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国在经历了长期政治震荡后，逐渐走上经济改革之路，二十五年间，经济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政治改革长期迟滞不前，以致出现两次重大事件的独断处理，国际上反对大陆执政党和政府的力量也由此迅速壮大，并在逐步扩大其国际政治影响和加强渗入中国大陆的力量。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从根本上造成了罔顾民生疾苦、促成社会两极分化的“杀贫济富”的分配制度之形成，从根本上造成了党政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从而形成公权力机关大面积腐败并引发社会腐败，形成工农阶级的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局面，形成部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不安和埋怨情绪，形成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官民之间的冲撞与矛盾，进而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
对此，执政党高层有着清醒的认识。7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正式指出，“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执政党高层对当前改革形势与改革前景的总判断。而在此之前，7月1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专门发表署名任仲平的评论文章，对“关键时期”进行权威解读，这篇近7000字的长文《再干一个二十年——论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我国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既是难得机遇又是严峻挑战，是“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
在这篇《人民日报》评论中，“稳定压倒一切”再次被强调。该文认为，现在是维护稳定任务艰巨的时期。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社会问题大量出现，“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维护社会稳定。”
在分析改革形势时，文章认为：“这是深化改革阻力增大的时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而这一切都绕不开、躲不过。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改革的攻坚战。”文章还引用社会学家的观点，暗示在关键时期，要避免“拉美陷阱”和清王朝衰亡的覆辙。
面对“绕不过、躲不掉”的改革攻坚战，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党建的首要任务，从而以党代会常任制为起点，以推动党内民主为契机，试图低调稳妥的开始政治改革。应当说：执政党高层脉把得准，办法也务实，如果能以此启动中国政改的坚冰，不但有利于执政党执政力之提升，有利于各种进步力量之发展，也有利于民众福祗之实现，有利于社会稳定之大局，可谓多赢！
一，中国民生问题之危局与解决之策
改革开放的国策实施后，由于历史积存的问题导致改革的高成本，执政者采取了放下历史包袱的方式推进经济改革，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引发了东北三省和其他省区的工人生存困境；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的三农问题，在新时期的矛盾尤其突出，今年十五省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和公检法司机关滥用权力，吏治腐败，造成大量侵犯民权之事件，受侵犯的弱势群体没有渠道可以正当表达，把上访视作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在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和缺乏社会保障体制的状态下，贫困人群看不起病，上不了学，朝夕担忧明日之生计，身心不安，情绪焦虑，怨气冲天；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阻碍人们向上流动获得更高层次社会地位，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格局尚未形成，使人群缺乏归属感，产生不安定的急躁的功利心理。
与此同时，中国的分配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已不适应经济发展之要求，国民一次分配造成的事实上的两极分化，在国民二次分配时没有得到有力的政策矫正，甚至在很多方面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比如，北京地区规定，凡拥有双高（高学历、高职称），年收入十万以上的高新科技企业人员，可享受减免个人所得税的待遇。在许多农村地区，接入电话的农户拨打电话要收高于电话费三倍至十倍的所谓“农化费”；又如，农民一年辛苦劳作之收入，尚不能弥补购买国家垄断的生产资料（如化肥等）和农业税收之费用。管中窥豹，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目前效率优先而忽视公平的分配思想，事实上起到了“杀贫济富”的恶劣效果，造成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事实。
这种分配制度已经引起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变化和深层矛盾，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有不少学者纷纷撰文警告，中国的基尼系数每年以0.001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接近0.5，很多专家普遍认为已经达到0.5以上。（1）
如果把抽象的基尼系数变成具体的数字，则是：在20万亿左右的国内金融资产中，40％被只占总人口6％的少数高收入阶层所占有。其他的一些调查证实这种财富不平衡的格局可能更加严重，比如，一项在1999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6万亿元的一半，即3万亿元人民币。根据2002年6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20%的存款大户拥有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64.8%和89.1%，而20%存款最少的户只占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1.2%和0.2%，高低相差63.6-88.9个百分点。不久前发生的一起惨案，则用一种更为形象的方式诠释了这种基尼系数：四川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的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为交不出区区600多元的学费而羞愤自杀，这点钱还不够城市富裕家庭给同年龄的孩子买一款时髦的手机（2）。
