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最大的流派，也是至今仍保持强大文化影响力的西方主要学术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创立：以研究“社会哲学”为中心任务

法兰克福学派自1930年代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代人、四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发展。

第一个时期(1923—194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时期，也即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聚集并发生影响的重要时期。

法兰克福学派的名称来自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1923年，社会研究所由第一任所长格林贝格(Carl Gruenberg)主持成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和工人运动的经验研究。1930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接任所长后，重新确认了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霍克海默要求摆脱研究所此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纯哲学研究，将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他指出，这种社会哲学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来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这一定位标志着以“社会批判理论”为特征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

这一时期，霍克海默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并以该杂志为中心，延揽了波洛克、格罗斯曼、本雅明、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弗洛姆、阿多尔诺等一大批青年才俊。法兰克福学派逐步发展壮大，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研究所及其主要成员整体搬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从事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

黄金时代：以现代性批判为中心的全面文化批判

第二个时期(1950—1960)是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黄金时代。二战后，应联邦德国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波洛克等人于1949—1950年返回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中的洛文塔尔、弗洛姆、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马尔库塞等人则留在了美国，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强大的美国支脉。

在这一全盛时期，法兰克福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经验分析和考察，从事以现代性批判为中心的全面文化批判。该学派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强烈抨击现代人的异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在战后的十多年中，以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第二代通过“公共领域”等理论创新而声名鹊起。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群星灿烂、人才济济，共同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

转型：哈贝马斯和多元社会共识的交往理性

第三个时期(1970—198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转折期。这一阶段，以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为中心，形成了“新法兰克福学派”。

在“1968年革命”落幕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淡出历史舞台，第二代人产生了组织上的分裂，陷入发展低潮。但是已离开研究所的哈贝马斯的声望日隆。这一时期，哈贝马斯通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几次重大学术争论，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是他研究了皮尔斯、米德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汲取了其中的激进民主精神，并将之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相结合。

哈贝马斯引领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他们适应西方资本主义自60年代末所出现的新变化，看到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单一性开始被实现共识的交往理性所调适和消解。因此，哈贝马斯没有像第一代那样仅仅将资本主义理性化看做消极的、否定性的过程，而是以达成多元社会共识的交往理性取代了片面的工具理性批判，为社会的民主化建构提供理论基础。哈贝马斯由此实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转型。

当代：霍耐特和他的“承认理论”

第四个时期(1990年至今)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发展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正式登上学术舞台。

在社会研究所内部，哈贝马斯的学生霍耐特(Alex Honneth)自1992年《为承认而斗争》发表以后，创建了著名的“承认理论”，并在国际学界引领了持续十多年的热烈讨论，哈贝马斯称他为“法兰克福学派在世成员中最重要代表之一”。2000年，霍耐特出任社会研究所新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重新回归其最初的指导思想：批判地揭示现代化发展的负面效应，为社会的人性化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已突破哲学和社会学领域，成为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因此，英美学界的许多批判学者在不同领域进行对现代化、全球化负面弊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极大地扩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范围和理论影响。

诚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不仅限于社会研究所内部。此外，许多英美的批判理论家也被视为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他们中的本哈比、弗雷泽等人均在社会研究所学习或工作过。

工具理性批判使理性恢复自我批判能力

在哲学上，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事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贯穿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始终的唯一共同线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前景的人道主义忧虑和关怀。因此，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柏格森以及卢卡奇和布洛赫等，都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思想来源。批判理论家认为，非理性是对抽象一致性的一种抗议，非理性主义哲学强调了人类生活中的精神价值，表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个性的压制和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由此出发，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思想上首先揭露造成这种一致性压迫力量的理性，从事工具理性批判。社会批判理论认为，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抬高到真理标准的高度，将理性的个体从封建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启蒙理性“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作为个人理性化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断加深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使理性最终堕落成了“工具理性”，从而导致了“理性的毁灭”。只有进行工具理性批判，使理性恢复自我批判能力，才能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人类从不合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当代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则突破了对工具理性的单纯批判，转向对民主社会的交往理性构建中出现的失误和不足进行批判。

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

另外，法兰克福学派吸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等，关注和研究权威的本质发展。社会批判理论尤其重视进行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病正是对人的“爱欲压抑”。他们强调社会心理而不是经济基础对于权威和权力的决定作用，认为革命的障碍主要在于意识形态，真正的革命就是要解放人的本能欲望，实现人类自由和幸福。在他们看来，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爱欲解放”、“本能革命”弥补了“机械决定论”的缺陷，将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相结合，是对资本主义更全面的批判。

实证主义是异化了的科学的哲学表现

同时，他们还批判了技术理性的哲学基础——西方哲学主流的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强调以总体性的方法抵制实证主义在“科学”、“客观”旗号下的抽象化和片面化。与之相联，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认为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的强化。他们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这一改善是以牺牲人的人格尊严为代价的，相反导致了更高的异化阶段。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阻止人民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发达工业社会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而实证主义哲学对科学客观性的维护，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实证主义将哲学等同于科学，排除了哲学的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性，因而不过是异化了的科学的哲学表现。

工业社会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

在政治上，法兰克福学派着重批判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在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批判矛头首先指向资本主义极权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们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压抑文明发展的最高形式。发达工业社会是单面性的(one-dimensionality)社会，它一方面是技术理性对社会和人的全面统治，另一方面是社会和人性的全面异化。发达工业社会在物质、意识和思想方面的单面性完全排除了否定的力量和否定的思想。

发达工业社会是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自由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因为，技术已经成为总体异化的工具，自由主义、工业文明从自身产生了极权国家，纳粹主义不过是那种不断强调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化所固有的非理性统治倾向的顶点。

探索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根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旅居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它首先从哲学上的技术理性批判出发反思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指出极权主义的产生是启蒙理性的衰落和毁灭，受操纵的技术理性成为统治人和自然的一种工具，它对人和自然的全面压制在法西斯主义中登峰造极。而这种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本身是西方启蒙传统的遗产。他们还从生态、性别、种族等宏观层面，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层面，包括家庭、权威、宗教、大众文化、社会偏见和文学、音乐美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个性结构和个人心理、文明的交往方式，批判主流社会的文化霸权对以传播媒介为中心的公共领域的操控，深入挖掘了法西斯“独裁国家”产生的根源。然而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从革命转向批判，内部弥漫着对革命变革可能性的深刻怀疑。

推动社会的民主建构

法兰克福学派在政治上是对西方和苏联双重幻灭的产物。它以对法西斯极权主义批判的同样逻辑比附斯大林主义批判，对处于工业化社会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取批判态度。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极权工业社会，在其发展中始终对反民主的极权主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例如，第三代的承认理论充分认识到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社会获得了很大进步，为个体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却越来越难通达这个空间。近年来，批判理论家对全球治理与跨国正义、美好社会与政治伦理、性别与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宗教世俗主义、全球化与社会运动等方面的研究，提升了人们对国内国际反民主的极权主义倾向的认识，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建构。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生存得最好的”流派

在大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从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相结合，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旗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尽管社会批判理论有其局限性，但是它在当代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至今仍然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生存得最好的”流派(安德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