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欧阳武在民初本是赣督李烈钧手下健将，但反袁态度并不激烈，加之其兄众议院议员欧阳成等在幕后积极活动，因此得以在袁世凯罢免李烈钧后出任江西护军使，并经黎元洪保荐兼代赣督。他一方面暗中表示拥护中央，另一方面公开谋求赣省自保，故他对北军以震慑“乱党”为由入赣，竭力阻止。二次革命在湖口爆发后，欧阳武在袁世凯方面笼络、施压下，一度表示要派兵进攻湖口，但很快他又接受讨袁派推举，出任赣督。随着北军逼近南昌，欧阳武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他以“不忍使南昌为战场”为由弃城而去，并以“止戈和尚”名号入山为僧。为了脱罪，他将自己就任赣督及其后所为一概称之为“被胁”，将讨袁派称之为“乱党”，从而彻底倒向袁世凯一方，并通过多方活动，最终获得袁世凯特赦。他保住了性命，但丢掉了气节，结果两面皆不讨好。

关 键 词：二次革命  欧阳武  李烈钧  袁世凯  黎元洪　　1913 Revolution  Wu Ouyang  Liejun Li  Shikai Yuan  Yuanhong Li

欧阳武(1881-1976年)，字南雷，江西吉水人。清末就读江西武备学堂，旋与李烈钧等一同被选派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归国后在江西新军混成协任参谋官及炮兵营管带等职。辛亥江西独立，欧阳武先后协助都督彭程万、马毓宝维持局面。不久赴武汉，追随北伐五省联军总司令李烈钧，阻击北洋军，任南雷支队司令官。南北议和告成后，李烈钧回赣就任江西都督，先后委任欧阳武担任护卫军司令官、宪兵司令官、第一师师长。1913年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李烈钧本官，任命副总统黎元洪兼任赣督，同时以贺国昌护理江西民政长，欧阳武任江西护军使兼第一师师长。不久，二次革命爆发，李烈钧在湖口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则被省议会推举为赣督，坐镇南昌。袁世凯下令撤销其护军使之职，并命段芝贵、李纯等严行缉拿。讨袁军失败后，陆参两部又宣布包括欧阳武在内各党首“罪状”，令各省及通商口岸一体严拿。总检察厅亦以“内乱罪”向大理院提起诉讼，将欧阳武与李烈钧并列为赣省之乱“首魁”。

照以上事实来看，欧阳武似与李烈钧同为江西二次革命的关键人物。然而，在一些二次革命主要亲历者笔下，欧阳武的角色却不那么正面。如他所辖第一旅旅长林虎便称，欧阳武“接受护军使头衔与现款30万”，因此同意了袁世凯罢免李烈钧都督的命令，并称欧阳武所能掌握的赣军为“不可靠部队”。①机关枪大队长卓仁机一方面说欧阳武受到他哥哥众议院议员欧阳询(应为欧阳成——作者)放出的“和为贵”主张影响，“被他的哥哥软化了，丝毫没有一点反袁的表现”，另一方面又说欧阳武“虽态度不尽坚决，但始终不反对李烈钧”。②李烈钧本人则说，他在江西编练军队两师，派欧阳武、刘世均为师长，负责训练，“乃二人意志不一，各有企图，余初未之注意也”。又说，“欧阳武与乃兄成亦往来密电不绝，余虽知之，然仍未轻加处置，以冀其省悟也”。③由于相关当事人的记述过于简略，欧阳武在江西二次革命中的真实表现究竟如何，迄今并不完全为人所知，学界亦无人研究过此一问题。笔者有幸藏有几封欧阳武书信的民国抄件，并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档中找到十余件从未公开过的欧阳武与其兄欧阳成及总统府秘书曾彝进乃至总统本人的往来函电，以及其他几件相关函电，深感准确把握欧阳武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对于深入认识二次革命失败颇有助益，值得细加讨论。

一、受任护军使兼代赣督

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南方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省，要么由国民党人控制，要么国民党势力占优。当中以江西与袁世凯方面关系最为紧张。李烈钧就任都督后，致力于肃清匪患、维持秩序、整理财政、修筑河堤、颁布征兵令，裁编军队，“遇事能持正论”，使“向来无声无臭之江西，从不足集外省人之视线”，自此“名始大噪于全国”。④但这也引起了袁世凯方面的警惕。为了削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袁世凯提出军民分治主张，并于1912年底任命原江西武备学堂监督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遭到李烈钧部属强烈抵制，并将其驱离南昌；紧接着，李烈钧又因陆军部下令在九江关扣留其早先在上海所购军火，以冬防名义，派兵驻扎九江附近湖口、建昌、吴城等处，并派员接管九江炮台，将袁系九江镇守使戈克安驱逐。迨宋教仁被刺及善后大借款发生，李烈钧又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通电，批评政府“以巨金资助凶手”，以及“悍然不经院议，私借巨款”，断送民国。⑤随着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袁世凯方面决定“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准备对湘、赣、皖、苏作战。很快，豫南总司令李纯所率北洋军第六师，就在副总统黎元洪配合下，以“鄂省下游不靖”为由，从河南信阳悉数开往湖北蕲春、武穴、田家镇、兴国一带驻扎，隔江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⑥在完成一系列军事部署后，1913年6月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宣布李烈钧“罪状”，罢免其江西都督本官，令其“交卸来京，听候酌用”，同时任命黎元洪兼署领江西都督事，贺国昌护理江西民政长，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兼第一师师长，所有江西陆军各营均归节制。又任命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直隶陆军部管辖，所有九江、湖口一带江防各营队均归节制。⑦

袁世凯的上述任命，可谓老谋深算，至少有三重用意。一、宣布李烈钧“罪状”却不治其罪，反而要其到京听候任用，摆出了中央并不愿与李烈钧彻底决裂的姿态；二、任命欧阳武、贺国昌分别掌握军事、民政，一方面造成军民分治事实，另一方面又显示“政府并无反对该党之意”，因二人“皆仍其(指李烈钧——引者)同党枭杰之人”；⑧三、任命黎元洪兼任赣督，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不仅可以对欧阳武形成牵制，而且由于江西要塞司令官直隶陆军部管辖，这就使江西陆军与江防各营队难以形成一股合力来反袁。至于袁世凯选择欧阳武出任护军使，极有可能与国会当中国民党议员的推动有关。就在罢免李烈钧的命令下达前不到半月，著名记者黄远庸就当时局势透露内幕道：

都督中李最强硬，其军队亦比较最可恃，故现在内外咸指目于李，今已有命李纯代之之说。而此间国民党议员，则欲联名呈请代之以欧阳武，则内乱之不成事实，盖势力所限也。⑨

按当时的形势是，“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积极备战，一点不游移，一点不放让，什么法律、国会，一切不放在眼中”；而国民党方面，“孙中山、李烈钧始终坚持武力倒袁政策，其余领袖或反对，或游移”，“北京国会中大部分的党员”，则态度较为平和，“想与进步党提携，以法律制袁”。⑩在这种情形下，倘若袁世凯直接以北洋系的李纯或其他将领取代李烈钧，势必激起国民党所掌握赣军的反抗，内战将一触即发，这是国会中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不愿看到的，同时在战争准备尚未充分的情况下，于袁世凯方面亦不甚有利。而欧阳武虽然一直追随李烈钧，但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并没有加入，其反袁态度较为温和，宋案发生后“常婉劝李烈钧，凡攻击袁世凯的电报不宜过分激烈，应学蔡锷、唐继尧的风格，留有余地”；(11)其在江西军界的影响，亦远不如李烈钧。因此，由欧阳武取代李烈钧担任护军使，意味着江西发动反袁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欧阳武的哥哥众议院议员欧阳成就是国民党籍，他在推动欧阳武软化反袁立场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据卓仁机记述，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为了分化江西的反袁力量，就派了欧阳成从北京回到江西，“一方面游说和软化欧阳武，一方面与地方商人、绅士联系，极力放出‘和为贵、打不得’的空气，认为江西一隅之地，难与袁世凯的全国力量对抗，一旦兵戎相见，首先糜烂地方，受害的是江西人。他这种说法颇能欺骗和愚弄一部分地方人士，欧阳武本人也受到他的影响”。(12)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欧阳成在李烈钧任赣督时曾为其顾问，因其人“颇热心党务”，李烈钧这才“多方使之当选”国会议员，却不料“因此寝成乱阶”。(13)

对黎元洪而言，袁世凯的任命使其直接面临着成为江西国民党对立面的风险，因黎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湖北，而“江西为国民党之势力圈，各机关皆系该党盘踞，凡百措施，必被掣肘，一有不慎，攻击群起，转与令誉有碍”，(14)因此他不愿兼任赣督，转而于6月14日致电袁世凯，保荐欧阳武暂代赣督职权，要求欧阳武自九江驻地“迅赴南昌，接收李前督移交印信文卷等件，无庸送鄂”，并恳请袁世凯“推诚委托，掬诚慰勉，俾该护军使力保治安，以安赣心而定疑乱”。(15)袁世凯当日复电批准，黎元洪随即电告欧阳武。(16)

欧阳武方面，根据新发现档案，在袁世凯发出任免令次日，即6月10日，欧阳成即向九江第一师师部发出“灰电”，要其弟拥护中央，欧阳成并将该电通过总统府秘书曾彝进恭呈袁世凯。电云：

九江第一师部南雷四弟鉴：弟官职既迁，责任愈重。今李公一去，恐匪人藉端煽动，务持镇静态度，一心拥护国家，安辑人民，上答中央之委任，下泯地方之祸患。兄爱国爱赣爱弟，特为此言，尚祈明察。兄成叩。灰。(17)

随后，欧阳成又把一封九江绅士徐敬熙等6月11日致参众两院江西籍议员及江西同乡会的来电，交由曾彝进恭呈袁世凯，电中表示：“欧阳护军命下，地方极其欢迎，军界全体爱戴。护军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力任维持秩序，九江一带商民安堵。”(18)紧接着，欧阳成又亲自回九江去做欧阳武的工作。欧阳武原本反袁态度就不坚决，加上欧阳成不断做工作，黎副总统又电保他代行赣督职权并获袁世凯批准，因此他决定接受任命。6月15日，他密电黎元洪，“拟十八号遵命赴省办理接收事件”，建议中央如不能废镇守使一职，则在他回南昌后，由中央从第二师师长刘世均、代镇守使耿毅及军政司长俞应麓三人中选择一人，襄助要塞司令陈廷训镇戍九江，并表示自己“誓矢血诚，拥护中央，保卫地方，鞠躬尽瘁，之死靡他”。黎元洪随即于6月16日转电袁世凯及陆参两部。(19)6月17日，欧阳武又以护军使名义致紧急密电于曾彝进，报告李烈钧去向，并再次表示自己将不负中央委任。电云：

