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2010年10月，古城南京。

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的独子、72岁的张虹生在这里安静地居住着。

循着张虹生提供的大钟新村住址找过去，没想到，家里没人。直到老人的外孙放学回家，才知道这是他女儿的家，他本人不住这里。我直奔张老现住处。

“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我租的房子。”看我对这个简洁的新居一脸好奇，张虹生告诉我。

采访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是，关于张闻天的一切我们只谈到了皮毛。对于这样一个经历曲折、思想深邃的历史人物，我们需要时间。

次日，我们继续。张虹生记忆中的父亲一点点重新清晰起来。

“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有，而且没入殡仪馆正厅。”张虹生说，“父亲的日记交了上去，我自己也无法看了。思念起父亲，有时候想起的是伤心的往事。有时候想翻翻父亲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但是，都已经不可触及了。”

调离外交部、调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变故一次次地打击着张闻天，“官越做越小”。

张虹生很少谈父亲：“我一直没有写关于父亲的文章，因为母亲不让我写，她说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很多都没有说服力。第一，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嘘。”

图书馆里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我10岁才和父亲第一次见面。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我出生时，父亲还在担任着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只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因为我从小听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佩手枪、骑大马……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坐过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但父亲不许。

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5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1979年，父亲平反后，组织上为了落实政策，有意让我回北京，顺带照顾母亲。当时我是很想回北京的，但母亲不同意，调函都到我手里，母亲却又退回去了。

这种情况在文革之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没什么说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该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注重。

母亲到中纪委工作后，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甚至连我评职称都干预。她固执地以为，只要工作表现好，不用申请，“自然就会被选上”。

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再没申请过职称，也没幸运地被自然而然地选上。一直到退休，我都只是学校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顶着“右倾坏学生”的帽子在新疆劳动以后，我才知道在大跃进问题上、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没错，他是对的。劳动之余我借了不少书看，慢慢地久了，我和父亲的思想就接近了。

父亲1967年后没有工作。我从新疆回来，他对我特别好，这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他的父爱。他很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资低，抚养小孩困难，在肇庆监管时，他还从每月120元的生活费中扣下15元补贴我家用。平日里，他除了看书写作外，喜欢跟我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把我叫到身边。这个父爱是说不出来的，对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还是很严，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

我没有任何父亲的遗物，都捐了。我父亲后来的笔记、日记等原稿，我想留着，我妈不让。捐出去后，我现在也看不到这些日记了，我不是党员，不能随便看。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文稿在我手里，想要的可以来复印，这样对父亲的研究会更透彻。但是现在不解密、不让看。比如，我父亲在外交部这一段历史，外交部不让看，因为牵扯到我父亲的外交观和当时执行的外交观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我父亲的观点是世界的趋势是和平的，他说，我们起码能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而10到20年的和平争取到了之后，世界大战就更难爆发。毛泽东则一直强调战争和备战。

其实，父亲的日记我也没看过。他的日记很多，最宝贵的是16本日记，记录了从庐山会议以后到经济研究所的经历，后来抄家时被封存了，据说遗失了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始终过着“标准钟”一般的乏味生活，除去必要的应酬，只要在家，几乎全泡在书房里，足不出户。每次周末去学校之前，等到我跑去向父亲告别时，我甚至只能隔着房门，说上一句：“我走了。”好一会，房门内才传出一句：“知道了。”

被遮蔽的总书记

回顾父亲的一生，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1934年1月，父亲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时，毛泽东没有实权。我父亲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下辖12个部。

原来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担任两个职务。我父亲替代他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共产国际是相当不满意的。共产国际对我父亲一直不大欣赏，说是我父亲在苏联的时候就不那么听话。

毛泽东后来掌了权，在于他有几个特长。第一是他指挥打仗确实行，比我父亲强；第二是共产国际一直支持他。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段洛(洛甫，即张闻天)毛合作的历史。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当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父亲在反报告中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这个反报告是毛张合作的结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但是，现在一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遵义会议既没有确立他在党内的领导，也没有确立他在军事上的领导。遵义会议上大家选的总书记是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不肯当，一再推辞，所以遵义会议上最后没有做决定。毛泽东只是在遵义会议上由于我父亲的提名和大家的支持进了政治局常委，四个常委他是排名最后的一个。我父亲到延安以后给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组织机构时也是这样写的。

从1935 年春遵义会议，到1938 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将近4年，父亲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把这个职务交给毛泽东。

1997 年3 月22 日，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我母亲谈话，对这个重要史实作了明确的说明。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张闻天图册》，以“在总书记岗位上”为标题，明确记述，张闻天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传》修订本中单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节。书中还加了一条较长的注释，列举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六位遵义会议参加者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说法作为根据。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而当时毛泽东只是军委主席，还不是总书记。父亲就跟毛泽东说，我把总书记职位让给你。但是毛泽东要父亲将总书记继续当下去。

从那时起，父亲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

我父亲跟毛泽东的过渡是非常平稳的。后来好多干部讲，那时候我父亲让权给主席是对的，那时候主要是战争时期，军事是主要的。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中央的几位领导向父亲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父亲觉得很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父亲经过反复考虑，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听说毛泽东读完后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父亲自然不在邀请之列。

据《杨尚昆回忆张毛交恶》，尚昆叔叔说，在延安毛主席最不满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和江青结婚。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为这事，我母亲还说过父亲，说你为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呢，以中央的名义多好呢。

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无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而我的二女儿，也是在7月1日这天出生的。

本刊特约撰稿/陈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