贫富差距过大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后果。事实上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经济上的主要后果就是内需不足，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后继乏力；社会后果则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分层和对立。1996年在武汉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受到制度、政策改革不及时、不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目前实质是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是“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3）
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今年是邓小平百年诞辰，如此谶语，怎能不令人警醒？！
针对目前民生困难之事实，社会结构病态之现状，执政当局应从现实政治生态出发，吸收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励精图治，变革图新，建立至伟之功业。《易经》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就是说：给人民以利益，就是政治道义的完美体现；人民获得利益就可以使人民安顿下来，执政者也可以稳固自身的统治基础，以此获得人民的赞誉和威信。
在民生方面，宜具体采取三项措施：
一，调整国民二次分配政策，促成中间阶层（Middle Class）的发展壮大，逐步从哑铃式的二元社会结构转变成橄榄球型的多元社会结构。
中国资本积累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已经意识到中国大陆的资本积累的代价超出了改革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就必须当机立断，改变这种现状。国家必须改变以往的国民收入分配思路，运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现状，增加富人个人所得税，减轻平民之税收，并将税收之大部分用于公益事业，如卫生和教育机构，积极培育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
中间阶层(Middle Class)，又称中产阶级、中间阶级或中产阶层，它并不属于马克思经典理论所指称的纯粹阶级范畴，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职业特征、自我感知等趋同及社会评价与认同一致的一个群体。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稳定的制度的存在依赖于一个堪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的存在。美国政治学者李普塞特就曾指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制度稳定运行的条件。一般来讲，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通常不会支持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运动，而是主张渐进的、遵循现有法制秩序的改革方式，对新生事物和新变化采取开放的、宽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
有产者阶层的扩大并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具有社会担当意识的中间群体的增多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才有可能有力地促进中国向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平顺转型。
二，切实解决民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因为这些是社会积存矛盾最尖锐的体现。
据资料显示：今年是上访人数最多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上访人数就达到12万次。上访高峰的出现，不仅在宏观上向执政党亮出黄牌，而且在客观上形成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和冲击。上访的原因是复杂的，但集中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和公检法司机关的腐败和滥用职权，公权力机关不能履行其职能，造成侵犯民权之事件和不能正当维护民权之事件；由于社会结构的畸形发展缺少独立运转的社会组织为劳工说话、维权，资本力量在无任何用工和工资政策的压力下肆无忌惮的剥夺劳工在企业中的经济、人身权益。
上访是民众对上级党政公权力机关持有一定信任感的行为体现，是通过和平、合法的途径借重上级公权力机关来解决自身无法抗拒的各种力量的行为，是对政府寄予希望的表现。如果无视这种上访行为，回避甚至采取专政手段压制上访，并形成压制上访的潜规则，事实上会激化官民矛盾，彻底破除民众对公权力机关的信任，从而导致暴力行为和群体性抗争事件之发生，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难以预知的、灾难性的。
