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原来是行政九级，文革中提到了行政五级。她倒台以后，这件事被说成是林彪与江青勾结的证据。我一直纳闷：林彪给江青提级，动机何在？最近，读到程光的新书《心灵的对话》，才看到了一种新的解释。

程光是邱会作的儿子。这本书是父子对话录，披露了不少邱会作在中央高层的见闻。据邱会作回忆，中共九大以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在这个机构里地位特殊，呼风唤雨。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当家。九大以后，中央日常工作由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主持。毛泽东、林彪一般不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周恩来不在时，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或康生主持。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有参加会议的资格，却没有主持会议的资格。而且，江青也不分管任何一方面的具体工作，这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江青先到毛主席那儿要求分配工作，毛主席不理她。江青又去找林彪，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舒服，挡了五、六次驾。最后实在不便再挡了，就让江青和林彪谈过一次话。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是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个多余的人。’林彪冷冷地回敬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罢闭目养神，再也不开口了。”

林彪死后三年的1974年11月19日，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信说：“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次日回信：“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那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这是后话。

当时江青内心不快，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找茬生事。有一次外交部报告蒙古口蹄疫正向我们境内传播，请中央提出对策。周恩来让外交部一个副司长解释情况。副司长还没说上几句，江青就勃然大怒，说：“我们又不当马夫，为什么这样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说着把文件卷宗往桌子上狠狠一摔，响声很大。副司长惊惶失措，把高度近视眼镜摔在地上。邱会作帮他拾起眼镜。副司长夹起皮包走到会场中央，向周恩来鞠了个九十度大躬，转身就朝外跑，还没出会议厅的门就大声哭出来了。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好吧！这个文件暂不讨论了。”

有一段时间，江青还说不应当把她视为抗战初期的干部，她1931年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是文化界的“革命元老”，她的行政级别不应该是九级，应当与中央大局书记、大军区司令同级。为此，周恩来向林彪汇报，两人研究之后，决定不干扰毛主席，把江青提升为行政五级。林彪还特别让叶群透露给江青“这是总理的意思”，让江青领周恩来的“情”。江青得了这个便宜，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邱会作说：“这件事从拿主意到操办都是周恩来，林彪只是最后点头同意。我觉得周恩来没有什么错，为了不干扰毛主席，这件事毛主席到死恐怕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把江青骂个狗血喷头。那样虽然气出了，但是江青耍起无赖，周恩来至少几个月不得安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那么办了，满足了江青的虚荣心，每个月再多发她一百多元工资，算是花钱买平安吧！”

我觉得，以上对于江青提级一事前因后果的讲述，可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件事当时只有高层很少人知道，全国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干部职工，1963年有过一次升级调资的机会，以后工资被冻结了十几年，从文革发动，到文革结束，谁也别指望升级调资。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40％的干部职工才获得了升一级工资的机会，而且高级干部不在其内。就在这个漫长的工资冻结期，江青却一下子提了四级，这件事当然不敢向老百姓公开。

江青在五十年代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当时中宣部没有局的设置，处相当于现在的局。所以，从供给制转为工资制时，江青是局级干部，定为行政九级，每月工资243元。应当说，她不缺钱。她喜欢摄影，工资如不够用，还可以申请使用毛泽东的稿费。但是，当时的行政级别不仅仅意味着工资，还意味着政治地位。我记得当时传达文件，经常规定先传达到某级以上。邱会作说提级满足了她的虚荣心是有道理的。听知情者说，江青提到五级以后，并没有领取增长部分的工资。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尚待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