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
一九七八年，二十一岁的陈福民考上了河北师范学院。学校校区在离张家口三十公里的宣化县境内，离县城十多公里。从家乡承德到北京，再乘京张铁路去上学，那条线路从丰台站出发，经过著名的居庸关与青龙桥，经过宣化与汪曾祺下放地沙岭子，到张家口，“共计三十一个站点，平均七公里一站”，确实不是瞬息千里的高铁时代可以想象的慢。但它有个好处，能让人仿佛揣想尚不遙远的古代，想见戍边、入侵与逃难的路线。
也许就是以这里为起点，陈福民开始了他对北纬四十度的探寻之旅。这场探寻从陈福民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的“热河省”（也即清末众所瞩目、由朝阳─赤峰─承德为支点构成的“东蒙”）开端，经由京张铁路自西延伸，在三四十年后，替换成了“G6 高速”。这条一般被称为“京藏”的高速公路，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沿途经过居庸关（八达岭）、张家口、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临河（现在叫巴彦淖尔市），再拐弯南下。“看来非常巧合但并非巧合的是，从起点东经一百一十六度的北京到东经一百零七度的临河，这条直线，刚好坐落在北纬四十度至四十一度这一条地理带上面。”
这条近于一条直线的地理带，便是《北纬四十度》的空间轴。何伟曾在《寻路中国》里，走过一条类似的路线──这种选择并非巧合，从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赵北长城到世界知名的明长城，都蜿蜒在北纬四十度至四十一度这条地理带上。
《北纬四十度》凡十一章，聚焦的正是北纬四十度地理带发生的南北争雄，胡汉恩仇。全书叙事线索如下：
赵武灵王（河北）──白登之围（山西大同）──李广、卫青、霍去病（中国内蒙古、蒙古国）──王昭君（呼和浩特）──刘渊（山西）──魏孝文帝（内蒙古─山西─河南）──安禄山（北京）──耶律德光（赤峰─开封）──明英宗（土木堡）──右北平（辽宁、内蒙古、河北）。
历史的幕布哗地一下被拉开了。时间轴渐渐鲜明，并与空间轴构成了完美交错。陈福民称北纬四十度是“中原定居文明的生命线”毫不为过，中原定居文明最强盛的时候，可以深入漠北，封狼居胥，游牧文明一旦奋起，也可能饮马黄河以南。然而更多的时节，双方还是在北纬四十度上下，拉锯式地争夺着寸尺山河。交战也好，和亲也罢，这一条地理带始终是维持平衡的关键。吊诡的是，一旦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建立稳固的政权，立即又须面对更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如北魏之六镇，诞生出北周、隋、唐一系列王朝，唐又亡于胡人兵将之反噬，千余年间的反复波折，才是中华文明这样一个混合性多元一体文明逐渐成形的次第进程。
因此，《北纬四十度》并非如传统的中原中心叙事那样仅仅关注“边疆”的伸缩进退，而是以时空为经纬，以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为主线，着力书写“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书中主人公，胡汉各半，无非想在完整的中国史框架中去探寻历史的走向，反思人性的幽微。
正是塞外游牧文明与中原定居文明（亦即农耕文明）的进退攻防，塑形了中国文明──不只是疆土的分割，城池的废立，风俗的异同，更重要的是人心的浮沉，文化的流变，以至于民族性格的养成，都与此息息相关。以北纬四十度为弦，弹拨的是三千年国史，一万里河山。
走·读
陈福民从承德和宣化开始了他的北纬四十度之旅。四十年的时光，让那一点点“思古之幽情”慢慢发酵成了《北纬四十度》这本书，以及书后的无穷未尽之言。
这几年非虚构写作是热门，“行走的写作”更是热中之热。好书奖评奖的时候，每逢行走的写作，评委们总会高看一眼。因为会读书的人太多了，能读会写，又有心情余裕与能力行走的作者，堪称凤毛麟角。然而行走的写作自有其陷阱，亦不可不察。
这是一个作为文体的“游记”已经消亡的年代。鲁迅曾在《估〈学衡〉》里对“游记”这种古老的文体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目下对一个地方、一条路线的寻访，俯拾皆是的并非“游记”，而是“攻略”，那可真是鲁迅说的“游食眠记”，精准地指向何时行止，何处打卡，何地住宿，何物可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旅行也是一样，景点店铺，去的人多了，成了网红，配套的道路设施宣传也会紧随跟进，后来者目之所视，身之所历，不过是被嚼过千百遍的馍，但也足以引发微博与朋友圈的馋涎。