火急。曾叔度君鉴：公密，家兄归，两陈我公维持江西、提携与共之意，不独区区感激，凡我赣人，皆宜永铭厚惠也。现九江安谧，军人确守秩序，由武宣布总统威德，无不感泣。现准于明日晋省，接收都督印信文卷，调刘君世均驻浔。至李公烈钧，已于删日离省，由湖口迳赴上海，未来浔阳。武一介军人，椎鲁无文，才识浅薄，常惧弗胜。此后尚乞我公随时指教，俾有遵循，上无负大总统委任，下无负人民期望。引领燕云，何胜翘企。江西护军使欧阳武叩。筱。印。(20)

同日，欧阳武还有一电致政府，报告九江情形，表示自己愿意承担起维护江西一省安稳的责任。电云：

武荷特知，擢居重任，感激之私，自当图报。江西军队平日感情融洽，皆乐用命。此次感大总统推诚相示，倍形欢悦。地方照常安静，请释廑念。惟九江谣言歧出，商民颇为惶惑，其实皆匪徒妄生构煽。十五日拿获造谣匪犯一名，当即斩决，军心民心，于是大定。李前督已于十五日离赣赴，武准于十八日晋省，再当宣明大总统威信，整饬军队，淬励精神。江西一隅，武愿力任其艰，用纾大总统南顾之心。区区之忱，伏乞垂察。江西护军使欧阳武叩。筱。(21)

曾彝进接电后，当即给兄弟二人各复一电，转达总统对欧阳武格外倚重之意。其复欧阳成电云：“国事多艰，将才难得，府主爱才若渴，士多乐为之用，无不推心置腹，相见以诚。令弟拥护中央，捍卫桑梓，热忱荩悃，府主知之已稔，长城倚畀，正未有量。已将尊意代为上达矣。”(22)其复欧阳武电则云：“公领军符，中央、地方皆倚以为重，总统知公已久，故眷畀特隆。凡事请放手做去，倘有奸徒造谣，勿为所惑。”(23)

6月19日，欧阳武带领属官及卫兵四十名，从九江乘坐“敦义”号轮船回到南昌，登岸后入前清劝业道衙门，开始行使护军使职权。(24)6月20日，欧阳武拜谒省议会全体议员，解释他受任护军使及兼代赣督缘由。由国民党人控制的省议会原本担心黎元洪不到南昌就职，中央将会“另简他省军官来赣充任”，现在既然黎元洪保荐本省籍的欧阳武暂代赣督并获大总统批准，省议会也就顺势表示审慎的欢迎。(25)6月21日，欧阳武移驻都督府内四福堂，正式启用都督印信。(26)于是，赣省权力名义上掌握在了欧阳武手中。

二、谋求赣省自保

欧阳武就任护军使兼代赣督后，立即给曾彝进发去一封长电，除了继续表达拥护中央的决心外，又简要报告了自己回到省城后采取的维护秩序的措施，同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中央给赣军将领正式委任，以笼络其心；二是希望中央能将贺国昌的民政长一职，由“护理”改为正式委任，以便其安心任职。电文写道：

大总统府秘书厅曾叔度先生鉴：公密。武以十九号抵省，即日接事，谣言始息，民心乃定。接见各师旅团营长，宣布大总统保全江西之盛德，军人维持国家之天职，无不感愤，愿效驰驱。……武以志切忧国，镇强不屈，上荷中央之明察，下得商民之欢心，此后竭忠奉职，当易于为力。且自李督既去，左右皆易，武所延揽皆朴诚爱国之士，一心拥护国家，更宜前后异揆也。武自治军以来，无日不以拥护国家，诰诫士卒，宗旨抱定，矢志不移。况承大总统万里明烛，推诚置腹，更何敢稍予疏忽，以劳极峰南顾之忧。今自由浔返省，策谋治安，所有昔日迁动之兵，皆令撤回原地。征兵之举，亦已撤销。无好高骛远之志，为息事宁人之行，商民皆谅其诚，先生当恤其隐。惟新督全军，宜有以结将领之心。赣省自李督免官以后，武未离浔以前，各将领保全秩序，颇尽劳瘁，且经武宣示中央威德，亦均欢忭感戴。但其中尚多未经中央正式任命，恐壮士解体，贻误前途，已密电军事处唐次长及参谋部陈次长代达于大总统之前，请加委任。先生爱赣爱武，尤逾等俦，尚乞垂察及此，力达微忱，使将士得膺宠命，感激尽力，江西即安，举国皆安，惟大总统与先生之赐。至民政长一节，已由黎副总统敦劝贺君国昌就任，贺君老成稳健，富有政治经验，民政必可焕变。但护理一节，五日京兆，无以固贺君之志，而安赣人之心。武愚见，中央加以委任，尤使贺君与赣人皆安心固志，奉职乐业，未敢冒昧遽请，故豫商诸先生，尚祈酌夺赐覆。欧阳武叩。马。印。(27)

曾彝进复电，表示“将领补官一节，结欢酬绩，自是应有之义，已代呈达，唯向例皆须由陆、参两部开军事会议，呈请后方得批行，尊处既电两部，想可邀允准”。至于贺国昌“护理”民政长一节，曾彝进解释说，由于原先任命的汪瑞闿遭到抵制，倘若此时将其开缺，正式任命贺国昌，则会让人以为中央屈从于地方，因此“反不便遽令开缺”。但请贺国昌安心，因“贺君护理民政不过手续应尔，盖实任汪君，首座(即袁世凯——引者)本无必令其到任之意”。(28)

7月1日，欧阳武又直接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首先对袁的知遇之恩表达感谢。信中写道：

武自幼束发读书，缅想古昔贤杰，心窃敬慕。洎荷保送东瀛，得以悉心军学，见闻渐远，知识稍开，而私淑之殷，感激之忱，彼时已铭诸肺腑。昨之防戍浔江，力任艰危，万转衷曲，莫由自白。乃承大总统洞其愚忱，寄之重任，环顾南邦诸将，知遇之隆，孰有先于武者。武之报答又何能稍后于人。且武之拥护中央，固非今日始，而今日拥护之责更不可谢。抑武尤有进者，武本赣人，以目前时局而论，非保梓邦，无以为拥护中央之地；非拥护中央，并无以为巩固梓邦之策。保国保家，无二理也。方武受护军使命之初，适李督免官之日，浮议丛生，蜚言四播，此时纵之，即肆镇之维艰。所幸部下官长，半属同学，半属旧僚，相信既久，猜贰自泯。到省后，首先撤回军队，分防匪盗，裁汰冗员，节省民财，所已筹办事件，应请为大总统缕晰陈之。(29)

接下来，欧阳武详细报告了任职后所办各事，其中军事方面，如取消军政司总务厅，停止征兵，取消各输送队给养处；撤回原调集各船水兵所编集之调练团；撤回吉安、赣州调来省城之兵；将原驻九江的第一师第二旅旅长余维谦及伍毓瑞第三团调回省城；将方声涛独立混成旅所辖周璧阶第九团由九江分调姑塘、星子、白鹿洞等处；将第二师师长刘世均师部移驻九江，并调该师李定魁第六团由彭城回驻九江；以何子奇接管蔡锐霆水巡总监一缺，实际由副监余邦宪专管。这些举措可以说一反李烈钧在任时所为，大大削弱了赣军在九江、湖口一线对抗北洋军的力量。

从欧阳武就任护军使兼代赣督前后与中央的秘密往来函电，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来看，似乎他已彻底倒向袁世凯一方。但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往往有另外一面。由于欧阳武与李烈钧为留日同学，辛亥鼎革以来一直追随李烈钧，李烈钧对他信任有加，因此，袁世凯罢免李烈钧而任命欧阳武为护军使，就使欧阳武陷于进退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要对袁世凯的任命，以及国会当中包括欧阳成在内支持他的人给予回应，另一方面他又需要得到国民党方面李烈钧及其支持者认可。为此，他致电黎元洪请教，并请其向中央转达他的为难情形。电云：

武素性愚鲁，对于政府用人政令，固不敢稍涉推诿。然李督系武直属长官，赣军将领又皆武之同胞，遽受护军之任，既无以副两总统之期望，亦无以表对赣之公心，进退两难，无以为计。特布诚悃，伏乞副总统示教，并请将微忱代达中央为叩。(30)

李烈钧方面，虽然他与袁世凯之间矛盾尖锐，但对于自己被免职，最初表现得很平静。接到免职令后，他于6月11日接连向袁世凯、黎元洪及江西各县发出三电，对于“都督一职由黎副总统兼领，陆军各营由欧阳护军使统辖，民政事宜由贺护民政长任理”，表示服从，并“诰诫军士，劝导商民，一体遵知，各安职业”，“所有印信即日咨送省议会暂行收存”。又表示，“大总统体念免职，俾获休养，正遂初衷”，“烈钧孱病微躯，竟获早卸仔肩，欣幸奚似”。(31)6月15日离赣前又发表“留别全省父老书”，表示“久欲乞假归田，养疴释责”，“兹承大总统体念免官，俾获退养，十亩有闲，七尺无恙，遂初克赋，俯仰皆宽”。(32)此外，李烈钧还致电欧阳武，“谆谆以维持现状相嘱”。(33)李烈钧的态度，以及黎元洪电保欧阳武兼代都督获得袁世凯批准，使得欧阳武就任有了底气，但他还必须得到支持李烈钧、临时掌握“印信”的省议会支持。为此，他在由九江返回南昌前，先致电省议会，谦虚地表示要“面聆教益”。省议会对于欧阳武“暂代行赣督事务”并不放心，担心中央或黎元洪会另委非赣省之人担任赣督，因此，在判断黎元洪不可能分身来赣的情况下，仍然于6月19日致电请其“爱赣如鄂，部署亲临，以福江西”；另一方面又强硬表示，“如公欲另再委员，代拆代行，赣人誓不承认”。(34)

6月20日上午，即欧阳武回到省城第二日，立刻去省议会拜访全体议员，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他首先对李烈钧督赣期间取得的成绩大加肯定，然后说道：

今李公因事免官，若谓中央为非，则李公之官固不应免，即鄙人亦不应受护军使之职；若以中央为是，则必以李公为有罪，李公如有罪，即鄙人辅导无法，亦应一同免官，乃中央命令，事出意外。鄙人当亦踌躇，即电李公请示，迭据复电，以适赋遂初为辞，并屡电促鄙人就职，用是不能不以地方为前提，以勉为其难。兼之本省军队，通盘计算，数达三万以上，各军将校与鄙人为契友，各营士兵向称有节制，然兵虽有节制，无主必乱，若鄙人推诿迟疑，则中央必将别任一人，倘与军士稍有不洽，祸乱即将随之。此又鄙人不能不勉为其难之苦衷。地方秩序，关系匪轻，勉尽心力，以图维护，是则鄙人所以自矢以祈报我省之父老子弟者耳。故受命以来，即电询黎副总统云，“如中央果信任鄙人，则江西全局，请以一身负完全责任”，并附二大条件：(一)逼赣北兵，不能越雷池一步；(一)内部军政各机关人员，均一仍其旧，不得更动一人。十七日奉到中央电，仅以维持地方秩序相责，其他均允如所请。北兵现亦已渐次撤回，由是言之，吾省若能步步自持稳健，中央亦决不致轻启兵端。(35)

