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特征，历史也早已证明近代国际体系下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何其重要，而无论是从微观机制还是从宏观层次、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来看，收入分配领域的平等、公正更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激发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积极性。何种局面更有利于生产扩大、增加供给以及社会稳定，不言而喻；须知，“一人傅之，众人咻之”从来就不能成事。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经济界热门话题，由于中国众多商品产能已占世界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继续依赖投资和出口高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难以为继，扩大消费问题日益突出。

而在宏观层次，从消费环节和需求领域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将有效需求集中于国内产业部门而非国外产业部门，从而令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拉动国内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

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是因为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只有较少的部分用于消费，较多的部分用于储蓄；而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有较多的部分用于消费。

在发展经济学界，巴西经济学家赛尔索·福塔多较早从需求结构角度详细论述了收入分配不公平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命题。在1979年发表的《巴西发展模型》一文中，他提出，绝大多数穷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高度失衡，这类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几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为穷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开支后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而汽车这类奢侈品要么依靠进口，要么由国内外资企业生产，因为国内企业和投资者既无足够资本，也不懂如何生产这类较为高级、复杂的产品。由于这样能够维持对只有外国企业才能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外国投资者很愿意保持收入分配失衡。

30多年过去了，赛尔索·福塔多的上述论述基本仍可成立。一个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有幸跌跌撞撞进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掌握了绝大部分购买力的高收入阶层也必然更倾向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而不是本国不那么时尚、属于中低档、质量也相形见绌的商品。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国内厂商有能力生产同类商品，也由于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而假如没有国内市场的有力支持，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实现赶超。

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如能实现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购买力将更多地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这样，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公平，就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长期为西方主要国家之最，一度号称“一亿总中流”，正是这种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内资企业主导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费品的普及。

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遏制利益集团壮大的治本之道

从较长时间跨度上展望未来，现在突出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助于遏制利益集团壮大，防止其尾大不掉，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是节制利益集团势力的治本之道。

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因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护国内市场、为本土产业创造发展空间，但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舆论上势力强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有能力扼杀这类政策，以求满足自己对外国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一般而言，适度的本币贬值能兼顾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双重目标，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往往诉诸本币贬值手段以刺激本国经济，国际收支压力较大、对出口产业依赖性较高的国家此种动机更强，经济危机也常常会强化各国本币贬值动机，以至于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形成了各国竞相实施“汇率倾销”的全面货币战；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后，“货币战争”一词也一炮而红，风靡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公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鲁政府和1971年的加纳政府实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日常生活消费高度依赖于进口消费品，本币贬值政策虽然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却导致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损害了这些群体的短期狭隘利益，他们便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颠覆了政府。而深受高收入群体控制的加纳、秘鲁发展如何，全世界有目共睹。

更进一步，这样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动能力，财政动员能力虚弱：因为这个小小的高收入群体有能力制定和推行片面有利于自己的财税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而一个财政动员能力虚弱的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各类经济和社会冲击，本土现代产业的发展环境因此进一步恶化。

即使是在引领世界的大国，专注私利、罔顾公利而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也会扼杀公正和发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国西班牙就是这样没落的，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同样面临这种风险。次贷危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但致力于推动金融改革的奥巴马却因开罪了华尔街利益集团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价。2010年9月上旬，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在该年年末的中期选举中，奥巴马果然惨败。

改革初期，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尽管当时领导层就意识到了其可能的副作用，但由于相应措施未能及时同步，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奢靡和铺张似乎日益成为值得大张旗鼓炫耀的事物，以至于妨碍奢靡、铺张生活方式者被某些人“理直气壮”地抨击为罪过。“张爱玲热”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初，笔者就曾读过一篇文章，文中讲到建国后张爱玲有一次到饭馆点了一份虾仁面，按自己习惯把虾仁吃掉，面一口没吃就丢了，饭馆中其他人都向她投来冷冷的目光，令她如芒刺在背。她大肆挥洒笔墨严词抨击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给当时还是学生的笔者留下了此生无法磨灭的印象，因为无论是笔者那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还是笔者，都无法认同张爱玲这种浪费宝贵粮食的举动，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国人的立场。

三、结束语

无需否认，在一定时间里实施过于极端的收入分配平等要求必然产生众多副作用，但走向另一个极端则必然削弱乃至铲除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基，我们目前面临的正是收入分配显著失衡所潜藏的经济社会风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起步时对全体国民的庄严承诺；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时也提出了设想，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正值“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热门话题、外部市场风险日益加大而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兑现30年承诺，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