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韦森教授6月10日在FT中文网青岛国际金融高峰论坛上主持分论坛“开局之年话开局”之前的发言，经韦森教授授权由FT中文网发布。）
我们这个分论坛的题目叫“开局之年话开局”，这是个非常有意思和意义的题目。今年是政府“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在来青岛的飞机上，我认真读完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刚要》。读过这本“白皮书”，感到规划得十分全面，也感到十分振奋。这16篇62章的《规划纲要》，确实为我们国家描述了一幅宏伟且非常美好的蓝图。
中国经济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处在一个高速增长期，还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和可能，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全球经济复苏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的今天，中国经济仍然有9%左右的GDP年增速，且中国在GDP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乃至在中国工作和经营生意的外国专家和朋友都应该感到十分自豪和骄傲的事。
然而，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乃至全世界关注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均也会同意这么一个判断：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未来发展方向选择的十字路口。今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中国“入世”10周年。这三大历史事件，均已经记入当代中国历史史册，都是牵动着中华民族国运和人民福祉的大事。
辛亥革命100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33年后的中国，入世10年后的中国，正在处在一个大转型（greattransformation）的时代。未来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未来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已经是摆在我们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必需考虑和需要做出“集体选择”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与其说这个圆桌讨论的议题的核心是“开局之年话开局”，不如说应该是“大转型之年话转型”。
为什么说当今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首先，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来看，我们要由一个高储蓄、高投资、高外贸出口、高能源消耗、高政府税负、高国企投资的“国强”增长路径转向一条高居民消费、高内需的“民富”增长轨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从社会发展层面上来看，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些社会问题在不断出现和积累，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在增加，就此而论，我们显然面临着一个不得不做进一步集体选择的“社会转型”期。
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格局来说，有大家所常常谈论和担忧的“三荒四高”问题。“三荒”是：钱荒、电荒、用工荒；四高则是：高通胀、高房价、高税负、高成本。这“三荒四高”，看起来似乎有悖经济社会运行的正常机理。
譬如，在我们的经济体内有75万多亿广义货币的情况下，银行、金融市场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却特“差钱”，奇缺“流动性”，这其中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这至少说明我们的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哪些方面肯定出了问题。这“三荒四高”，还只是一些经济运行的表层现象。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呢？谨留给大家讨论。
在讨论开始前，请允许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段马克思于1842年2月发表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的一段话：“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
今天，作为主持人，我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马克思的这段话，是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希望我们这个分论坛的嘉宾能争起来、吵起来；用英文讲，大家能彼此挑战（challengeeachother），用我们山东话讲，大家能“热闹一下”。我们这个圆桌的嘉宾，有政府官员，有国际大公司的老总，有大学教授，也有专栏作家；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大家知识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对经济社会问题的认识自然也会有差异，甚至会有完全的不同的看法和判断。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且不管“君子、小人”这种两千多年前所用的术语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在今天好像仍有其现实意义和适用性。市场经济来了，大家观点看法不同，判断有差异，在现代多的元化社会中，应该是常态。只有大家争起来，吵起来，谈出不同的观点，发出不同的声音，才能在宽容、友好的对话中慢慢理出点思路，才能有望慢慢辨明未来中国当走之路。
最后，作为这场分论坛的主持人，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个观点。不一定对，错了请大家批评。我近来感觉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好像还不是一个有10多万亿财政收入的“大政府”问题，也不是近来大家批评和议论较多的，发改委对市场运行管得太多、太细、太死、且太多变，因而实际上挤压市场的空间和范围的问题，而是，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重大和根本问题，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问题。
稍有一点历史知识，就会知道，在中国数千年王朝兴替的历史周期中，特别是在一个王朝中晚期，当社会内部制度变迁张力太大，朝廷不作为，就总是会出事。譬如，没有万历到崇祯年间的“荒政”，会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可能晚清历史上会出现一个“光绪中兴”，辛亥革命能否发生，也将是问号。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回溯去改变，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当今世界，中国已是一个有40多万亿元GDP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虽然现在中国经济增速还很高，但是，在社会深层次掩盖的一些问题越积越多的当下格局中，在需要改革且必须转型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作为，我们就有可能失去未来十几年、几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机遇。
这里应该说明，我这里所说的政府作为与不作为，并不是就单个政府机构或任何个人而说的，而是就政府整体的施政导向而言的。当然，在现代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运作中，每个政府公务员和机构都在做事，都在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都在作为”。
且不说我们的各级政府在维稳和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每年都投入大量资源、做了大量工作，就是我们的发改委，也整天在忙于调增长、控物价、压房价，在忙于实施规划和政府的项目投资。我们的财政部和税务部门则更忙、更“有作为”——在忙于征税和增加财政收入，结果导致今年前五个月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3%以上。我们的央行无疑更累、更忙，在忙于控通胀、管外汇。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央行不是已经11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4次提高银行基准利率了？央行的频频作为，不是已经把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到21%的历史高位了？由此看来，政府各机构的官员都在忙、都在积极作为，但是，合在一起呢？在经济社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上呢？
在《道德情感论》一书中，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提出一条至今仍不大为人们注意的“棋子原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在斯密之后200多年的中国和当今世界，这一“棋子原理”看来仍然成立，仍在产生效果。在市场经济来到中国之后，每个人、每个公司、每个机构（包括政府机构），都有着从计算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行动策略和原则。
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有民众认可其执政合法性的有限政府，如果政府不是运用“抽象规则”（法律、法制和法治）来管理社会，各个单位乃至政府各机构均自然会按照自己的行动原则自我运行，各自为政，那么，即使是在一个21世纪的社会中，经济社会的运行并不一定就会产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所憧憬的那种“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甚至有可能会导致一种“自发性失序”（spontaneouslydisorder）的社会后果。如果政府决策层不作为，一个有40多万亿GDP的大国若出现任何“自发性失序”，这对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乃至世界将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关心和对待的问题？
以上发言初步结论是：如果政府决策层不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大、根本和整体问题上有所作为，就短期来讲，“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和落实就有堪忧之处；从长期来看，我们能否在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更是很值得怀疑。一句话，在这个21世纪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政府不作为，从而种种社会问题还是这样不断地积累和积聚，那么老百姓可能就要作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