为此，执政党要从执政角度出发，从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出发，从维护中央权威出发，从取得民意支持的角度出发，深刻认识民意是衡量现代社会执政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标准，民心向背是决定现代社会执政权力合法性的唯一力量，要高度重视上访，从中央到地方抽调大批精明干练的公务员，深入民众反映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彻底解决问题。扬汤虽不能止沸，却可以缓解沸腾之临界点，在冷却临界点之同时，深入了解和解决民众上访问题的过程，也是深刻检验执政党自身执政能力不足的过程，是获得民意支持，建立政府威信、树立中央权威、捋顺社会秩序、调整治理政策的过程，更是逐步获得根本解决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的认识与实践的过程。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速中国社会流动政策的制定，建设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邓公在七十年代末主政后，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客观地说，在民生凋敝的当时，破除各种保守力量阻挠，全力启动经济建设，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和政治生态，并且符合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目标的国家利益和实现民众福祗的根本要求。但这一国策在经济引擎业已启动，市场经济和资本力量已经蓬勃兴起的今天，已经在多个方面显示其局限性。
首先，以经济衡量地方政绩，导致官员忽视民生和公益事业，甚至以牺牲大部分民众利益为代价，为资本力量张势，成为外资、国资和大中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代理人。改革能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之一，应是广大民众可以承受改革之痛，但从目前的形势看，社会的承受力已经到达极限，如继续下去，将发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其次，以经济衡量地方政绩，导致大量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上马，地方执政官员不从本省、本市、本地区的客观经济实力出发，一味求大、铺新摊子，搞新项目，将工程项目的沉重负担转移到民众身上，造成一人得益，万人贫困之事实，严重背离了改革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初衷。典型的例子是：中国青年报在今年9月1日的一篇报道中，揭露了地处贫困山区的四川省万源市在年财政收入4000万元左右，2002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多元的困境下，在今年“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耗资约2000万元的惊人事实。报道称：多位万源市干部向记者透露，“请来宋祖英一直是市委领导的心愿”。为此，万源市委根据宋祖英的档期来确定纪念活动的日程，报道称，请宋祖英唱4首歌花了42万元，是当地农民年收入的210倍，请明星、看演出成了“政治任务”，红头文件强行摊派购买门票，当地一名公务员月工资400多元，竟被强行扣除近1／5 。著名党建专家李永忠听说此事后评论说：“地处贫困山区的四川省万源市以红头文件形式，在革命老区强行摊派票款，集巨资请明星演唱，不仅是场华而不实的‘政治秀’，不仅暴露出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存在问题，而且说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一活动违背了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的本质要求：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李永忠说，从这些数字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万源市委以红头文件名义强行摊派举办的这场演出完全超出当地财力，是违背当地百姓意愿的一次“作秀”活动。万源市组织这样一场劳民伤财的演出，是动用行政强制权力，以“看得见的手”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粗暴干预。其结果是：“权为己所用，情为星所系，利为官所谋。”
其三，以经济衡量地方政绩，导致大量个体商业户的锐减和市场准入的限制，钳制了经济发展的潜在推动力。中国目前尚不是一个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领域需要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但目前由于中央和各地出于经济作大作强的考虑，在政策上对中小企业和市场准入方面做了限制，比如一定数额的注册资金的要求，是阻碍人们创业的重要政策限制之一。这一要求并不能约束那些有着不规范资金来源的人，而只能阻碍那些自身积累较少而又得不到贷款的普通百姓的创业，取消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门槛，将能激发相当多的人进入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积极性。一些地方，为维持所谓的城市形象，不从本地区的经济实力出发，将自发形成的民间市场集中地动用工商税务力量彻底打掉，建立高成本的市场场所，一些靠出售蔬菜、水果等维持生计的百姓，特别是失业工人，在不得不支付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摊位费的条件下，生计极为艰难。
涸泽而渔、杀鸡取蛋的极端短视的功利政策，不仅造成民怨沸腾、民众生计日益惟艰的事实，而且对当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对社会结构的良性完善，有着极为凶猛的杀伤力。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以户籍制度为主导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继续在中央和各地区忠实执行。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应是社会发展题目中应有之义，但在现行户籍制度的执行下，城乡分治的二元病态社会结构依然坚如磐石，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打工，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发达城市，都被户籍制度牢牢钳制，在贷款、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不到当地的同国民待遇，这样一个庞大的受到身份歧视待遇的社会群体的存在，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仍忽视或者回避这个问题，将在改革中给自己设置一个定时炸弹，并时时有引爆的危险。
其次，受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影响，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房地产商恶炒房价的商业投机行为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这些不当商业行为的恶劣后果已经逐步显现。
