直到养老保障。英国、丹麦那样的社会保障达到了百分之百。荷兰、挪威、瑞典社会保障面超过百分之一百，中国的社会保障面也就是40%多。
刚才我谈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比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社会党这样说自己：“我们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工人、农民、青年大家一听这些话，都是社会主义的话，浓浓的社会主义的味儿。这不是美国，美国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本事。”
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一开始遇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就把民主社会主义一锅给熬了，说他们是“叛徒”。好像“暴力革命”是最好的，凡是反对暴力革命就是修正主义。后来《人民日报》王若水说：“马克思去世之后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生产力还在发展，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而且工人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改善，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声称自己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王若水写文章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我们要用社会主义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用马克主义理论检验社会主义实践。”王若水还指出“马克思除了有一些观点站不住脚外，主要还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定义”，王若水写出这些文章就是在中国开始比较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序幕，现在徐景安、王占阳提出要肯定功能性社会主义，反对结构性社会主义。什么叫结构性社会主义?过去苏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老是用公有制占的比重结构来衡量你，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什么是正确的?人们是否幸福，是否自由，这才是社会主义。让人民普遍幸福了，那你就发挥了好的社会功能，而不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占99%是社会主义，反之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徐景安主张功能性社会主义，指出邓小平的“黑猫、白猫”就是功能性社会，开启了民主社会主义。当然《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2月发表谢韬的文章在中国是爆炸性的，该文有两条：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人人都可以买公司的股份，企业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最成熟的马克思思想，以前暴力是不成熟的。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而放下你的鞭子，收起暴力的民主社会主义，改弦更张，建设成瑞典，实行那样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前途。这个文章一出就得罪人了，老左派在10个城市开展讨论批判谢韬，清算谢韬反党反社会的罪行，谢韬的目标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浙江要起诉谢韬，说他篡改马克思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但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在谢韬文章发表，并且左派在浙江和北京发动了声讨谢韬会议之后，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人民日报》文章说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制，但民主社会主义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这个比以前批苏修那一派完全骂成走狗、叛徒不一样，中国市场化的媒体大量发表和介绍瑞典、荷兰文章，而且请瑞典现在驻华大使一个个给我们讲他们国家是怎么搞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结果他们现在钱不够了，政府也要改革。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价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在2007年的中国形成了一个高潮，它跟自由主义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就是当前中国八种思潮的概要性观点，大家通过这八种思潮的博弈可以想像中国的未来是怎样的。
主持人：谢谢马老师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互动环节。
网友1：我是北方工业大学的学生，前段时间温总理说“大学生应该多读书，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判断能力”，但我对总理的这句话我很悲观。
马立诚：我觉得这不好说，有些判断力是藏在内心不肯公布的，有些判断力是为应付老师的表现，但也确实有一些大学生现在面对各种说法脑子里比较乱，这是怎么造成的?我的看法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造成的，现在的教育体制不是特别有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增加自己的判断力。第二，是我们的信息问题，有些信息你看不到，有时候也不利于一个年轻人正确的对事情做判断。第三，目前的青年据我了解都比较务实，比如工作、对象、房子、收入，不太讨论国家兴亡。主要是既有实际的需要，也有不得不这样的苦衷。
网友2：我前些年看了一篇文章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窗口性问题，窗口性有几个条件，比如和平的国际环境，人民达成共识等。文章认为现在我们的条件已经丧失了。而政治体制改革最好的一个时期是在邓小平时代的后期和江泽民时代的前期，所有条件基本上都已经丧失了，改革注定是一条思路。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马立诚：关于窗口理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难，会触动到更大、更多人的利益，往往得逼到那一步才行。中国今天来说还有机会。比如允许更多的人竞选人大代表、新闻的监督进一步放开一些、财政预算公开、问责制等等。
网友3：我现在比较关注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要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马立诚：他们的要求是学术完全自由。
网友3：达到蔡元培领导的北大?
马立诚：接近，但这个困难非常大。高校的去行政化是想摆脱权力的摆布和控制，使高校获得更大的独立办学权，高校必须独立，但这个很难。
网友4：前些天江西发生了炸政府事件。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并且会产生跟权力的对抗，对此您有何评价?
马立诚：中国社会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官和民的矛盾，这不是一两天了，而是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矛盾不断演变，也就是说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丢失。当然老百姓的话比较激烈“已经没有公信力了”、“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各级政府都没有公信力”，以致于一个事出来，政府越出面说话老百姓越不信，越描越黑。最近几个事情的博弈都出现了这个情况，政府只要说话老百姓坚决不信。这表现出官民矛盾对立已经到了很尖锐的程度。当然政府用武警可以压制一下，但压制不是太长久的办法，官民矛盾继续激化将会出现四处冒烟的情况。今天看辛亥革命，看清政府的晚年改革也是被逼的。
官民矛盾的背后会演变成中国的剧烈冲突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危机，只有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解决，一味的压到底是不行的。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第113期腾讯燕山大讲堂到此结束。谢谢马老师!谢谢到场的学生朋友们!
马立诚：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