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能不能取得成效，已经不单单取决于经济本身，不单单取决于经济体制本身，它已经使改革成为一个全面建设新体制的创新时期、创新工程。

站在今天来看，我国的改革特征可以分为三个制约与攻坚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突破期。其主要任务是解决经济体制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紧迫问题，为改革的深化，为开放的扩大开辟路径，确定目标。这是打破坚冰、推进改革、逐步除旧的阶段。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原有意识形态与改革主张发生尖锐冲突，突出地表现为姓“社”姓“资”的矛盾。改革者面临的攻坚制约是，既要如汪洋书记所言“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推进改革，又要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就是改革必须表明社会主义方向（诸如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保持大局基本稳定；既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又不能为以后的改革制造障碍。不过这个阶段的改革尽管推进难度相当大，但是容易见效，改革的主张可以得到普遍的赞同，广大群众可以从改革的措施中得到真真切切的实惠，体会到改革的实际效果。这个阶段应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十五大以前。

第二阶段是结构转型期。主要是解决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十五大至今都属于这个时期。结构转型期是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优化结构、构筑框架、逐步布新的阶段，主要制约是随着改革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利益博弈。就整个改革来说，利益矛盾最尖锐是这个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这是改革取得较大效果的阶段，也是社会阶层激烈分化的阶段，整个社会结构分化为若干个阶层，这些阶层都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获得这种特殊利益的特殊渠道，产生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这个阶段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汪洋书记所言“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合理协调利益矛盾。

这一阶段的改革在社会舆论方面面临的挑战：一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会使一部分低收入的困难群体诱发对旧体制的眷恋情绪，怀旧、今不如昔。其危险性在于，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很可能同由于改革深化和不断取得成效而沉寂下来的极“左”思潮相结合，成为影响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一些抱有极“左”主张的人，打着维护社会公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号，改头换面地贩卖“左”的一套，使改革的舆论环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势。二是各阶层的代表不可避免地会提出阶层利益的理论表达，使改革者作出决策的舆论环境趋于复杂，影响到决策，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协调之外，额外地增加了思想理论层面的协调负担。过去往往一锤定音，今天是多种声音的表达和平衡。三是由于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矛盾、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深层次矛盾交织在一起，情况相当复杂，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性非常明显。不像改革初期那样一项改革措施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改革的成本增大，使得改革难以一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容易使激进思潮应运而生，总感到现行的改革措施不过瘾。综观历史上的改革，所谓激进派和保守派之争，大体上发生在这一阶段。四是这个阶段经济的开放度达到很高程度，思想文化方面的碰撞十分激烈，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思潮传了进来，对改革目标的选择、改革措施的确定、改革的实际进程都会产生影响。操作不当，就会出现全盘西化，或者极端狭隘民族主义。

所以，结构转型期是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能不能取得成效，已经不单单取决于经济本身，不单单取决于经济体制本身，它已经使改革成为一个全面建设新体制的创新时期、创新工程。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稳定地度过这个时期。这个阶段最大的危险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会出现社会失调。由于利益矛盾十分尖锐，非常复杂，尽管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一旦出现社会失调，对执政党来说，那是严峻考验。

第三阶段是体制完善期。如果协调、稳定地度过了结构转型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设，道德素质的提高，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完善新体制。这个阶段是深化完善、全面建设、体制定型的时期，各种社会力量得到有效整合，利益矛盾得到有效协调，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整个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也就是改革的成果分配方面有差距，但差距不大，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处理得比较得当。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体制保障，国家就会真正腾飞。我国预期在2020年左右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那时才能进入这个阶段。来源: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