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贯彻不力，很多地区的办学环境、师资力量、教育水平极为落后，我们至今不能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完全免费，而高层次的教育则是一般民众花费数十年积蓄才能得到的。一方面，民众为了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在支付大量的成本，另一方面，大量失学儿童的存在为未来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极为严重的后遗症。教育产业化的变相后果，是剥夺了穷人的受教育权利，从而剥夺了穷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形成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并存的局面。事实上，中国在平民教育上加大投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国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前，至少派出十万名各级官员到英国进修培训，占出国培训干部总人数的三分一”。“由于这一培训每年2.5亿英镑的市场利润高达七成，许多英国大学及语言学校已展开激烈角逐”。英国的这个培训计划，“每年2.5亿英镑”近30亿人民币，如果按一个贫困大学生第一年入校平均需要筹集6000元，30亿可以解决50万个大学生的全部第一年入学费用。
“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顺口溜表达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而据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络”最近进行的题为“市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抽样调查显示：有９５．８% 的被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今后无钱看病。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市，尚有如此高比例的群众担心自己无钱看病，那么广大内地欠发达地区群众的医疗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医疗卫生事业关系亿万民众的切身健康与生存，医疗事业变成攫取高额利润的产业，造成普通民众不能看病之事实，将极大地消弱执政党的民意基础，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并引起更大范围的民怨和民众焦虑和不安定情绪。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１９１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却排名第４３位，远远超过我国，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卫生发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乡卫生差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况在恶化。过去１５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据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７日《经济参考报》载：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８年５年间，我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７. ３% ，但就诊比率却下降１８. ８% ，因为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根据同一份资料调查显示，在城市中有３２. １４% 的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６３. １３%的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这些数字均比前几年有较大提高。从理论上讲，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健康状况应该有所改善，为什么会出现发病率上升而就诊率、住院率下降的局面呢？这组数据表明了一个不争的残酷现实：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生了病也是束手无策。２０００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５. ３% ，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５% 的下限。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６０. ６０% ，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是２７% 。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有学者发问：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６０% 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全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行业，是中国当前经济过热的集中体现区。以北京地区为例：四环以外的房价平均在5000元/平方米，一间50平米的房子，相当于年均收入在3万元的中等城市居民在不消费的情况下分期付款10年的收入总和。中等收入以下的城市居民占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大多数人居住环境无力改变，与此同时，当城建工作到居民小区，进行无偿拆迁或低额补偿拆迁市民房屋时，就可以理解民众的强力阻挡和所谓“过激”行为了。
因此，必须彻底改变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局面，改变一般平民无力买房的事实，在发展贵族教育和医疗的同时，格外注重平民医疗和教育事业，在发展高档公寓区的同时，格外注重平民的住房问题，并将此视为保持社会稳定的大事，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与信赖。