欧阳武向省议会的议员们传达了三点信息：一、中央任命他为护军使，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就任护军使得到了李烈钧支持，并不意味着他倒向中央；二、就任护军使是考虑到赣省军队“无主必乱”，自己与各军将校关系融洽，若“推诿迟疑，则中央必将别任一人”，到时“倘与军士稍有不洽，祸乱即将随之”；三、他主张赣省地方秩序之维持，由赣省自行担任，因此他向中央提出北军不能入赣及赣省军政人员一仍其旧两个条件，并已得到中央同意。欧阳武的谈话受到议员们审慎的欢迎，因而得以顺利就职。

可以看出，欧阳武一方面反复表示拥护中央，另一方面又力图防止北洋势力进入赣省，实际上是要谋求赣省自保，在拥护中央与赣省自保之间求得平衡，其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赣省和平。实际上，在欧阳武决定接受护军使一职之初，就已经露出此种想法，故他在6月15日给黎元洪的密电中曾提出：

拟请勿以外兵一人阑入赣境，行政官吏、各级官吏，中央暂勿更易一职，以安众心。至于军队，江西现有两师余，仅足供驻守调拨之用，应请陆军部勿遽行下改编等令，安固军心，镇摄匪类。(36)

而在前引7月1日给袁世凯的信中，他也表示：“武本赣人，以目前时局而论，非保梓邦无以为拥护中央之地；非拥护中央，并无以为巩固梓邦之策。”欧阳武的这样一种策略，要求他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控制赣省局面，并与中央相互制衡。由于黎元洪在欧阳武返回南昌后，曾表示赣省议会来电所谓“‘另再委员代拆代行’等语并无其事”，段芝贵或孙武督赣及北兵入赣，“要皆揣测播弄之词，绝无根据”；又表示“鄂境各军专为镇压内地，原与赣省无干，所望贵省官吏军民，各自服从官长政令，遵循秩序，元洪可担任鄂军不入赣境一步”；(37)另外中央也似乎默许了他所提出的两个条件。因此，欧阳武显然以为他具备实施赣省自保策略的外部条件。而对于赣省内部的掌控，从前引史料中欧阳武自称“上荷中央之明察，下得商民之欢心”，“且自李督既去，左右皆易，武所延揽皆朴诚爱国之士，一心拥护国家”，以及“部下官长，半属同学，半属旧僚，相信既久，猜贰自泯”，还有“各军将校与鄙人为契友”等话来看，欧阳武显然又十分自信，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一身担负起维护赣省秩序、保障赣省和平的责任。

然而，欧阳武面临的严峻形势是，李烈钧去职不但未能缓解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激化了双方矛盾，国民党的武力反袁斗争事实上已在酝酿当中；黎元洪虽然保证“鄂军不入赣境一步”，但实际上由于驻九江的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直接由陆军部管辖，驻九江的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均又暗通段祺瑞，北洋势力已经渗透到赣省境内；而李烈钧对赣军其他部队的影响力，也远远超出欧阳武预料，能够听命于欧阳武的赣军少之又少。因此，欧阳武的赣省自保策略实际上如沙上之塔，一旦脆弱的平衡被打破，欧阳武将面临艰难抉择。很快，欧阳武就因北军李纯所部入赣，遭遇到巨大挑战。

三、力阻北军入赣

李烈钧去职后，于6月15日离开南昌，经九江到达上海。他并没有如他在去职通电中所描述的那样释然，而是一到上海即面谒孙中山“请示机宜，并会商与各省切取联络”，酝酿武力讨袁。(38)赣军中，驻德安第一旅旅长林虎所部战斗力最强，亦最忠实于李烈钧。该部原为黄兴任南京留守时的警卫部队，留守府裁撤后，改名陆军第一混成团，由李烈钧带到江西发饷维持，并扩充为旅。(39)李烈钧去职后，林虎急于了解其究竟做何打算，故派所辖第二团团长李思广紧随李烈钧去了上海，表示愿意首先发难。黄兴嘱李思广先行回赣报告消息，并准备一切，等候李烈钧回赣发动。于是，林虎积极联络驻德安第三旅旅长赵复祥(号又新)及驻姑塘独立混成旅旅长方声涛，秘密进行准备工作。(40)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季雨林、熊秉坤等因6月25日在武汉发动起义失败，亦纷纷入赣，“群聚于九江、湖口，秘密运动，颇称得手”。(41)

且说林虎等自从欧阳武接受袁世凯任命的护军使之职后，便对其产生防备心理，封锁准备反袁斗争的消息，甚至“准备轻装千人，倘届时欧阳武有反对情态，即由德安、湖口水陆两路进袭南昌”。(42)然而，讨袁派没有料到，驻九江的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已经觉察到了危机正在来临。7月2日，陈廷训向黎元洪紧急发出“冬电”，秘密报告革命党动向及其所采取的防范举措，请求速派军队及军舰到九江震慑，同时电告大总统及陆参两部，并派人到武昌请示方略。电云：

万急！赣省自李督去后，人心浮动，伏莽甚多。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防不甚防。近闻煽惑上下炮台，克期举事，台官中竟有为其所动者。现拟不动声色，将一二不肖台官调充他差，一面派员前往接事，将军械收缴，夺其所恃，以杜乱荫。惟祸机隐伏，一发即不可收拾。并闻匪党挟带巨金，前来运动，务恳速派军队及兵轮来浔，以资镇慑。除电禀大总统、陆参两部外，即日派员赴鄂，面请方略，俾有遵从。(43)

接到陈廷训密电后，袁世凯立刻令陆参两部密电黎元洪，请其速派军队开赴九江，又令海军司令徐振鹏酌带各舰驶往九江驻守。(44)黎元洪接电后，一方面恐贻误军机，另一方面因九江要塞直隶中央管辖，与赣无关，因此，他并未与欧阳武协商，即于7月4日先电令驻蕲春的北洋军第六师师长李纯派兵前往九江，然后通告欧阳武。7月5日，李纯派第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先往九江。黎元洪随即转电欧阳武，解释派兵事出紧急，为免双方冲突，请欧阳武“转饬驻浔军队，申明李军来意专为协助赣军保护地方、镇遏乱萌起见，当以宾友相待，请即训饬浔军优加敬礼，毋启猜疑，俟地方平靖，仍当调回鄂境”。(45)

北军突然入赣，直接挑战欧阳武的赣省自保方略，因此，在接到黎元洪7月4日来电后，欧阳武连发数电，请黎元洪阻止调兵入赣。(46)7月5日，欧阳武又致函黎元洪，并派副官赵牧赴鄂，表示自己“惟以拥护中央，安辑地方为宗旨”，提醒黎元洪不要中了野心家陈廷训的诡计，请停派外兵进入九江，至于维持九江秩序，自己“可以负完全责任”。函云：

副总统钧鉴：……昨奉支日电谕，一再覆陈，计邀赐览。副总统福爱江西，无微不至，当蒙嘉纳，鉴此愚忱。伏念半月前之江西，时处危险之境，自副总统德威慑化，乃日近于安夷。武以不材，奉承钧旨，惟以拥护中央、安辑地方为宗旨，披肝露胆，相见以诚。各级军官尚同心德。但使枝节不生，变患不作，当可维持秩序，绥靖闾阎。九江一方面，刘师长现已移防，武亦以第三团镇扎。苟无外来之兵，地方不致惊扰，均可以负完全责任。否则糜武之躯，亦不能膺此重咎。务乞勿为陈言所动，止派外兵至浔。陈本野心家，毫无国家思想，冀以危辞耸听，实行破坏奸谋。副总统天下为怀，明见万里，必能烛其诡计，严加责成，使乱谋无自而生，人心乃不至于震动。不独江西之幸，抑亦大局攸关，迫切陈词，伏希鉴察。仍派赵副官长牧趋诣节麾，面承训悔，敬求指示，祇请钧安。欧阳武谨启。(47)

同日，欧阳武还致函友人，请出面劝黎元洪勿受陈廷训耸动，止派外兵。函云：

新甫先生大鉴：顷奉副总统支电，骇悉九江陈司令有电请速派军队兵轮来浔之事，闻之愕然。据所称，上下炮台将克期举事，此语尤为唐突。查九江、湖口各炮台官兵均属陈司令旧部，此次陈司令忽以外人委充总台官，各台官未得升职，致有烦言。然各炮台士兵既系旧部，决无一旦暴动之理。九江时有电来，均称地方安静。今日黄君九言赵副官牧由浔返省，亦亲见九江局面无异平常，是必陈故意张皇，造作危词，挑动外兵，彼得藉图不轨耳。查陈为洪江巨擘，野心之勃勃已久，不乘此惊涛未定之时，推波助浪，以遂初志，将来秩序已宁，布置已周，更无从拨起乱机，以餍其心，故其卤莽灭裂，诡计奸谋，显然暴之于外。此种媒孽，不早遏之，设一旦外兵临境，势犹执枯槁以救火，一触即燃，糜烂赣省，牵动大局，为祸伊胡底止耶？先生见远识微，必早察之。尚乞缕达副总统，始终救全江西，止派外兵，亦大局之幸也。省浔近下，秩序尚安。临颖沥血，言不尽意，统惟谅鉴。欧阳武谨启。(48)

7月6日，欧阳武得知北兵业已抵浔后，一方面致电黎元洪“请急予调回，并请辞职”，(49)另一方面致电国务院，表示作为江西护军使，关于江西军事，自己“应负完全责任”，对黎元洪背离“决无北兵入境一步”承诺，未经接洽即派兵到浔，表示不满，请国务院电黎，迅速调退北兵，同时表示自己已电大总统提出辞职，请另简贤员接任。(50)

北兵入赣也引起了赣省各界强烈反对。审计分处长高巨瑗致电参众两院江西籍议员，称赞欧阳武莅赣后各界安堵，不满黎元洪“以陈司令一人之言，遽令李军入赣”，请赣籍议员设法调回北兵。(51)赣省议员颜丙临等七十二人联名致电大总统、参众两院及国务院，批评陈廷训密电请兵，背离黎元洪承诺的“北兵不入赣境”之约，要求“克日将抵浔北军撤回，以免牵动全局”。(52)民政长贺国昌及各司局厅长等也致电大总统及黎副总统，请“调还军队，免致自相惊扰，或生他变”。(53)驻省宪兵司令廖伯琅、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第三旅旅长赵复祥、第四团团长吴安伯、第五团团长王振群、炮兵团团长刘棱等则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及黎副总统，要求将北军调回上游，由欧阳武增派重兵震慑九江。(54)

