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曾经呈现这样一个轨迹：发端之时，多着眼于毛泽东个人的志趣与思绪，人们的目光放在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发动和领导”这方面。例如毛泽东对多年共事的战友一个个都不信任、不放心了，要打倒，于是便有人悉心搜寻某人何时因何故“触怒”了或是“失宠”于毛泽东的所谓“宫廷秘闻”。这种发微探幽的好奇心，使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有些不明不白。随着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人们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进行探索，竟一下子出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角度”，众说并列，头绪繁多，似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都成其为起因。然而，当人们举目环顾四周时，发现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主要弊端，如政治体制僵化，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等等，在别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尽管表现的形态和严重的程度有所不同。而那些国家虽然也出过一些乱子，却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人们再一次疑惑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于是，人们又把目光投向“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当时和之前的种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试图从中找出因果联系和主导因素。
众所周知，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动乱，起因绝不是单一的，更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由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萌发和制约的。“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尽管庞杂纷异，若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视野进行综合整理和系统分析，则有助于高屋建瓴地加以把握。
在社会运行机制中，执政党无疑是控制者，是控制器，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各种事务机关均为控制对象。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控制信息，控制信息的正确与否决定社会运行系统是否正常化。“文化大革命”发生时的控制信息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①]由于这些严重失真的控制信息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势必就导致社会运行扭曲、混乱和动荡。
在社会政治运行系统中，要保证控制信息的科学性，基础是民主集中制，以此矫正偏差。换句话说，理论上和对形势判断上发生失误，只要组织制度健全，并不是不可以纠正的。而这时恰恰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日益严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助长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强化集权体制，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党失去了制约自己领袖的能力。党内并非缺乏头脑清醒的人，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②]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大动作中，如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二月提纲》的批判，对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批判，通过《五•一六通知》等，都带有强烈的领袖凌驾于中央和群众之上，主宰一切、决定一切的标记。
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理想模式，是追求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系统之间以及各个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协调，社会障碍和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毛泽东的实现方式是以动致静，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这样志在改造社会的伟大人物，驰骋于社会舞台，社会目标是明确的。他以超凡的魄力，不惜同自己的战友绝裂，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就是要建立一个纯洁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天下大治”，只不过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天下大乱”的途径。
可以这样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很大程度是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上的错误的派生物。个人专断，归根到底也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主张。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勾勒了这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和轮廓：要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逐步消灭商品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全国都要办成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这种社会里，社会的障碍和不协调因素被控制、被消除了，三大差别自然消失，“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
毛泽东在此社会理想的支配下，因而对中国的现实不满，对总体来说实际上不同意他的主张的中央第一线不满，矛盾是实际存在的，是深刻的(此乃毛泽东所谓“大权旁落”的实质含义)。就连周恩来当时也曾不无惶恐地表白，我时刻紧学、紧跟、紧赶，有时仍有掉队之虞。[③]毛泽东在谢世前还愤慨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由此，毛泽东作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的惊人判断。
可以看出，打倒“走资派”，消除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这种愿望不能谓之不美好。《五七指示》发表，除了中央核心领导发现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是何等遥远之外，党内、社会上可以说是毫无异议，足以证明毛泽东的构想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然而，却严重偏离了社会运行发展的轨道。我国社会由“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退化为社会发生严重障碍、离轨、失控的十年内乱，进入一种社会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状态，甚至达到崩溃的边缘，人们全面广泛地感受了社会机制的障碍和不协调带来的楚痛。
狂热的社会心理态势，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难以制止的一个必然性因素。这突出表现在个人崇拜方面——上至最高领袖下到普通群众，都进入了一种梦魇般的心理危机，从而使这种社会现象在广阔的范围，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发生了重大影响。1958年成都会议上，当时的中央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种绝对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话，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驳，反而受到欣赏。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作为会议的内容在一部分党员中进行传达。中央的实际情形是，当毛泽东提出和坚持一种主张时，往往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只是努力“领会精神”。林彪提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本来是否定独立思考，提倡盲目服从的愚昧论，却能够得到肯定和使相当多的人视为行为准则。对于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埋怨别的一些领导人“愚昧”、“没有勇气”、“只图保住乌纱帽”等等。“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领导人，除了林彪、康生、陈伯达等极少数野心家别有用心外，主要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和毛泽东的威信(当时认为这是我们党的最宝贵财富)。而且，在集中领导的体制下，对领袖个人的态度如何，往往被视为最高纪律。谁要反对毛泽东已下决心的某种主张，不仅为毛泽东所不容，而且也不会得到集体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全国上下处在一种对毛泽东勿庸置疑、唯恐跟不上的心理氛围之中。广大干部群众中充斥着浓郁的“报恩”意识和“忠君”思想，“文化大革命”初盛行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就是这种虔诚情感的真实写照。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穿上了有象征意义的军装，接受“红卫兵”的红袖章，军装一时就成为最时髦的服装，红卫兵运动由此风起云涌。毛泽东本人出于某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对个人崇拜亦是默许、欣赏、甚至提倡。于是出现“山呼万岁“时，呼万岁者欣喜若狂，被呼万岁者喜形于色的戏剧性场面。
已是暮年的毛泽东的心理状态，使“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的起因，明显打上他个人性格的印记。出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毛泽东深深陷入党变修、国变色的忧虑当中，特殊敏感，以至担心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担心中国“出赫鲁晓夫”。“反修防修”关注后事，是毛泽东执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虑。社会历史运行遵循一定的规律。但是，当社会历史条件赋予个人以高度权力时，个人虽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却能够加速或迟滞其进程，乃至在某一事变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社会运行的视野看，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动态变化的，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同样的社会现象，相对于某一社会过程来说是必然的东西，相对于另一社会过程来说就成为偶然的情况。反之亦然。就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偶然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要搞的那种革命，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④]它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反动。但就1957年以后国内社会机制的不正常运行和我国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来讲，发生“文化大革命”又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偶然现象，但由于我们党思想政治上的“左”倾错误的发展和毛泽东混淆敌我、个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少数坏人(当然包括林彪、江青之流)受重用甚至爬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又是必然的。个人崇拜的严重发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因素之一，但个人崇拜得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又是一种偶然现象。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如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凡是存在偶然性的地方，其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凡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它始终又受着内部必然性的支配。
注：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②]《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9页
[③] 曾长秋主编：《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④]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 段华明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