故此，功利性目标性太强的行走，只是“旅”，不是“游”。游，只能是漫游，即陈福民那些“未明所以的西行”。这段北纬四十度之旅的开启，当然是心有所感，有所思，但这种感思落实到行走，只是缘于一段“幽情”，而不是认定了要去做田野调查，要去论证一种理论，开创一种体系，它应该是这样一种情绪，一番感喟：
每次沿着连绵的阴山山脉向西行驶或者停顿，心中充塞已久又无法释放的怀想如约而至。在那些感动或喟叹无处安放的时候摇下车窗，凉爽的风灌进来，挟带着初升朝晖或者苍茫落日掠过面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之类的句子就一遍遍地默念起来，必将会唤醒一个人内心深处不可救药的文学习惯。就这样经年累月，反反复复乐此不疲，竟使人忘却身在何处，也不去追究所欲何为。
读来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此前的阅读，会在此时突然被触发，所览所知，与眼前所见所闻，在某个点凿通了虚空，带给一个读书人莫名的激动，嗣后再将这种激动变成动力，在行旅中，或回归书斋后，重行检视典籍，反复爬梳清洗那些残章断简冷凝成的印象，极力剥去时间沉积的外皮，还原出内心认可的“真实”图景。这真是一种极痛苦而又可得大欢喜的游戏，像粮食果物蒸馏成高度的酒液，像汪曾祺引托尔斯泰的名言“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与单纯读书写作得来的成品不同，这类“行走的写作”是“有我”的写作。前者偏重理性、逻辑、工夫，后者除此三者之外，犹有与古人隔着历史长河两岸对话的在场感，甚至与沉默无言之日月风景默然相通的晕眩体验。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是其谓也。当我们用想象去填补时间的鸿沟时，“我”的加入，让写作不至于沦于寻章摘句的琐细之中，时时提醒作者，这同一空间，却在相隔千年的时间两端并置，分别演绎各自的精彩。如《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结尾：
G6 是最繁忙也最拥堵的高速之一。我启程时从北京一路向西，常见沿途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在道路最外侧缓缓而行，巨大的厢体被设计成上下两层，装载了各种品牌的小汽车，以国产中低档车居多。而回程向东看见的就都是空车了，那些被卸载下来的小汽车都去了哪里？是否正行进在赵武灵王策马驱驰的路上？引人无限遐思。而西北部地区的人民，对于汽车的需求，恰如远古时代对于马的执着，这一点可以从牧民对摩托车的喜爱得到如天机一般的启示。今天，你在草原上已经越来越难见到骑马放牧的传统牧民了，他们一个个戴着墨镜，骑着各种品牌的摩托车，悠悠然跟在自己的牧群后面，情绪饱满，兴味盎然。若路况允许时，偶尔加大油门疾驰一把，骑术非常娴熟。也许，渐渐地，骑马对于他们，已经不再是必须，而更多是一种纪念和仪式了吧。
历史，总是活在这无语的庄严中，不断消失，然后重生。当它换了面容再次与我们相遇时，考验我们的就绝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知识，还有文明的识见与境界。
对于现代人来说，北纬四十度如同长城在大元与大清，全然失去进攻与防御的功能，只是一道少人关注的遗迹—有人以此来为《马可·波罗行纪》全然未曾提及长城辩护。失去了生命线意义的北纬四十度，似乎只剩下分割气候植被地貌的意义，然而，总有一些记得鸣镝烽烟的人到来，将“我”的感喟与怀念投射在每一座丘陵每一条古道上，试图唤醒深嵌在黄土与荒草中的记忆。
诗·史
记得有一年在西安的乾陵，与陈福民老师讨论过《史记》，对太史公能将文史熔为一炉的境界赞叹不已。鲁迅在东京上章太炎的补习班，回答老师“文、学之分”的问题，说“文以增人感，学以启人思”，话虽简要，实得真谛。
并不是每个作者都能用自己的行走与书写，牵动读者最敏感的神经。文学出身的写史者，首先的难题当然是如何不让自己的文笔玷污伟大的史学传统。写作过程中，陈福民将一些章节发给好友孟繁华，后者不免咋舌于文章知识的密度。我也多次听作者提及面对那些顶尖史学著述的惶恐甚或自卑。