面对欧阳武和赣省各界强烈反对，黎元洪的态度有所软化，于7月6日复电欧阳武，表示已到北军“不过暂驻浔埠”，“如其查无匪情，即行调回鄂境原防，决不久留赣境”；同时电告李纯，“调浔军队，其未开拔者，暂缓启行，俟察看九江情形，如确有乱事，再行驰往，否则毋庸赴浔，以免地方惊惶”。(55)7月7日，由于接到陈廷训电告九江“并无重要变端”，危机“可望消灭”，黎元洪向欧阳武发出“阳电”，表示调兵系“误于陈司令之一言”，自己绝不会“无端轻开兵衅”，“已电饬李总司令即日调回鄂防，以固吾圉，但船只未到、军队未回以前，仍希转饬浔军并地方商民，无得轻信谣言，致涉误会”，同时请欧阳武“慎勿轻言辞职，致骇听闻”。(56)

然而，李纯方面，并没有如黎元洪电告的那样即刻撤兵，到7月8日，已有超过一旅士兵到达九江，李纯本人也于当日抵达九江，受到陈廷训接待，李纯并就当时形势电告袁大总统、黎副总统，谓“现时按表面判断，或不致有意外之虞”。(57)驻守九江附近德安的林虎连电欧阳武，请示对付方法，欧阳武复电，令其“持镇静态度”，并谓：“副总统既云退兵，必无再行进逼之理。”(58)不料到了7月9日，欧阳武得知北军又有步兵一团、骑兵一百余名、山炮六门、机关枪一连至九江，驻扎十里埠，并以一团即驻城内，嘱刘师长代寻营房。(59)7月10日，欧阳武又接林虎连电告急，称北军两路进逼，无可镇静，一路“在南康属青石桥一带出没，其节节逼进，用意诚深”，一路“径驻沙河”，距林虎旅防地仅数里，“假退兵之名，行进兵之计，事机危迫，一发千钧”。(60)

眼见形势紧迫，接到林虎7月10日急电后，欧阳武当即向袁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护军使、各师长、各报馆、旅京同乡会、上海旅沪同乡会、汉口旅汉同乡会及驻兖州张勋辫子军发出“火急”通电，批评副总统黎元洪在撤退北军一事上出尔反尔，称当初就任护军使时，黎元洪曾有“决无北兵入境一步之电”，而后北兵入浔，黎元洪7月7日“阳电”又有“派员来浔之事，误于陈司令之一言，须补救方法”之语，并谓已电饬李总司令即日调回鄂防，不料黎副总统却不讲信用。通电要求黎副总统公开宣示，践行其言。电文写道：

窃念李前督在赣各由热度最高之时，未特派北兵，致使地方惊恐。及武受事之时，宣布黎副总统“决无北兵入境一步”之电，众心始觉无武之任。原恐贻误大局，乃蒙副总统掬诚相与，指明河皎日以明心，电饬李军回防，谓未丧失信用，不准武之辞职，只得勉效驰驱。今距“阳日”先后四天，不独不见调回，而且增兵逐进，人心惶惑，无怪其然。……倘有野心家从中播弄，匪徒从中煽惑，酿成险象，防且胜防，若因此糜烂江西，牵动全局，谁堪负此重咎？倘副总统对于九江一方面或有不能放心之处，亦不妨明白表示，责成武之一身，武忝护军使之职，应负完全责任。惟北兵如不退回，必生无限波折，虽欲办理，亦苦无由。除电请黎副总统电饬李总司令遵照“阳电”即日调回外，务乞眷怀大局，俯念江西，电请副总统宣布之一言，增赣人之信仰，赣省固蒙幸福，全局亦庆共和。(61)

很明显，欧阳依然坚持其就任以来一贯的态度，即包括九江在内，江西的安靖，应由江西地方来维持，身为护军使，“应负完全责任”，北军入赣只能带来恐慌，并可能引发与赣军的冲突。同日，陆参两部致电黎元洪、欧阳武，一方面强调“浔有事赣不能独安，赣有事鄂不能独靖”，黎元洪兼辖两省，“调兵赴浔，正都督责任范围以内应有之举，且同为一国之兵，本无南北界限，如浔地果能安谧，派兵亦有益无损”，并断言“李师长节制之师，决不致与赣人凿柄”；另一方面批评欧阳武通电各省之行为道：“九江不靖，陈司令身当其冲，见闻较确，调查各方面报告亦谓乱党自鄂机关破获后，伏匿者多窜下游，拟以九江为发难之地，设果蠢动，何以对赣人？贵使未经详思，遽行通电各省，殊欠斟酌。”(62)

总统府军事顾问唐在礼和秘书曾彝进亦复电，批评欧阳武不该将国家军队分为“内兵外兵”，希望他能以至诚对待袁世凯。电云：

此次黎副总统徇陈司令所请，派兵赴浔，礼等虽未知详情，而揣测其意不过助公镇乱而已，决无他心。开拔令下，势难撤回。陈果存心叵测，移兵至浔，转足以震慑奸谋，似于我公有益无损。军队隶国家，不隶地方，本国兵队初无内外之殊；军队为流动性，非固定性，随时调遣，彼此易地，乃统帅作用常有之事。若就一省而设内兵外兵之说，必至全国兵队，均不能出本省一步。我公力顾大局，此次赣事和平解决，悉占鼎力。但使始终如一，以至诚待首座，首座必能以至诚相报。现在首座信公甚坚，而公似尚略有怀疑之点，礼及彝窃期期以为不可。敢布腹心，惟公监察。唐在礼、曾彝进叩。(63)

不论黎元洪还是欧阳武，都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为入赣北军撤退之事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李烈钧已从上海秘密回到江西湖口，反袁武装起义一触即发。接下来，一心谋求地方自保的欧阳武，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抉择。

四、就任讨袁赣督

欧阳武7月10日通电全国之举，无疑让黎元洪有些被动，但仅仅过了一天，形势就发生了巨变。7月11日，李纯忽然发出一封急电，报告湖口炮台已被赣军占领，请求增派一混成旅来援助。电云：

顷据陈司令廷训面云：昨据湖口炮台各官报称，李烈钧带同日人四名，于八号晚乘小轮到湖口，会同九、十两团长调去辎重、工程两营，勒令各台交出，归其范围。并用电话达刘师长世钧云：“如浔不能守，速集湖口”等语。现以十营扼据湖口。纯正□筹办法，突据马旅长报告，接德安林虎电话：“带有混成一旅到浔，□即开行”等语。情当以未准欧阳护军知照，自应阻止通过。查乱党兵力计五混成旅，皆扼要区。纯以混成一旅当之，实属四面受敌。乱党显露形迹，一但自彼开衅，胜负实无把握。务恳速派一混成旅来浔，以资援助。事急情迫，伏乞迅速施行，无任盼祷。纯叩。印。(64)

据此电，李烈钧早在7月8日就已秘密回到湖口，并在7月10日会同独立混成旅方声涛所辖第九团团长周璧阶、第十团团长李明扬，(65)调去辎重、工程两营，夺取湖口各炮台，占领湖口，并电告第二师师长刘世均“如浔不能守，速集湖口”。同时，第一师第一旅林虎所部也向九江西北沙河镇方向开拔。(66)驻九江的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首先根据各炮台台官的报告知道了李烈钧等占领湖口的消息，于是在7月11日面见李纯，报告了上述消息。由电报可知，李烈钧等并不知道，刘世均早已与陈廷训、李纯勾结到了一起，并与陆军部段祺瑞暗通消息，就在7月10日当天，刘世均致电段祺瑞，表示“驻浔赣军业经整饬，如有动作，尽可协助”。(67)而在南昌的欧阳武对李烈钧已经回到江西及占领湖口，还有其所辖第一旅林虎所部向九江方向开拔，事先也完全不知，故在7月10日仍发表通电，竭力阻止北军入赣。

7月11日，李烈钧公开发出回赣讨袁致江西各界电，抨击袁世凯“违反约法，蹂躏民权，破坏共和，实行专制，种种不法行为，难以枚举；兹复无故派遣重兵，扰乱赣省，实堪痛恨”，因此，“回赣随同军界诸君，声罪致讨”。(68)同时在湖口及九江市内遍贴“安民及鼓励军队告示”，以及“宣布袁大总统十二罪状传单”。(69)7月12日，李烈钧正式在湖口竖起讨袁旗帜，宣布湖口独立，发表讨袁宣言，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以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林虎为左翼军司令，何子奇为湖口警备司令，李明扬为湖口炮台总台长。同日拂晓，林虎部向驻守九江沙河镇的李纯部发起进攻。(70)赣军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第三旅旅长赵又新、第四团团长吴安伯、第五团团长王振群及炮兵团第一营长，亦均于12日运送子弹，身赴占地，预备前敌。(71)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黎元洪方面，于7月10日及11日先后接到陈廷训和刘世均来电，知道湖口已被李烈钧占领，这让黎元洪有了充分理由答复欧阳武7月10日通电。鉴于事实证明，“陈司令前次请兵并非误报，赣省所言安静无事并未调查实情”，(72)于是黎元洪以强硬语气电告欧阳武，“前电所说调回李纯之兵的话，应待查明湖口无事，然后再来商量”。(73)欧阳武方面，由于李烈钧回到湖口后住于水巡总监衙门，所发电文“系水巡总监部盖章发递”，(74)欧阳武最初并不相信李烈钧回到了湖口。接到黎元洪来电后，遂于7月11日“派员赴湖密查”，(75)得知李烈钧确已回到湖口，并且反袁态度坚决。而同日，袁世凯又有电令欧阳武“严束所部，勿受乱徒指挥，蹂躏地方”。(76)形势陡然生变，让力图在拥护中央和谋求赣省自保之间寻求平衡的欧阳武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欧阳武认为是北兵进逼导致了局面破裂，因而对政府严重不满，于7月11日致电其兄谓：“北兵节节进逼，弟饬所部节节退步，□终至于决裂，殊堪痛哭。弟誓不再问赣事，乞万勿再与政府接洽，至受其欺。”(77)另一方面，追随李烈钧讨袁又不符合其维护地方和平的想法。因此，他于7月12日在都督府召集军政各界首领会议，以自己无力指挥赣军全体，维护赣省秩序为由，提出辞职，称：

日前有李前督已抵湖口之电，当以疑信参半，特派俞司长应麓往湖口询问。昨俞回省，据称，李以北兵入赣，回赣效力，现住湖口炮台。在李意，北兵一日不退，渠亦一日不能离湖口，措词甚为激烈，颇难应付。兼之本省军界，均系李前督旧部，现武已无指挥全体军队之能力。即如九江军队，前日令其调回省垣，现已赴商湖口；吴城军队，前日亦有令调回，现已直趋九江；赵旅长复祥、余旅长维谦，亦已往湖口筹措。现在惟驻省之护卫军二营，系武旧部，能收指臀之助。然虽能维持暂时之秩序，对于大局亦复何补。武自揣不才，不能胜护军使之重任，长此尸位，深恐贻误地方，已电请中央辞职，今日邀集诸君会议，正为宣布此意。请自今日始，实行卸护军使之责，将来替人为谁，务请诸公合力筹度，保卫地方，是为至要。(78)