综上所述，由于民众在医疗、教育、住房、人口流动、个人权益等方面面临的种种困境，客观上造成民众节俭储蓄的行为，一个有力的例子就是：当国家银行一再降低银行利率刺激消费时，仍无法吸引人民将存款取出进行消费。为了住房、子女教育，为了出现大病时有钱医治，为了避免一些突发的不可抗力事件到来时有钱可以周转，民众决无可能出现高消费行为。不仅普通民众如此，即便是享受体制之内的种种好处，年收入在十万左右的白领阶层和社会管理阶层，也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在体制内外，除少数占有资源的人之外，广大民众弥漫着对未来生计担忧和不安的情绪。
民不得安，国何以宁？不改变民生困境，不调整资源配置、大力推进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面临绝大多数人的抵触甚至反对，这将是不争的事实。
二，中国腐败问题之危局与解决之策
坚持政治先进性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之道。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告诉我们，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表现为落后的事物必将被先进的事物取代，于是历史在新陈代谢中实现“螺旋式上升”，这是一个在大陆人人皆知的常识。但这个人人皆知的常识却往往被国人忽略，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时代，落后的政党、民族、国家在强权即公理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越发显示其“内部塌陷”的衰象。伊拉克战争给我们的启示远非是一场现代化战争如何去打，更深刻揭示的，乃是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两种力量的较量比拼。孙中山先生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萨达姆政权在政治上坚持历史的反动，终于被西方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拥有先进政治、经济、科技的国家在强大的舆论和军事攻势下遭到国土沦陷、人民流血、政权颠覆的下场。真主没有保佑伊拉克，造物主从始至终都在向人类昭示：优胜劣汰既是大自然运行的法则，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铁律。
和政治先进性对立的，则是政治的落后、衰败、守旧，用一个词来形容，即是腐败。回溯近代历史，清朝政府在统治中晚期，日渐闭塞、保守、顽固。当西方工业革命的狂飚席卷欧美时，中国浑然不知，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太后垂帘、皇权专制、买官詈爵，贿赂成风，军备废弛、国库亏空，整个国家在日暮西垂的封建制度下陷入“死锁”状态。“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面临国内国际千年之变局，执政者不但没有丝毫的作为，甚至处在“知觉障碍”之中，戊戌变法皇帝遭囚、六君子头落地，已经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政权的愚昧和自欺欺人，最后是：我神州大地到处割地赔款、西方军舰横驰、泱泱中华盛唐雄汉之风何存？
隶属于新华社的《瞭望新闻周刊》在一篇关于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旨在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的报道中清醒而严正地指出：“苏联共产党，提供了丧失执政地位的最惨痛的教训。一个有９３年历史的老党、大党，执政７４年，拥有１９００万名党员，但最后不仅丢失了政权，而且连自身都陷于瓦解的境地。如此结局，令世界震惊。它告诉我们，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应该理直气壮地担负起执政的使命。但是这种使命不是典准恩赐的，要靠自己的形象、靠自己的权威、靠自己的战斗力去争取和保持。尤其是在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大较量中，党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如果自身不过硬，就很难在各种风浪中站住脚跟。苏联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被社会上的反对派打垮的，而是从内部被自己搞垮的；苏共失败苏联解体，主要是苏联共产党自己发生变化而造成的；苏联政治舞台上的激进派、反对派头面人物，其实也大多是原来的共产党员，有的还是党的领导干部。戈尔巴乔夫依靠苏共登上权力的峰巅，反过来却将苏共作为打击的对象，借助于苏共保障自己的权力，反过来却不断地削弱苏共的肌体。最后，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却解散了共产党组织；而苏联共产党，对此却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像样的反应，态度之软弱，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大多数共产党员，对此也无能为力。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和吃惊。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赖以存在和执政的社会基础。
无论从苏联还是东欧的剧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痛苦的事实，共产党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说到底，就是党执政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种状况向我们提出了极为深刻的问题。
类似的教训并非仅此一例。柬埔寨共产党亡党亡国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１９７５年，柬埔寨共产党曾经取得全国政权。但一朝当政，便忘乎所以，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行极左的政策。不要城市，几天之内就把金边２００多万居民全部撤到农村。在农村推行极端平均主义政策，让合作社社员过兵营式生活，男女老幼一律穿黑色衣服。已婚青年半月探亲一次。实行无商品、无货币、无工资、财产公有、平均分配的全民供给制。而且过河拆桥，抛弃昔日盟友，自毁统一战线。还大搞所谓的肃反，滥杀无辜。在３年多时间里进行了４次大规模肃反运动。每肃掉一位负责人，其家属、部下、战友全部受株连。受害者不计其数。结果，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终于，１９７９年亡国，１９８１年亡党，１９９８年彻底失败。
这样惨痛的教训说明，执政，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执政党并不是那么好当的。执政基础稳固，能够长治久安。执政能力强，能够创造太平盛世。但是，如果与之相反呢？结果实在难以逆料。”
