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听说袁世凯墓被称为“袁林”，立刻想到这是一种“圣化”的处理手法。不用帝王墓穴之“陵”而用曲阜孔墓之“林”，颇类似于古代所谓“私谥”，要于不合法的境遇中寻求一种合法性。

袁林“位于安阳桥太平庄北侧，其地南临洹水，仿美国总统格兰德濒河庐墓的形式”。当年建造，耗资70余万银元，占地近140亩。如今规模大概略有缩小，但主体尚在。

整个陵墓确实有浓厚的西式风格，如墓墙的铁门，墓上的狮头，都凸显着舶来的痕迹，但碑亭、配殿、祭堂、供桌、墓制，又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格局。翁仲很古怪，是对称的四尊袁世凯像，两尊着大总统服，两尊着洪宪皇帝服。总而言之，只能用“不中不西”来概括这座墓园的特色。

袁世凯的一生，大致也可以用“不中不西”这四个字来形容吧。

晚清之际，时论评袁世凯是典型的“不学有术”。此人不由功名正途出身，而是乘乱世借军功立身，出兵朝鲜，小站练新军，这是他起家的本钱。很多人将他看做当世的袁绍，不料一转身却变了曹操。

民国五年，帝制论甚嚣尘上之时，故旧如张謇，亲信如冯国璋，心腹如张一，都通过各种方式探问袁世凯自己的愿望。袁不仅矢口否认，还道出了一套相当有说服力的说辞：我现在的大总统是终身制，我与皇帝有何分别？做皇帝不外是为了子嗣，我大儿子是残废，二儿子是名士，没有一个儿子是成器的，我当皇帝有何用？

是啊，他当皇帝有何用？这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难怪听到这话的人都深信袁世凯无心称帝。我也一度相当困惑，似乎只能以“帝王思想”来含混说明。然而，看到“袁林”的一刻，我若有所悟，倘若袁的内心中追求的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事业，那么仅仅以民国总统的身份进入历史，显然是他意犹未足的，在没有任何血缘合法性的前提下，他若能“民心攸归”地荣登大宝，无疑可以“外王”证明其“内圣”。

袁世凯至少在形式上，企图以“国民拥戴”的形式为自己加冕，而且以“洪宪”作年号，也等于向外承认君主立宪是这个新帝国的国体。这些事实至少证明，袁世凯不愿意成为传统的独裁者，他已经部分接受了西方式的“民约”概念，这从他指使筹安会杨度等人找到美国学者古德诺博士来论证“中国宜于帝制”也可见一斑，在整个帝制自为的过程中，“西方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托辞，袁世凯更希望他与他的新帝国，能被中国与西方同时接受。

不然，在他身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座“仿美国总统格兰德濒河庐墓”，底子又有着强烈中国色彩的墓园？

武昌事变后，张謇以“半师”的身份，往彰德洹上村劝袁出山，长谈一夕后，兴奋地对人说：“慰庭到底不错。”显然，袁用他内心未必相信的儒教伦理取得了张謇等人的信任，但在出山后，他挟革命军而威胁朝廷，又用清廷退位与南方做交易，终于把自己送上了总统宝座，这是袁“阳儒阴法”，招致窃国骂名的重要原因。孙中山第一次入京见袁世凯，长谈之下，也是回来后兴奋地说，想不到旧官僚中，还有项城这样新的头脑。袁世凯的现代政治知识，远非后来的军阀如狗肉将军张宗昌之类可比。

然而，为什么袁世凯终于还是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大概也是一个长久的谜团。

袁世凯的最大问题，大概还是“不中不西”，或者说是一种另类的“中体西用”。他的帝国，政体形式基本上遵照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但其内核仍是前清官僚集团式的“北洋系”，袁世凯称帝的信心，主要是基于以外交利益与英日等国交换，以及各省督军的拥戴。问题是，利益为基础的联合，无法赋予政权真正的合法性。

袁林的设置，正体现了袁世凯悲剧的原由：他只有自己作为东方式君主或西方式元首的四尊石像，为自己的陵园守护，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承认他拥有“元首—皇帝—圣人”三位一体的政治—伦理威权。

比起南京临时政府的空中楼阁，因人设制，“非袁不可”恐怕确是更理性的选择。然而袁世凯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变化社会”的转型悲剧，旧体制的合法性资源丧失殆尽，新体制的合法性则如新生婴儿孱弱不堪，终于以利合，以利败。已死未生之间，袁皇帝也好，袁大总统也罢，都只能是中国献给“近代化”的一道祭品。

作者为社科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