在后来为脱罪而写给段祺瑞的信中，欧阳武对李烈钧回到湖口及宣布独立后，他的态度，亦有具体交待，他说：

当武接到李逆宣布独立之通电后，即复电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云云。当是时，武疑李逆之电未必系李所发，乃拍电问电局究系何人所发，答系水巡总监何子奇所发者。武以何子奇胆敢扰乱军心，比即撤差，派余邦宪前往接事。讵知余一到湖口，何子奇居然与李逆同为司令官矣，余遂不敢发表接差之事而返省。武于是始知李逆确已到湖口矣，当即派代表三人往湖口劝李逆云：“公督赣时，武竭力保护公一年有余，今武初任护军使之职，公何忍来扰乱武之秩序！武对于地方有保护之责，万不忍见江西有战祸，宁愿以三万元送公渡西洋作游费，公其许武乎？”李逆当对代表言：“烈钧亦知南雷素主和平，但烈钧已到此，决无返沪之理。请为南雷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云云。代表返省，具道李逆所言，确有杀武之意。武于是召集各界领袖会议，并宣布武任职无状，既不能消患未然，致使陈司令仓卒请兵，不与武闻；又不能调遣军队，致使李烈钧独立湖口，不能往攻。护军使本系军官，今既无调遣军队之能力，武何颜任此重职，武从此辞职，愿公等善为保全地方云云。言讫泪下。当时各领袖皆以南昌秩序相督责，不允辞职，武含泪暂允维持地方秩序。然武之心则已痛矣，于是病卧于床数日。(79)

据此，欧阳武对李烈钧以武力讨袁，曾力图阻止，其原因显然是因为武力讨袁与北军入赣一样，会破坏其赣省自保主张。但欧阳武未能成功劝阻李烈钧，于是提出辞职，又以各界反对，只好暂允维持地方秩序。

正当欧阳武进退两难之际，袁世凯方面加紧了对他的笼络、施压。接到欧阳武7月11日来电后，欧阳成当即电告欧阳武他已见过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后者提醒“九、十两团不利于弟，望暗中防备”，又告诉欧阳武，总统将派员和他“来赣接洽一切，请静待勿躁”。(80)7月12日，袁世凯应黎元洪电请，任命李纯署九江镇守使，刘世均署九江镇守副使，又令欧阳武加陆军上将衔，刘世均授陆军中将。(81)笼络之意显然。同日，欧阳成连发两电，帮欧阳武出谋划策。其中一电要欧阳武加强对起义军的防备，并向中央解释自己在保人、用人方面的失误，以释总统忧虑，还告诉欧阳武，要对中央开诚布公，赣督一职终将归其担任。电文写道：

倾据政府电话，林虎之军已行动自由，开枪肇乱，恐其勾结省中，谋图不利，宜严加防守。闻黄兴确在湖口，如弟力能攻取，则速进兵；否则坚守南昌，静待中央解决。幸刘佛肩(即刘世均——引者)已归诚中央，九江当无大患也。俞咏瞻、方声涛、林虎及九、十两团皆中央所痛恨，闻弟保咏瞻为第一师长，殊大荒谬，林虎又系弟所管辖，不能辞咎。弟宜亟将防守情形，及保诸师旅长补官电文系出于安置反侧之苦衷，实非本意，又林虎系南京旧旅，武新绾军符，未敢遽撤，恐生他变，密电中央，已释总座忧虑。至李纯为镇守使，所以防陈廷训且为撤其要塞司令张本，佛肩为副使，系取消第二师长之报酬，稍迟二者必皆取消。李纯确无督赣之意，弟开诚布公，对于中央坦怀相告，大任所归，终在吾弟，前途远大，努力为之。如有陈请中央之电，宜摘要密示，俾好接洽，兄能常进府中也。(82)

另一电则向欧阳武透露参谋部陈宦所言，谓总统府起初对刘世均亦颇疑虑，旋得刘世均来电，“遂以释念”；又谓“镇守使之复设，确系一时权宜，且以(已)电李纯，令与我弟和衷共济，不相牵制”；要欧阳武对湖口“务望力加防备，对于中央坦怀相告，勿存疑虑”。(83)同时，欧阳成又有一电致刘世均，拉拢其人，望其与欧阳武同心协力，拥护中央。电云：“近有倾陷我公者，进入谗言，几乱大局，成兄弟极力解释，府中复接尊电，遂深信不疑。中将副使稍报，丰功伟勋业日隆，爵赏未艾，可预贺也。赣省治安，藉资保障，祈偕同舍弟，同心协力，拥护中央，捍卫桑梓。南望匡云，无任翘企。”(84)

在中央笼络、督促和欧阳成鼓动下，欧阳武于7月12日致电袁大总统及黎副总统，表示将派兵往攻湖口。电云：

李烈钧到湖口，确系实事。九、十两团虽为所用，然此外非武之命不能调动者，似较该两团更强。现武调集南昌附近军队，竭力维持省垣外，并开两团往攻湖口。九江方面有李、陈两司令，足可维持，乞勿多派军队，以免来易去难。武荷两总统知遇，自当以死图报。(85)

随即中央复电，对欧阳武的表态予以肯定，谓：“该使力顾大局，热诚卫国，良深嘉慰。望严密布置，一面竭力维持省垣秩序，一面力攻湖口，扫除乱党，以固国基。此间迭接李纯报告沙河镇南之林虎军队开枪向攻，湖口乱党亦进逼金鸡炮台，情形迫切。并望随时与李镇守使随时通电，接洽一切为要。”(86)以上两电表明，欧阳武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已彻底倒向中央一面。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被欧阳武派到湖口去见李烈钧的俞应麓等三人返回南昌后，即通知江西省议会正副议长于7月13日召集议员开会。俞出席报告了李烈钧在湖口起义的情况和林虎所部在沙河开战得胜的消息。会议选举欧阳武为江西都督，贺国昌为江西省长，发表讨袁通电，宣布江西独立，号召全国同胞“速起义师，共殛大憝，重建共和”。(87)欧阳武亦以江西都督名义向全国发表通电，表达讨袁决心，谓：

天祸吾赣，袁军鸱张，诡秘兴师，大举仇寇我兵士，蹂躏我人民，征车所至，庐墓为墟，淫虐之凶，惨无天日……武自李前督免官，中央授为赣护军使……刻刻以巩固共和为心，事事以国利民福为念。鞠躬尽瘁，不敢告劳，皎日明河，此心可誓……讵我以诚往，彼以诈来，机巧为怀，阴谋叵测，食北军不入赣之言，昧上下相见以诚之义……黎副总统既允退兵，袁氏仍促李纯潜师渡江，进逼赣境，抚喉扼吭，以困我军，意在聚而歼诸。黎副总统又谓派兵以误听陈廷训之语。夫以陈一人之私电，遽与兴师，而武与在省各界数十人，椎心泣血，声泪俱下，哀恳退兵之公电，乃皆无效。谓非袁世凯隐谋秘计，欲覆灭赣军，摧残赣众，夫谁信之？……武于今日取消护军使之职，本欲解甲归田，因省议会开特别会，公举为江西都督，本始终维持赣土之心，副全省父老属望之意，勉任艰巨，敢惜牺牲。一俟内地秩序确定，即当亲率赣忠勇之士，追随李总司令烈钧，扶义北征，殄彼专制之独夫，还我共和之幸福。逆来顺受，仆病未能，应天顺人，必有继者。谨贡血诚，以当露布，幸赐教言，恭俟后命。(88)

欧阳武的态度之所以忽然又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向，据其后来给段祺瑞信中所说，他是在俞应麓等人胁迫下出任赣督的，他并未出席会议，通电也非由他发出。他说：

七月十三号，省议会来咨文称：接林虎通电，已在沙河与北军开仗，本会特开大会宣布江西独立，公举李烈钧为总司令，执事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云云。武当时掷该咨文于地曰：“护军使犹干不来，安能干都督？”于是俞应麓与省议员在武床傍而言曰：“汝不干将若何？”武答曰：“武不干非死即走。”俞等乃曰：“此时孰能放汝死，又孰敢放汝走，且今早已将汝任赣都督之名义拍发通电矣。”武闻之气愤不已，欲死不得，欲走不能，遂痛哭而已。此当日之被胁情形也。自是厥后，每日由省议会轮派数人入府主持，函电重要之事则由俞应麓主管，武遂为赘瘤矣。(89)

然而，上述情节除欧阳武外，二次革命的众多参与者，不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未提到过。当时报纸也未见报道。因此，不能排除这些情节是欧阳武为脱罪而夸大其词，甚至是虚构的。欧阳武之所以转变态度，可能与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袁、黎听信陈廷训一人之言，置欧阳武屡次电阻北军入赣请求于不顾，使欧阳武的赣省自保主张事实上失败，引起后者强烈不满，这从其致欧阳成的电报及讨袁通电中可以明显看出；二方面，对袁世凯而言，二次革命爆发证明了陈廷训请求北军入赣具有“先见之明”，同时也证实欧阳武失职，因此欧阳武不可能不担心袁追究其责任；三方面，欧阳武毕竟曾追随李烈钧参加革命，与讨袁派之间其实没有很深的矛盾，加之革命爆发之初，赣军士气高涨，在军事上还略占上风，鹿死谁手尚难预料，因此他才接受推举，就任讨袁赣督。换言之，欧阳武就任讨袁赣督，有其主动接受的一面，恐不能说完全是被胁迫的。

无论如何，江西宣布独立和欧阳武出任都督，激怒了袁世凯。7月17日，袁世凯专门发令，批驳欧阳武通电“竟指国军为袁军，全无国家观念，纯乎部落思想”，斥其在北军入赣一事上“信口雌黄，藉为煽乱营私之具”，又斥“欧阳武以护军使不足而自为都督，并称经省会公举，《约法》具在，无此明条，似此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欲欺天下人民，谁其信之？”要求欧阳武“速平内乱，拯民水火”。(90)7月31日，袁世凯以李纯所俘赣军营长李穆供称“叛军对官军先行开枪轰击，系属欧阳武电令，并予赏洋五千元，兼调第二旅接应”等语为据，又联系欧阳武在宣布独立通电中“自称江西都督，昌言北伐情事”，断定欧阳武“实属甘心从逆，罪不容诛”，下令撤销欧阳武护军使职任，并褫去陆军中将并上将衔，交宣抚使段芝贵及九江镇守使李纯严行拿办。(91)8月4日，袁世凯又改任李纯为江西护军使。(92)

五、仓皇弃守省城

正因为欧阳武接受赣督具有主动的一面，因此他在反袁方面亦有所表现。就任赣督次日，即7月14日，欧阳武发表布告，批评“袁氏狡焉思逞，屡挑戎衅，今更突出重兵，深入九江”，又斥责袁兵“横暴异常，淫杀焚掠，道路切齿”，宣布“昨经各界会议，佥以袁氏多行不义，蔑视我赣，万无承认此万恶总统之理由，业已通告全国，与袁世凯断绝关系，并公举李前督烈钧为讨袁总司令，贺民政长国昌为省长，鄙人为都督”。(93)随后欧阳武与李烈钧、俞应麓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及谭人凤，请其乘赣军与袁军开战，武汉空虚，“火速发兵，直捣武汉，会师北上，推倒袁黎，巩固共和”。(94)为了统一独立各省反袁力量，欧阳武又与江西民政长贺国昌、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安徽都督胡万泰、民政长孙多森、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以及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蔡寅、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等，联名致电岑春煊，公举其为“中华民国讨袁军大元帅”，“以资表率，而一事权”。(95)他还致函李纯，驳斥其对赣军的攻击，矛头直指袁世凯，劝李纯反戈一击，谓：