上述言论可谓振聋发聩，然而提高执政党能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在众多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面前捋出头绪，目前应重点解决威胁执政党中央的权威和公权力机关腐败之问题，而归根结底的是解决权力腐败造成的政令不通，公权力机关阳奉阴违，不能履行国家机器职能的问题。
目前中国腐败问题的集中表现是：
一，权钱交易。（1）在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公权力过大，一些原本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源配置，仍被政府公权力所掌握，企业要想获得这些资源，必须得到政府的审批，在此情况下，掌握审批权力的官员倚权要钱，需要这些市场资源的企业倚钱要权，形成了混帐的权钱经济，严重阻碍了市场的公平性和资源配置按照价值规律流动。目前《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但又出现行政许可中的权力变相扩大现象，比如，备案制度的实施，可以被公权力机关以手续不足，条件不够为由吃拿卡要，逼迫企业养肥官员。（2）一些和企业在市场活动无直接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发展的政府公权力的运用，也产生了权钱交易的问题。比如，企业为了取得政府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证来合理避税，不惜花大本钱贿赂官员等。
二，越权渎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教授曾举过一个典型的例子：“四川有个市，卫生系统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居然出台一个《群宴申报登记制度》条例，条例规定五十人以上赴宴叫‘群宴’，要打报告，由卫生部门检查。当地村民请客往往一摆好几桌，它就要来检查，厨师是不是有厨师证、合格证、是本地的外地的，有没有带病菌，理由是防止霍乱。”“山东济南、菏泽，全省70多个建筑工地待工，因为工地上的塔机由谁管说不清？建设部门要管，计委也要管。两个职能部门打架打上了法庭，结果是‘神仙打架，企业遭殃’。”（《“用生命捍卫共和国”研讨纪要》）该管的事情敷衍塞责，不该管的事情却去伸手，政府公权力行使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消弱了政府和执政党的先进性与战斗力，结果是问题一大堆，政府忙不停。更有甚者，为了追求政绩，大搞面子工程、献礼工程，大把花掉纳税人的钱，却对国计民生于事无补，可谓国之蠹虫！
三，政令不通。（1）一道很好的政策，到了地方就“歪嘴和尚故意念错经”，政策不能贯彻。这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官员管理水平低、素质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行选人用人机制的严重缺陷，即下级官员实际是直接上级的附庸和棋子，并不事实上遵从中央政策，并不事实上关心民生，而惟直接上级领导的心意办事。（2）民众遭受地方政府和公检法司机关滥用权力造成的自身权益受到伤害时，要么无处申诉，要么申诉之后杳无音信、石沉大海，要么受理之后不公正裁决，要么公正裁决后不能执行，要么执行时不能公正。甚至诸如信访之类的部门，也形如虚设，上下不通，这些执掌地方政府权力的官员既不能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除了私利以外，别无他利。
四，党同伐异。一些地方的党政组织出现了很多背离执政党的宗旨、违背组织原则、违反政策、违法违纪的行为和事，而且不少时候是公开的，甚至是某级组织认可或者所为的。党政组织背叛职守的现象频频发生。他们编制一张看不见的网，这张网是以同学老乡关系为纽带建立的，已经成了非正式组织。这种非正式组织凌驾于正式组织之上，架空了正常的党政组织以及组织原则和政策，为了自己群体同上同下的利益，不惜一切手段排斥异己。整日不干正事，多谋人，少谋事，一心紧密编制这张网，并自诩为升官发财的“不二法门”。许多持身以正，高风亮节的党内人士受到排挤和打击，曾有某地方遭受打压的官员向笔者透露：残酷和无原则是当前官场的通病，用人神秘，“认”人为贤，以个人和小群体利益划线，对圈子之外的人不论成绩和才能，一律隔离在核心层的外边，对人对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一旦遭到圈内人的打压，往往遭遇灾难性的、毁灭政治生命的、残酷无情的后果。
腐败问题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集中体现在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精英阶层的堕落和合谋而造成的社会腐败。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掌握着当前社会最关键的资源——组织资源。由于国家组织系统掌握着整个社会的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拥有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在资源配置中处于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他们可以控制或支配一部分生产资料，因而，他们实际上也分享部分经济资源。经理人员阶层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实际上控制和管理着生产资料，因此，他们享有经济资源。私营企业主在体制外拥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劳动，因此也享有经济资源。这三个阶层也都享有或部分享有文化资源。（参见《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同时，掌握了先进思想和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包括各大科研院所研究机构研究员、大学教师和体制外自由研究者和媒体记者，拥有话语权，事实上主宰着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享有文化资源。这四个阶层，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客观存在，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精英阶层。
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在资源配置中处于明显优势地位，一旦发生权力腐败，将主导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阶层的堕落和合谋，进而造成社会腐败。比较普遍和典型的例子是：执掌公权力的在位者出于对个人经济利益和子女的考虑，主动与拥有经济资源的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建立特殊的人际关系，而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出于对企业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主动与拥有组织资源的公权力执掌者建立特殊的人际关系，从而形成保护和被保护、利益分享和被分享的互动关系链。