作为资深的文学研究者，陈福民深知过往大多数的历史书写，是如何“无法通过自己认真观察和现实感悟去完成自己的文学构思，却只能用一种‘偷懒式的拿来主义去历史中抓取人物和故事，并且通过扭曲、改变已有确切根据的史实去编造自己的小说”，而民族的记忆就经由大量这样变异的叙述，变得面目全非，“不只是我一个，可能很多人的历史知识都是从民间故事开始的。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当然，也太累了”。对这种“被遮蔽的记忆”，作者为自己，也为历史感到委屈，年轻时有多“简单激烈”，现在就有多心存怀疑，比如说到杨家将故事：
这种以民间信仰介入历史的小说叙述，非常迷恋“忠奸模式”。一连串故事讲下来，辽与宋之间战争的实质、历史走向、力量对比、决策失当与否等等，基本是看不见的，只剩下昏君、奸臣与悲剧英雄的低智狗血冲突。历史真相就在对潘仁美、秦桧的痛骂与对杨老令公的赞美惋惜中溜走了。如果无视沉重、惨痛和复杂的历史事实，用一种主观化、游戏化与个人好恶的立场为尺度去书写，非但距真相越来越远，甚至还有自我麻醉之精神胜利法的嫌疑。
如果没有知识学意义上的严谨与博雅，历史写作终究是更近于游戏笔墨的玩票。我能理解《北纬四十度》为什么不惮于大段地征引史料，即使阻断本来流畅的叙述亦在所不惜。那种面对纷繁历史的如履薄冰，那种语枯词穷亦无法传递出原文精微的尴尬与为难，是每一个怀抱重述国史野心的写史者都必然经历的挣扎与困惑。
然而更大的陷阱在于：写史者是否自我建构起专业的门槛，宁愿丧失抒写心灵、对话公众的可能？倘或入主出奴，是否就此叛出文学的国门，当一个失落番邦的杨四郎？那还谈什么承继太史公的伟大传统？“我从未放弃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和手法，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希望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调整历史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历史人物”—自太史公始，“纪传体”成为历史叙事的主流，非为无因，“知人论世”是中国人文学传统中最为繁荣的一块领地，对“人”的探究是文学与史学之间共享最多、往来最密的部分。对历史人物的重述与重塑，与历史人物的共情与共鸣，从而牵动整条历史线索中的复沓与杂乱，将之梳拢成一曲荡尽人肠的无韵长歌，才足以“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
以史為基，以诗为翼，《北纬四十度》得以腾空翱翔。我特别喜欢作者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重新疏解与描摹：
这一切，是从幽州开始的。
大唐的诗人们虽然特别喜欢说“西出阳关无故人”，但情绪并不真的沮丧孤独，相反往往有“劝君更尽一杯酒”的意气风发。毕竟那是沐浴了帝都长安的繁盛与友人间呼朋引类之后的豪壮与畅快。一路向西，功业隐隐招手，他们期待并且充实。而由于地理关系，幽州地处帝国偏远的东北角，胡汉混杂，经济艰难，民情汹汹，风物萧索。目睹这些，写出的诗歌便迥然有异。
……如果认真了解到幽州的地理状况及其地方政治经济问题，就会知道陈子昂写出这样的词句一点都不奇怪，他用“怆然”而不是“慨然”“凄然”“凛然”或者什么然去形容自己的心情，是相当精准的。那是一种凋敝破败而无所依凭的苍凉，是满满感受充盈于胸臆却不能道出的虚无，是莫名的触动不知从何说起的放弃，那是一种真正的无人倾听的旷野呼告。
人物不是悬置浮搁的，他置身于每一个具体的时代。政局、地理、经济、社会制度、身世乃至个人情绪，都在雕塑着每一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尤其容易被作者与读者都忽略的，是自然与地理元素的引入—这也是我为什么总强调“万语千言，不如一见”的道理。激情澎湃的诗性与看上去冰冷无语的地理之间，有着奇特微妙的化学反应。我完全能想象，当北纬四十度的风像吹着陈子昂一样吹着陈福民时，他们胸怀里涌动的是一样的苍凉，一样的虚无寂寞，一样的怆然有涕。
《北纬四十度》的独特，不在于它是资深文学研究者的一次写作历险，不在于它史料层面的精心搜集与打磨，甚至也不在于作者以今日的多元一体国家观点，重新审视漫长边疆的每一道烽烟，每一次冲决与苦撑，在向着历史幽秘奇境的进军中，《北纬四十度》是劫掠如火的夜不收，一队身怀薄刃的轻骑，穿行于密林与荒野，为我们打开漫长的暗夜，当轰鸣与身影都已远去，一支无韵的长歌留在那曾经青春的帝国，曾经不凡又终归平实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