此次派兵入赣，袁氏实欺我江西。迨至忍无可忍之时，不能不谋正当防卫，困兽犹斗，势迫使然。现赣人愤激异常，不承认袁氏之万恶总统，通电各省，请待公论。而湘、粤、宁、皖、闽、滇相继宣布独立，公理昭然，人心大同，指日会师，直捣燕北。惟此事实由袁之专制，只须推到袁世凯一人，还我真正共和，不欲自相残杀。公本军界健者，大义素明，如肯反戈，共歼元恶，建不世之殊绩，增历史之光荣，愿弃小嫌，共同大举。倘或执迷不悟，甘受袁愚，以独夫鹰犬之师，当全国熊罴之士，不明顺逆，立见伤亡。身死名辱，为天下笑，窃为明公不取也。(96)

此外，根据起兵讨袁前李烈钧与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安徽都督柏文蔚、福建都督孙道仁秘密结成五省联盟的约定，欧阳武还电请湘、粤、闽速派兵来赣支援，但并未得到积极响应。(97)

随着战事进行，局面对赣军越来越不利。先是战争开始前，由于驻九江的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均首鼠两端，其所部一部分被收买叛变，一部分被缴械，仅有一部分从水上突围至湖口。因此，当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起义时，李纯部已在九江及附近巩固阵地，后援部队亦源源过江，给赣军造成很大压力。战争开始后，赣军从湖口、姑塘、德安、沙河等数处向九江发起反攻，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配合，加上第九团团长周璧阶在金鸡坡阵亡，赣军士气受到打击，反攻九江之役以失败告终。(98)7月22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讨伐江西，派段芝贵率陆军、汤芗铭率海军，大举进攻江西。7月25日，袁军水陆夹攻，先后占领湖口城及姑塘等处。(99)接着向瑞昌、南康、德安三路进攻，于8月1日占领三地，李烈钧等退守建昌、吴城。(100)8月8日，段芝贵所部马继增旅又占领吴城，战事逼近南昌。(101)此时欧阳武的态度开始动摇。8月8日晚，当他接到吴城失守，北军将进抵省城的电报后，“仓卒密议”，于8月9日一早携同卫队及财政司长魏斯炅、警视总监周希颐等逃离南昌。南昌商务总会随即召开特别大会，公推宪兵司令官廖伯琅护理都督兼卫戍总司令，警视厅参事阎恩荣为警视总监，内务司长程道存护理民政长。(102)

出逃前欧阳武给江西父老兄弟及商会各留短函一封，以“不忍以南昌作战场”为由，解释其出逃原因，内容完全相同，内开：

江西父老昆弟同鉴：武到赣后，日日以维持地方为念，惜才浅德薄，以致事起仓卒，贻父老昆弟莫大之惨祸，言之痛心，睹之汗颜。今不忍以南昌作战场，故敛口世外，不敢复问时事。尚乞父老昆弟念其愚而悯其遇，为武亮察。此请台安。罪人欧阳武启。(103)

又给宪兵司令官廖伯琅留函一封，仍以“不忍使南昌为战场”为言，将赣督印信交其接收，请代为维持局面。函云：

此次赣事发生，实出意料之外。弟才轻德薄，不能保我江西之安宁，心实痛焉。今不忍使南昌为战场，故愿潜逃，以免生灵涂炭。然弟之苦衷，他人虽有知之者，究不若兄知之更深且切也。今行矣，知我罪我，听之而己。惟江西不可一日无主，谨将督印送上，乞兄兼管，藉资维持，补弟之短，幸得地方无恙，弟死感，且不圬。武顿首。九号。(104)

其时，欧阳武的参谋长龚师曾亦随同欧阳武出逃，他后来对欧阳武当时的想法有更加详细的记述。据他回忆：

李烈钧于九江、湖口先后失守后，乃于八月下旬(应为上旬——引者)下令作战部队，退抵永修山下渡南岸及新建吴城，都昌姑塘，南昌王家渡等处。此时，南昌当局即召开秘密会议。欧阳武认为，这次战斗国民党没有统一的指挥，独立各省仅以空电支援，按兵不动，单靠我一省的兵力，决难以抵抗拥有强大兵力的袁世凯。固守南昌，背城作战，徒使地方糜烂，人民遭殃，遂决定将第一师司令部撤退到吉安。军次樟树时，欧阳武又宣称：“我是吉安人，既不愿在南昌作战，破坏地方，使人民痛苦，更不愿以桑梓作战场，使我留万古骂名。”遂决定不再参加作战，赠送参谋长龚师曾五百元，给资解散幕僚，自携幕友中的乡亲回到吉安，入青原山为僧，改名止戈和尚(武字拆开为止戈二字)。(105)

李烈钧听闻欧阳武、贺国昌等弃城离赣后，担心省城人心不安，即携兵队从前线星夜赶回南昌，于8月10日夜进城。次日，李烈钧在都督府与某报记者谈话时提及：“南雷(即欧阳武)出走太急，渠当未走时曾以电话告我，我劝其姑从缓议，既而南雷复电云去志已决。我告以君必欲去，亦须俟我至，不意其迫不及待，竟仓皇弃城而去。”(106)显然，欧阳武担心，李烈钧返回省城后，自己恐将难以出逃，因此连一日也不愿等待。逃出南昌后，欧阳武于8月13日抵吉安青原山为僧，自号“止戈和尚”，旋致电南昌商务总会，称自己“从此为僧，不再问天下事，但关于桑梓事，尚乞便示一二，以慰乡人之念”。(107)

欧阳武、贺国昌出逃，使得李烈钧不得不分散一部分精力来稳定南昌秩序。在南昌逗留五日后，李烈钧再次赶回前线，行前任命伍毓瑞接替廖伯琅任南昌卫戍司令。(108)8月18日，北军张敬尧部在距南昌三十里之王家渡击败赣军，张敬尧部乘势追击败军进入南昌，次日护军使李纯进城，南昌宣告陷落。(109)李烈钧、林虎退至湖南，旋乘船亡命日本，方声涛由上海逃往日本，伍毓瑞则由浙江逃往日本。8月22日，袁世凯下令，严密查拿李烈钧、欧阳武二人。江西二次革命终告失败。

六、“止戈和尚”乞赦

逃到青原山的欧阳武并没有静心为僧，而是迫不及待地反复向护军使李纯表明自己的心迹，以求免罪。当他得知北军攻占南昌后，致电李纯及南昌商会表示欣喜，大意谓：“闻李护军使旌斾业已莅止，地方赖以维持，罪人远居乡陬，传闻之下，何等庆幸！”(110)8月26日，他电告李纯，已经将自己去吉安时所带卫队一连遣散，枪子弹药及军装一概点交水巡第四局局长倪兴魁收管，护军使印信也已派人送往李纯麾下，吉安市面，安靖如常。(111)李纯当即回电，允诺代其向中央剖白心迹，谓：“前电告送印并叙维持苦衷，足征委曲求全，并未情甘从逆，我公心迹，久而自明，况由省赴吉，披剃为僧，实属万不获已。公热心桑梓，挽劫术穷，当为明哲所谅。一俟印信送到，应即电达中央，代为剖白，谅民国主张人道，定无意外之虞。”(112)其时谣传李烈钧、林虎退至吉安，将联合欧阳武募兵筹饷，准备东山再起，欧阳武立刻通电否认，并表示李、林若来吉安，他将报告中央。电云：

武自到吉安，即已电禀两总统，并通各省，脱离执事，所有卫队护兵，亦全行遣散，区区苦心，幸蒙鉴谅，曷胜感激。顷风闻有人造谣，谓武与李、林在吉募兵筹饷等语，闻之不胜骇异。自李、林迫武败回之后，武深衔恨，今幸脱离虎口，岂肯复受其愚乎？查李、林并未来吉，如其来时，武即报告，决不忍使李、林再来吉安，扰我桑梓。惟武治军以来，办匪素严，今骤释兵权，待罪空门，难保匪徒不思报复，故造种种谣言，淆乱是非，诚恐传闻失实，谨先电闻。(113)

欧阳武在青原山为僧只有一个月。据龚师曾讲，他见刘世均的父亲已经被捕，“恐累及父兄，乃投案自首”，(114)由水巡局长倪占魁护解到省，然后由李纯于9月15日发军事执法处优待，并电京请示办法。(115)9月27日，欧阳武由南昌押解赴京。(116)9月28日乘船经过汉口刘家庙时，欧阳武于舟中给副总统黎元洪写了封信，请黎代电中央为自己说情，不要将自己与“乱党”同论。信中写道：

副总统钧鉴：敬禀者。武前以庸才，谬承保荐，得膺重寄。嗣因被胁，陷于大罪。复蒙矜鉴，力任剖白。知己之恩，碎首难报。武自投案到省之后，承李护军使采访舆论，深悉武实受迫，情在可原，不忍加诛，兵允将武力主和平之心迹电陈钧座。今武入京受审，咫尺崇阶，不获叩谒，渴念之私，曷其有极。伏惟我公爱武，有加无已，倘蒙代电中央，为武解释，使武平日拥护中央、维持地方之苦衷得以表白于天下，不与乱党同论，则感戴大德，永无涯涘。书不尽意。肃此，敬请钧安。欧阳武谨禀于刘家庙舟次。(117)

据此信，黎元洪似乎未与欧阳武相见。然据《申报》报道，欧阳武曾在汉口留住一日，并往见黎，黎也曾“备筵饯之”，并拟请总统下令特赦。报道谓：

前江西护军欧阳武于李、林倡乱时，不能直截阻遏，反受都督尊号，其罪诚百喙莫解。惟武固有拥护中央、希冀和平之心，无如将士不从其命，左右又尽属李烈钧之党，致陷身于党首之列。日前赴南昌，自行投案，李护军使以有自首免罪之命，且武心迹又不无可原，已电袁、黎二总统为之缓颊。兹奉政府电令解京，特派员护解，于二十八日抵汉，换车赴京。黎副总统素雅重武，亦欲为之开脱，当轮舟抵汉时，即饬杜镇守使派员妥为招待，假汉口大旅馆为武旅邸。武坚辞，不肯入居，自言罪人，何敢受此优待。爰随解员乘一小舟渡江，禀见黎公叩谢。黎公仍以客礼相待，备筵饯之，武力辞不饮。讌间与黎公语时，颇有一句一呜咽之概。二十九晨即乘车北上矣。大约到京以后，仍须归法庭审讯，惟武有力谋反正证据多种，黎公拟为请特赦，令其戴罪立功自赎云。(118)