由于大众传播媒体事实上由执政党控制，腐败官员利用组织优势，让媒体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铺张扬势、涂脂抹粉，更有甚者，直接插手舆论监督，掩盖腐败罪行，对不听话的媒体从业人员，实施打击报复，如最近发生的曾揭露SARS和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高层被捕事件，引起国际媒体和中央高层的强烈关注，就是典型例证。一些学者，特别是享有崇高学术声望的学者，利用掌握的文化资源和话语权，比如博导身份，与腐败官员和企业主沆瀣一气，在招生等问题上暗箱操作，甚至利用门生遍及公权力机关的优势，为自己捞取利益。
由权力腐败导致的种种腐败，给中国社会肌体种下了毒瘤，一旦整体恶化，后果不堪设想。要解决腐败危局，需要采取四项措施。
一，集中精力抓好大案要案，全力以赴解决民众上访问题。
腐败大案要案处理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和主导执政党的地位、形象和性质，要提高执政党拒腐防变的能力，提高执政能力，必须首抓大案要案。执政党高层和各级执政党组织，应从大局出发，对重大腐败分子不分宗派一视同仁予以处理，要拥有宽广公正的胸怀和无私无畏的气概打击腐败，方能得民心、泻民怨，才能稳固执政基础，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对于民众上访问题，涉及官员玩忽职守、滥用公权、营私舞弊、草菅人命的，一律给予严厉处分，开除公务员队伍。通过自上而下的惩治腐败大案要案和利用自下而上的民意铲除国家蠹虫，两者交汇，必将产生良性互动，使高级官员不存侥幸之心，基层官员不存欺民之念，则政令畅通，民意拥护，中央权威和执政党高层的威信也因此树立。
二，落实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监督制约机制和事后惩戒机制。
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长期以来，执政党内部的监督功能不能有效实现。比如，纪委书记受同级党委书记领导，人事调动、工资档案等也归同级党委决定，权力小于党委书记，势必造成不能有效制约党委权力的事实。在重大问题拍板决定、权力行使过程中监督机制不能有效跟进，往往造成权力决策和行使过程中纪检部门的不知情。究其因，在制度设计中纪检部门责权利不到位是关键。
要改变这种状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纪委书记由上级党委或党代会任命和领导，担任专职，不得兼任企事业单位其他具体职务，防止腐败合谋；同时完善纪检部门在决策和行使权力时的监督制约权力，并与同级党委书记互不隶属；并承担同级党委决策失误和权力行使不当的事后渎职责任。
三，以党代会常任制为起点，逐步完善党内民主。
执政党的生机和活力，不仅取决于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还取决于制度上的科学设计。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科学配置权力为关键，才是稳定并牢靠的。应当说，政改的核心就是改革执政党，如果执政党自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行政体制等其他方面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党代会常任制的提出，就是要使党代会成为充分有效的同级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党委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这有利于广大党员代表充分行使其党内民主权利，也为他们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实施监督提供可靠的制度途径和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地方党委的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提高其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为巩固执政党长期执政地位，防止“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现象的出现，必须在党委内部“强调必要的分权”，必须改革“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使党代会成为党的权力机关、决策机关、监督机关。
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完成党员同党代表之间的权力授受程序，是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前提和基础。使党代表和党代会获得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赋予党代表以具体职权，包括对党委贯彻上级精神和本级党代会决议事项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对纪委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对拟任干部进行推荐和信任度测评等。
党代会常任制应以建立党的常设权力机关为目标，而不是仅停留在建立一个党内民意机构的层面上。应在现有的党内权力架构内，让党代会常任制直接与党的全委会对接，成为党的常设权力机关；党的常委会成为党的执行机关并更名为执委会或书记处；党的纪委会成为党的监督机关。执委会与纪委会共同向党的全委会负责，党的三个委员会共同向党代会报告工作。
在执行中应秉持四点原则：（1）实现党代表的专职性。即党委干部不应在党代表之列，避免决策和监督成一个人，这就实现了权力的监督和权力参与的广泛性。（2）实现党代表的民意性。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区竞选、逐层选举，在党代表竞选者向党员许诺的同时，也在实际意义上代表了选民的利益。（3）实现党代表的权力性。即党代表之言论、议案、意见应受到党内切实的保护和积极回应。（4）实现党代表的否决、弹劾和罢免权。即对违背党章的行为可予否决，对不称职的党委干部可以弹劾和罢免。
四，明确执政党领导社会舆论的概念，逐步落实舆论监督的独立性和新闻自由
从理论上讲，执政党对社会、国家的领导，也应包括对社会舆论的领导。这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传媒产业和社会组织，会违背宪法和法律，为特定出资者和特定利益集团牟利，为私利而造谣毁谤，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和政府公权力机关有义务对其管理和制裁。
