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报日前发表专访文章，题为《加拿大中国问题专家：中共实现中国200年来未有过的稳定》，摘编如下：
保罗·埃文斯教授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他在197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后他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变化。近日，埃文斯教授在他位于温哥华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压缩到一代人的工业革命
《参考消息》：在您第一次去中国35年后，对当今中国的印象如何？中国在过去35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埃文斯：惊人的转折。35年前，中国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家，内向型经济体，现在已经由毛泽东主义—列宁主义的政体转向全球化国家。我认为形容当今中国最合适的措辞是“全球化的中国”。它比我们在1976年所能想象的更强大、更重要，它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更多地融入世界。
除了美国在189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崛起之外，我想不到还有别的例子能说明一个国家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不仅扩大经济，还扩大其在许多不同领域的联系。所以，一个全球化的中国是我们在1976年所不能想象的。中国现在正在重新定义世界秩序，这让观察中国成为非常吸引人的事。
《参考消息》：在您看来，中国迄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埃文斯：我认为，从1976年到今年的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人民个体的人身自由以及他们从事我们在1976年所不能想象的活动的能力有了扩大———拥有财产，在许多、但不是所有问题上表达观点，众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是外界看到的那种一生中难得一遇的转变———一个国家从地区国家演变为全球大国。
《参考消息》：1976年您在中国，这听起来很不寻常。您一定有一些奇妙的经历吧？
埃文斯：我的感觉是，中国最有意思的方面是，一种强大的文明与成为全球化世界中一个现代化国家发生交叉。这是对政治机构的挑战，对经济组织的挑战，也是对人民的挑战。中国在过去35年里的变化速度是惊人的。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压缩了一场工业革命，并接近现代世界的生活。这个过程在英国用了200年，在美国用了100年，而在中国则压缩到了一代人时间。
中共主导中国不寻常历史
《参考消息》：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的。你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治理？
埃文斯：中国共产党主导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它经历了一些黑暗的时刻，一些非常艰难的时期，战争、大跃进、文化革命，以及最近的其他一些政治动荡。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权威地位，在中国实现了200年从未有过的稳定。所以，像任何重要的政治运动或政党一样，它有成功，也有失败和弱点。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指导了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进程，使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扩大，以及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得以改善，改善到远比他们在本世纪任何时候的生活都要好的程度。
《参考消息》：你对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印象？
埃文斯：中国人幸运地有了邓小平等政治领导人。邓小平看到了参与外部世界的好处，看到了中国的成功取决于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但是也取决于同全球经济的接触。中国能够产生具有外向思维和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总的来说，中国领导人在处理经济转型、政治挑战方面极为成功。
学术界应讨论中国复杂性
《参考消息》：您认为如何改变人们可能对中国存在的错误印象？
埃文斯：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学术交流和更深入的对中国的了解，这是非常必要的，不仅了解中国美好的方面，一些不太美好的方面，还了解这个国家的复杂性和变化速度。
我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的情况是，中国的专家非常了解这个国家，他们不善于把中国的复杂性传达给关注中国的民众。在加拿大，公众对中国越来越感到不安。有的时候是经济竞争，有的时候是人权和民主问题，有的问题关于食品安全，有的问题关于军事现代化。我认为，大学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讨论复杂性。不错，中国的确有食品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比其他地方更严重；中国的玩具和一些制造商存在设计问题，这并非中国人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些拥有技术的公司的责任，而有些公司是跨国公司；中国的国防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威胁性，其中有些成分超出了防卫的直接范围，不过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国的军事预算远远小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成分。
所以，学术界能做什么？我认为重要的挑战不仅仅是研究中国，而且还要把对中国的了解传递给要同一个全球化的中国打交道的公众。一个全球化的中国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中间。
包含世界所有问题的一本书
《参考消息》：您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有何建议？
埃文斯：外人给任何人提建议都是不明智的。但是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现在面临许多方面的非常巨大的挑战。这个在35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国家就像一本书，书中包含了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不管是劳动力方面的挑战，还是民生方面的挑战，还是国内人口流动和环境问题的挑战。政府正在全力应对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期待中国发挥全球性国际作用，中国要做出决策。在我看来，这不是建议，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在过去几十年里比中国更好地解决了基本经济问题。中国在经济方面做出的良好决策比其他任何大国都要多。
我认为，挑战在于如何继续采取开放和向外看的方式，重要的是对国际关系采取和平的方式。一个经历了所有这一切的国家如何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对邻国造成威胁，不让它们感到紧张，以至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这需要难得的智慧，但是中国领导人，至少最近两次轮换的领导人干得非常出色。总的来说，中国的未来在世界当中，而非在外部世界之外。□本报驻温哥华记者马丹黄晓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