另据吴艺武《我所知道的方声涛》一文，当中也提到欧阳武“途径武昌，黎元洪曾与一饭。席间，他痛哭流涕地哀恳黎氏援手”。(119)

欧阳武解京后，被关进陆军部监狱，其时适逢正式大总统选举即将举行，对欧阳武的审讯并没有即刻进行。10月6日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并于10月10日就任。10月11日，欧阳武给陆军总长段祺瑞写了一封长信，详述自己“在赣被胁情形”，希望能够将自己特赦。开头首先陈述自己与国民党感情并不融洽，谓：

窃武素来持身纯正，恪守军人本分，不肯加入政党。当李逆烈钧督赣时，屡次要武入国民党籍，武皆谢绝。因此，与国民党感情即不融洽。嗣宋案、借款两问题发生之后，该党极主激烈，武又不肯赞同，以致又为该党所忌。嗣后瑞昌县属马头镇之兵与武穴之兵相距仅一江面，武恐因冲突而生意外，乃派人与黎副总统接洽，商议退兵之事。承黎副总统甚以武言为然，武当即撤退马头镇之兵，以释鄂、赣猜疑。讵又因此而招国民党之怨。嗣李逆烈钧免官，武适承护军使之任，于是国民党中人更加恨武矣。(120)

接下来陈述自己就任护军使之后，“即思打销李逆烈钧之余焰”，但各处军队皆调遣不动，李烈钧返回湖口后他曾派人往劝其不要扰乱江西秩序，为李所拒绝，于是召集各界会议，提出辞职，辞职不成，又为俞应麓等胁迫担任江西都督等情形。接着又陈述自己乘“乱党”防备稍弛，自南昌出走吉安，遁居空门，拍电欢迎李纯兵入南昌，以及解散卫队，送交护军使印信，晋省投案等情形。最后写道：“设武苟有愧于心，武决不敢自首；惟武实系被乱党威胁，以致身败名灭，故敢投案自首，求为昭雪。今羁于部监看管所十有余日，悒悒痛苦，度日如年。伏祈总长俯念下情，早日赦出，使武被胁之冤得以表白于天下，则感戴无既。”(121)

其时又有消息，谓欧阳武在狱还曾上书袁、黎，“自明赣军皆李旧部，时非独立，难以维持，官军入赣，印信毕交，并无叛心，请求宥恕”。(122)

10月12日，日人所办《顺天时报》以“政府诸公已有人提议”特赦为由，发表题为《愿大总统宣告特赦》的社论，谓：“现届第二周国庆大典，又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就职之期，万国腾欢，普天同庆。当此时，政府于悬旗结彩、阅兵赏勋之外，有亟应举行者二事，其一即宣布解严，其二即宣告特赦是也。”并指出特赦“宜以政治犯为主”，特别是二次革命中那些“胁从者，或受党派牵连，或因地方关系，一朝失足，遗误终身，其迹不无可原，其情尤为可悯”。希望大总统就任伊始，即行宣布特赦，“不独际兹盛典，宜布恩施，且足表总统宽大之心，安天下反侧之念”。(123)欧阳武的哥哥欧阳成也为欧阳武特赦之事积极活动，于10月底“邀请赣省在京各界同乡，详细宣布欧阳武当时困难之情形，当时到会诸君皆承认具呈力保”，并“联名上书大总统”。(124)

经过陆军部军法司五次审讯，11月1日，段祺瑞呈报欧阳武一案审理结果，决定判处欧阳武有期徒刑八年，褫夺公权全部。袁世凯当即下令特赦，谓：“本大总统查阅全案，欧阳武本属咎有应得，姑念其此次犯罪出于迫胁，与甘心从逆者有间，且束身投案，心迹尚有可原，应依《临时约法》第四十条特赦，欧阳武免其执行，即由该部遵照办理。”(125)《顺天时报》披露，欧阳武之所以得到特赦，“系由于黎副总统、李纯之电保欧阳武在赣之种种情形，实与甘心从逆者不同，请大总统格外宽宥。在京之总统府顾问江西人饶孟任、李盛铎两君亦时在总统面前代陈欧阳武之苦衷，而其兄众议员欧阳成君，亦从多方运动，故得免执行徒期”。(126)

欧阳武特赦后，欧阳成“登报终身脱党”。(127)兄弟二人闲居京城棉花四条胡同，有人往访，欧阳武自言“甚感大总统赦免之恩，誓以死图报”，并称他“始终不赞成李烈钧之行动，后事败逃居青原山，部下尚有军士百余人，非不难带款他逃，然因亲老且连累故旧，愿自行投案，以了此问题”。(128)尽管重获自由，但欧阳武内心并不安宁，他唯恐其弃守南昌及俯首乞赦的做法不被人理解，故曾致书赣省商界某君详细解释，谓：

弟不肖，道德不足以化顽，才学不足以弭乱，运命舛蹇，遭遇群凶。当是时也，进退维谷，死节则地方立见流血之惨，逃走则市面立有糜烂之祸。同为赣人，又索为商界诸公所信任，不敢爱惜一身而贻地方莫大之惨祸，无宁牺牲性命名誉者，盖以报答商界诸公平日之信任，抑又尽其守土之责也，区区苦心，两次亲到商会谈话，幸蒙商界诸公均能鉴亮，此弟宁死而不忍弃商界诸公也。及后闻李烈钧将以省垣作持久计，弟因哀念念南昌之民何罪何辜而必遭此大厄，故即去省而不忍以南昌作战场者，亦足以见弟爱惜商界诸公之一斑也。嗣闻秀山都督入城，弟即电贺，盖为赣民庆生命财产得所保障，又为弟自幸从此可以卸责任也。待罪空门，不敢逃刑，束身自首，岂敢贪生，诚以奉职无状，罪该万死，托庇异族，君子所耻，且走则适以坐实作乱之罪名，死则犹可表白被胁之心迹。古之君子皆重名誉而轻生命，弟虽不肖，亦尝奉教于君子，何敢惜生命而弃名誉，故宁死而不敢逃也。幸赖先生与商界诸公当秀山都督入城之日，段宣抚使莅省之时，多方剖白，幸以仁人之言，得以上闻，乃荷荫庇，竟获再生。虽大总统恩施法外，然亦先生与商界诸公之力也。感激图报，弗敢或忘，刑余残生，暂居都门，杜门思过，痛自悔忏，倘蒙不弃，赐以箴言，俾资自新之助，则尤荷感。(129)

欧阳武很清楚，身为讨袁派推举的赣督，放弃抵抗、弃城逃走不仅失职，而且失节。他自称“止戈和尚”，实际上不过是他对自己弃守南昌行为的自我美化而已。他声称不愿“地方立见流血之惨”，故没有选择“死节”，并把这种选择冠冕堂皇地解释为“不敢爱惜一身而贻地方莫大之惨祸”，是为了“报答商界诸公平日之信任”，也是为了“尽守土之责”。另一方面，他认为“逃走则市面立有糜烂之祸”，可他最终还是以“不忍以南昌作战场”为由，选择了“逃走”，这与他所谓“报答商界诸公平日之信任”以及“尽守土之责”云云，何其自相矛盾。为了脱罪，他彻底否认自己也曾有过反袁行动，把他就任赣督及其后所为一概称之为“被胁”，把李烈钧称为“李逆”，把讨袁派称为“乱党”，因此他不愿像李烈钧等人那样流亡日本，认为“走则适以坐实作乱之罪名”。他认为名誉比生命更重要，“故宁死而不敢逃也”，可当北军逼近南昌时，他却不愿“死节”而选择了“逃走”，这又何其自相矛盾。他感谢商界诸公“多方剖白”，使自己重获自由，却丝毫不敢提自己是如何向李纯、黎元洪、段祺瑞等当局中人俯首哀求的。他力图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据，却难以自圆其说，根本原因就在于，他选择出处进退之时，更多考虑的其实是个人得失，而非大是大非。

进入民初后，在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原先身为李烈钧属下健将的欧阳武，与国民党的关系逐渐变得若即若离。欧阳武并不像李烈钧那样激烈反袁，加上其兄众议院议员欧阳成等在幕后活动，袁世凯才在免去李烈钧赣督本官后，任命欧阳武为护军使，并批准黎元洪的保荐，由欧阳武兼代赣督。起初欧阳武并不愿彻底倒向袁世凯和国民党中任何一方，他自信有能力掌控赣省局面，因此一方面暗中表示拥护中央，另一方面公开主张赣省自保，以求得到江西国民党人支持，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故当北军以震慑“乱党”为由入赣时，欧阳武表示强烈反对，并竭力阻止。但欧阳武就任护军使兼赣督也引起了国民党讨袁派对他的防范，因此他对李烈钧同党暗中酝酿讨袁，乃至李烈钧本人由沪返赣在湖口发动起义，事先均不知情。二次革命于湖口正式爆发后，在袁世凯方面的笼络、施压下，欧阳武一度向中央表示，欲派兵进攻湖口。但很快他又接受讨袁派推举，出任赣督。而随着讨袁军渐渐处于劣势，欧阳武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不但以“不忍使南昌为战场”为由弃城而去，而且为了脱罪将自己就任赣督及其后所为一概称之为“被胁”，并将讨袁派称之为“乱党”，从而完全倒向袁世凯一方，并通过多方活动，最终得到袁世凯特赦。

二次革命中欧阳武角色的几次变换，为我们观察讨袁派内部的复杂性，以及理解二次革命失败，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从欧阳武的整体表现来看，无论其人对袁世凯的态度，还是对国民党讨袁派的态度，都是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并无确定宗旨。他试图两面讨巧，以实现赣省自保，终因自身实力及影响有限，不但赣省自保未能实现，而且其游移不定也成为导致江西二次革命失败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在革命失败后讨袁派重要人物纷纷流亡海外或被杀害的情况下，欧阳武的最终结局可以说相当扎眼。他保住了性命，却丢掉了气节，结果两面皆不讨好。在国民党人心目中，欧阳武已经是个有污点的人。袁世凯当然也清楚，欧阳武所谓“被胁”并不完全属实，以欧阳武并非甘心“从逆”为由将其特赦，不过是刚刚就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笼络人心之举，这样的人不可能真正为袁所重用。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武后来曾撰《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详细记述了自己参与辛亥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经历，但对自己如何在欧阳成鼓动下，暗中直接与总统府秘书曾彝进乃至袁世凯本人联系，表达拥护中央的态度，只字未提。对所谓“被胁”出任讨袁赣督，亦只字未提。对弃守南昌，则以寥寥两句话带过。而对其至省城向李纯自首，以及多方运动，乞求袁世凯赦免等事实，同样只字未提。显然，他想给世人留下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但历史的真相终究无法掩盖。

①林虎：《往事片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库》(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546页。

②卓仁机：《我所知道的李烈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76页；卓仁机：《辛亥革命的几个片段》，《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页。

③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7～28页。

④《欧阳武接洽省议会之谈话》，《申报》1913年6月27日，第6页。

⑤《湘赣皖粤四都督联名反对大借款通电》(1913年5月5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7页。