但同时，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播媒体，也是民意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望者。人民依据宪法之规定，享有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同样的，作为民意的集中负载者和信息传播者的社会媒体，也应具有宪法规定下的舆论独立性和言论自由。作为民意拥戴下而具有执政合法性的执政党，理应保护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没有理由压制和干涉新闻舆论自由与独立性。
应正确对待来自民众的批评和心声，接受舆论监督。应当讲，一个进步的代表民意的历史干净的执政党新阶层力量，没有理由害怕舆论失去控制，也没有理由不敢面对新闻的真实性，只有做了昧心事，违背党纪国法，迫害民众、害怕千夫指的政治蠹虫，才会干涉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执政党高层应充分理解和运用大众传播媒体在新时期下增强自身合法性和控制局面的重要作用，在坚持政治方向性的前提下，给新闻舆论以自由，并对新闻从业者予以切实的法律保护。充分运用民意这一杠杆，启动中国的舆情力量，从而树立牢固的执政基础和中央威信，这应是在改革发展中巩固自身力量的当务之急。
三，中国国防建设之危局与解决之策
由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民众在改革面前承受着巨大的牺牲，国内政治改革尚未起步，在此情况下，针对统一台湾问题，鹰派主战力量的抬头，并非是好兆头。
从世界近现代历史看，在西方资本主义勃兴时期，德意日等国，之所以走上法西斯道路，对国内实施军人独裁统治，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政治问题，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束手无策，不得不发动战争转移人民注意力而造成的。
吾国虽然历来爱好和平，是文明礼仪之邦，但并非不受历史规律的约束。如果继续大力扶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搞资本立项而忽视医疗、教育、住房等关乎亿万民众的民生问题，则势必造成两极分化、阶层对立、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这种矛盾长期不能解决，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其负面反弹力量就会愈大，到了尾大不掉、覆水难收的地步，选择一场战争以释放膨胀的资本力量、转嫁社会矛盾将成为必然的选择，而选择统一台湾的战争，则是势所必然。
但事实上，台湾问题之复杂，远出于想象之外。
一，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世界霸主，目前正处于战略间歇期，在完成欧洲的战略部署后，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亚洲，并通过反恐和伊拉克战争，在中国的腹背部署其战略武装。台湾对美国的亚州战略起着至关紧要的战略枢纽作用，美国人决不轻言放弃，特别是在鹰派小布什时期，中国大陆若采取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必有一战。
二，日本的经济实力极为强大，这是中国身边时时怀觊觎之心的恶邻，同时，由于台湾长期以来奉行的亲日路线，日本在台湾拥有庞大的利益，视台湾为战略盟友。日本长期以来的武士道文化熏陶，使国民从来不惮战争，也从不检讨自己的战争罪行，一旦启动战争机器，其杀伤力和破坏力是凶狠的。它必会在美国参战之后紧跟，或台海之战中扮演挑衅角色，并在合适的时机参战。
三，台湾领导人虽然在下跪拉票、苦肉计拉票等竞选问题上显露其台湾政治无耻因而台湾无前途可言的衰象，但也不缺乏必要的政治常识。如大陆近日取消山东军演，台湾立即回应，取消了汉光20军演，足可证明其对中国政局的了解和台海关系的把握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估量。
四，国际西方势力对台湾的价值理念和政治设计认同而对中国大陆反感，对中国经济崛起抱警惕态度，所以在台海战争中将明里暗里扮演一边倒的角色。事实上，在西方大多数政治成熟的国家，在经济利益和政治理念的二选一的决择上，往往都选择后者。
五，中国大陆目前海空力量尚待完善。前经台湾领导人“自毁长城”泄漏的在大陆情报网的秘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陆军事腐败迹象。目前发动台海战争，胜败各半。败则统一台湾无望，国内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胜则军队地位空前提高，执政党高层将无法驾驭民生局面，从而可能导致社会的倒退。
所以，无论胜败，这场战争在目前形势下进行，都是不划算的。党军高层应明了形势、体会民意、关注民生、励精图治，把国防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发展序列，有条不紊的采取富国强兵之道，才是当今之要务。
四，结论：坚定不移、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改革是解决中国改革危局的根本出路
在杜绝了战争危险，解决了民生问题，有力的矫正腐败之后，拥有民众真心拥护和爱戴的执政党的前途将是光明而灿烂的。
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将和执政党一道，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建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化法治中国，在上下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将全面纵深进行，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必将实现！
注释：
1，基尼系数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该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克服了其它方法的不足，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所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我国当然也不例外。
目前，我国共计算三种基尼系数，即：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标准在我国基本适用。专家建议：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
（2）（见8月4日《青年参考》）
（3）见《社会阶层流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