⑥《袁世凯军事计划消息》(1913年5月)，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95页；《李纯进兵湖北命令》(二件)，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404～405页。

⑦《临时大总统令》(1913年6月9日)，《政府公报》第393号，1913年6月10日，第147～149页。

⑧《赣宁乱事始末记》，1913年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⑨黄远庸：《最近之大势》(1913年5月27日)，《远生遗著》卷3，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2页。

⑩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6、349页。

(11)欧阳武：《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12)卓仁机：《我所知道的李烈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75页。

(13)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第28页。

(14)《副总统对赣之近事谈·特派员之先驱》，《申报》1913年6月25日，第3页。

(15)《李烈钧免官问题之结束·副总统电保欧阳武》，《申报》1913年6月21日，第6页。

(16)《李烈钧离任之赣江潮·欧阳武之就职》，《申报》1913年6月22日，第6页。

(17)《众议院议员欧阳成致伊兄(弟)欧阳武电稿》(6月10日)，1913年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18)《欧阳武交来九江绅士徐敬熙等电一件恭呈钧阅》(6月11日)，1913年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19)《黎元洪为欧阳武请取消护军[镇守]使及勿派兵入赣等情密电》(1913年6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2～133页。

(20)《欧阳武致曾叔度电》(6月17日)，1913年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21)《欧阳武致政府电》(6月17日)，1913年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22)(23)《复欧阳成》(6月17日)，1913年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24)《欧阳武莅赣新猷》，《申报》1913年6月24日，第7页。

(25)《欧阳武接洽省议会之谈话》，《申报》1913年6月27日，第6页。

(26)《欧阳武莅赣新猷》，《申报》1913年6月24日，第7页；《专电·南昌电》，《申报》1913年6月22日，第2页。

(27)《南昌欧阳武致大总统府秘书厅曾叔度电》(6月21日)，1913年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28)《曾彝进复南昌欧阳护军使电》(6月□日)，1913年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29)《欧阳武致大总统袁世凯函》(1913年7月1日)，手迹原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30)《李烈钧免官后电报一束·欧阳武致湖北电》，《申报》1913年6月17日，第6页。

(31)《李烈钧免官后电报一束·李烈钧致北京电》《李烈钧免官后电报一束·李烈钧致湖北电》《李烈钧免官后电报一束·李烈钧致各县电》《申报》1913年6月17日，第6页。

(32)《李协和去赣记·临别赠言》，《民立报》1913年6月22日，第7页。

(33)《李督免官布置政务》，《时报》1913年6月19日，第5页。

(34)《赣议会解决善后问题之特别会》，《申报》1913年6月24日，第6页。

(35)《欧阳武接洽省议会之谈话》，《申报》1913年6月27日，第6页。

(36)《黎元洪为欧阳武请取消护军[镇守]使及勿派兵入赣等情密电》(1913年6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33页。

(37)《地方通信·副总统电慰人心》，《申报》1913年7月1日，第6页。

(38)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第30页。

(39)《林虎二次革命回忆录》，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28～529页。

(40)林虎：《往事片段》，《中华文史资料库》(第1卷)，第546页。

(41)《浔阳战事之鄂讯·北师赴浔之原委》，《时报》1913年7月21日，第3页；朱宗震：《真假共和：1913·中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8～180页。

(42)林虎：《往事片段》，《中华文史资料库》(第1卷)，第546页。

(43)(44)《黎元洪述赴援九江情形电》(1913年7月8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38页。

(45)(46)《黎元洪述赴援九江情形电》(1913年7月8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39页。

(47)《欧阳武请黎止派外兵至浔函》(1913年7月5日)，抄件，撰者藏。

(48)《欧阳武请人劝黎勿受陈廷训耸动函》(1913年7月5日)，抄件，撰者藏。

(49)《黎元洪述赴援九江情形电》(1913年7月8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40页。

(50)《欧阳武为反对北军入赣致国务院电》(1913年7月6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36页。

(51)《陈廷训引导北兵来浔之恐慌》，《申报》1913年7月12日，第6页。

(52)《赣省议员颜丙临等请将抵浔北军撤回等情电》(1913年7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36页。

(53)《贺国昌等致大总统电》(1913年7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35～136页。

(54)《廖伯琅等关于请速调回驻浔北军免致糜烂地方等情电》(1913年7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34～135页。

(55)《黎元洪述赴援九江情形电》(1913年7月8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39～540页。

(56)《北兵调浔风潮之颠末·北兵之调回》，《申报》1913年7月14日，第6页。

(57)《李纯报告抵浔电》(1913年7月8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37页。

(58)(60)《林虎报告北军进逼无可镇静电(二件)》(1913年7月10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41～542页。

(59)(61)《欧阳武关于李纯率北军入赣人心惶恐请速调回等情通电》(1913年7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37～138页。

(62)《浔阳战事之鄂讯·陆参二部之解释》，《时报》1913年7月21日，第3页。

(63)《唐在礼曾彝进致欧阳护军使电》(1913年7月8日清)，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64)《李纯报告李烈钧抵湖口电》(1913年7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43页。

(65)龚师曾：《赣军始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上册，第337页。

(66)《李纯致参陆两部报告备战情形电》(1913年7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44页。

(67)《刘世均致段祺瑞请示协助李纯电》(1913年7月10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42页。

(68)《李烈钧回赣讨袁致江西各界电》(1913年7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44页；《致欧阳武及国民党各报馆等电》(1913年7月11日)，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4页。

(69)《专电》，《申报》1913年7月12日，第2页；《萧锦致执夫书》(1913年7月15日)，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70)《李纯报告与林虎部在沙河一带战斗及请速派队增援等情密电》(1913年7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39页。

(71)《南北交绥后之章江观》，《申报》1913年7月18日，第6页。

(72)《公电·黎元洪公电二》，《申报》1913年7月18日，第2页。

(73)欧阳武：《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15页。

(74)《专电》，《申报》1913年7月12日，第2页。

(75)《副总统详述派军赴援要塞之原因·电二》(1913年7月12日)，《申报》1913年7月17日，第6页。

(76)《袁世凯命令黎元洪欧阳武镇压李烈钧电》(1913年7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44页。

(77)(80)《欧阳武致欧阳成电》(1913年7月11日)，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78)《南北交绥后之章江观》，《申报》1913年7月18日，第6页。

(79)《欧阳武狱中呈段祺瑞文》(1913年10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75～576页。

(81)《黎元洪致袁世凯请任命李纯署九江镇守使电》(1913年7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42页；《临时大总统令》(1913年7月12日)，《政府公报》第426号，1913年7月13日，第277～278页。

(82)《欧阳成致欧阳武电一》(1913年7月12日)，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83)《欧阳成致欧阳武电二》(1913年7月12日)，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84)《欧阳成致九江刘师长电》(1913年7月12日)，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85)《欧阳武致袁世凯拟进攻湖口电》(1913年7月12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45～546页。

(86)《中央致南昌欧阳护军使电》(1913年7月12日)，抄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87)《赣省议会之布告》(1913年7月13日)，《时报》1913年7月19日，第4页；欧阳武：《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16页。

(88)《欧阳武在德安战胜袁军及取消护军使就任赣督通电》(1913年7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41～142页；《欧阳武前后异辞之两电》，《时报》1913年7月22日，第4页。

(89)《欧阳武狱中呈段祺瑞文》(1913年10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76页。

(90)《临时大总统令》(1913年7月17日)，《政府公报》第432号，1913年7月19日，第461～462页。

(91)《命令》，《申报》1913年8月4日，第2页。

(92)《临时大总统令》(1913年8月4日)，《政府公报》第449号，1913年8月5日。

(93)《专电》，《时报》1913年7月18日，第2页。

(94)《与欧阳武等致谭延闿谭人凤电》(1913年7月16日)，徐辉琪编：《李烈钧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

(95)《与欧阳武等致岑春煊电》(1913年7月16至19日间)，刘泱泱编：《黄兴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60页。

(96)《欧阳武复李纯函》(1913年7月)，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486～487页。

(97)欧阳武：《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23～324页。

(98)卓仁机：《我所知道的李烈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77～78页。

(99)《黎元洪关于北军占领湖口情形密电》(1913年7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49～150页。

(100)《李纯报告北军攻占德安等地通电》(1913年8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50～151页。

(101)《段芝贵报告马继增旅攻占吴城等情密电》(1913年8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51页。

(102)《李烈钧返赣时之状态》，《申报》1913年8月23日，第6页。

(103)《南昌专电》，《申报》1913年8月18日，第2页；《李烈钧返赣时之状态》，《申报》1913年8月23日，第6页。

(104)《欧贺去赣时之章门态度》，《申报》1913年8月24日，第6页。

(105)龚师曾：《讨袁时期赣军的具体活动和作用》，《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编印，第19页。

(106)《与某报记者谈话》(1913年8月11日)，徐辉琪：《李烈钧文集》，第215页。

(107)《止戈和尚关心丧梓》，《申报》1913年8月29日，第6页。

(108)《北军未抵省时之南昌残局·伍毓瑞接任卫戍》，《申报》1913年8月25日，第6页。

(109)《段芝贵报告张敬尧团攻占南昌等情密电》(1913年8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二)》，第152～153页；《李纯大兵进南昌城》，《时报》1913年8月30日，第5页。

(110)《李护军使进城后之江西·欧阳武之近况》，《申报》1913年9月9日，第6页。

(111)《电明欧阳和尚之心迹·欧阳武致李护军使电》，《申报》1913年9月15日，第3页。

(112)《电明欧阳和尚之心迹·李护军使复电》，《申报》1913年9月15日，第3页。

(113)《江西近事纪要·欧阳武之自辩》，《申报》1913年9月10日，第6页。

(114)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42页。

(115)《专电·南昌电》，《申报》1913年9月18日，第2页。

(116)《专电·廿八日亥刻南昌专电》，《申报》1913年9月29日，第2页。

(117)《欧阳武求黎代为洗刷函》(1913年9月28日)，抄件，撰者藏。

(118)《欧阳武与熊克武》，《申报》1913年10月4日，第4页。

(119)吴艺武：《我所知道的方声涛》，《福建文史资料》(第1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1986年，第74页。

(120)(121)《欧阳武狱中呈段祺瑞文》(1913年10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73～574、574～577页。

(122)《专电·北京电》，《申报》1913年10月14日，第2页。

(123)《愿大总统宣告特赦》，《顺天时报》1913年10月12日，第2页。

(124)《欧阳武特赦问题之研究》，《顺天时报》1913年10月27日，第3页。

(125)《大总统令》(1913年11月1日)，《政府公报》第538号，1913年11月2日，第28页。

(126)《特赦欧阳武再志》，《顺天时报》1913年11月3日，第3页。

(127)《专电》，《时报》1913年11月5日，第2页。

(128)《欧阳武特赦后之态度》，《顺天时报》1913年11月4日，第9页。

(129)《止戈和尚之怨艾声》，《申报》1914年1月4日，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