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一亿以上”，其中有“七成”精神病人未受有效治疗。看到如此之高的官方数据，对于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章的精神病人伤害案，你还会那么惊讶吗？

你也许会说，在这个时代，这个数字应该略低一点，有些人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被精神病”的。当然你是对的，不过这些人属于不正常时代的正常人，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只讨论真正的精神病人。

且不论是何原因诱发疾病，精神病人遇到的现实问题早已有目共睹，比如精神病治疗主要由家庭系统来支持，国家尚未真正担起精神障碍的救治，社会救助严重不足，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并居家治疗，等等。而且，许多人关注精神病人，更多是出于社会安全考虑，而非对病人日常生活权利的关注。所以，你会看到，当某个地方突发一起连环凶杀案，而凶手恰巧在事后被证明患有精神病时，救治精神病人的呼吁才会又一次引起重视，但很快又被忽略了。

有一次，在乡下偶遇残协的一位专职专员，我便向他问起本村附近有多少精神病人。谁知得到的答案竟是“现在基本没了”。在知道我下乡搞“调查”后，专员抛出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答案，显然是担心我会“乱写”，给他造成某种精神上的损害。

我理解他的忧虑———这年头，人都很脆弱———却不能认同他的谎话。据我所知，仅在我所居住并且见证的这个村庄，一个只有七八十人的小村庄，便有四位精神病人，而且是清一色的女性。

从前的事我并不知晓，我所了解的情况是，最早两位女精神病人皆婚嫁而来。她们的丈夫，因为身体上的某种缺陷，找不到老婆，最后只好退而求其次，娶个精神上有问题的女人传宗接代。而且，两位嫁过来没多久，便旧病复发。

一位给夫家诞下两个儿子，十年后得了一场重病，因为家中无钱救治，活活病死在床。她刚过世的那年，我还看见这家人的门框上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不过，那时候两个孩子都还小，尚不知忧伤为何物。如今，两人都在外面打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清贫生活。

另一位则生了两男一女。如今儿女均已长大成人，做母亲的却继续疯着，终日蓬头垢面，胡言乱语。做丈夫的倒是个勤快人，除了种地，平时还上山打猎。无论农闲还是农忙，都会安放上百个猎物夹子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2001年夏天，这位当爹的送女儿去北京打工，女儿呆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他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不幸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听村民们说，后来他的女儿精神状态也出了点问题。

两个儿子倒是聪明活泼。一个读了大学，另一个在家做起了鸭司令。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鸭司令总会和我谈他的一些宏图远景。比如说，现在山谷间的梯田大多已经撂荒，在下面修坝造一个水库，这样就可以搞立体养殖。既可以养鱼养鸭，又可以养猪。如果搞得好，将来还可以发展休闲旅游。

当然，修水库需要各方面的支持，由于没有钱，鸭司令目前还只能是随便想想———鸭司令是个很“随便”的人，他继承他父亲的聪明，满脑子天花乱坠的想法。据说关于他的父亲年轻时曾经将一张钱洗成两半拿去用，抓着后被批斗了。他的这段往事，充分暴露农民洗钱犯罪，有多么纯朴而原始。

2011年春节，我回到村子，就在回乡的各位游子与留守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忙着切磋各式赌具的时候，我却发现又一位妇女神情落寞地坐在自家门前，终日无言无语。一问才知道她在年前生了一场大病，抢救了几天，此后又在精神上出了问题“到处乱跑，说胡话”。

她家从前就在我家斜对面，故而对她有了较多了解。我走过去和她说话，她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当我陪着她坐一会儿，准备给她留点钱时，她竟然惊恐地叫了起来，说你的名字我还记得，谢谢你的好意，不过钱绝对不能收。我知道她一生命途多舛，但是那么惊恐无助的眼神，却是第一次见着。

这是非常不幸的女人，她的遭遇足以让每个人忧伤。她曾经和我讲过许多有关自己的不幸故事。大概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与兄弟姐妹四人一起从江苏随母亲逃荒到本地的。在江苏的时候，不到十岁，有次和妈妈出去挖野菜，竟被前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村干部拽着头发拖着走了好一阵子。到本地落户后，她的一个哥哥因为护林被偷薪者打伤，从此卧病不起，一年后暴死，传闻说是被人点了穴。其后，二哥与嫂子结了婚，生个儿子又掉池塘里淹死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二哥回了江苏老家。当时村子里的许多男人都外出打工，谁知他在帮助一家人打农药时，又因农药中毒死了。

唯一命好一点的是妹妹，虽说两姐妹在当地嫁的都是农民，但妹妹种地的那个村子在70年代已转为全民单位，吃的是商品粮，不仅平时有医保，老了还有退休金，而她嫁的是集体单位，是一个没有国家撑腰的人。如今，妹妹早就不再种地，而是住在城里“享福”，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而她仍在种地，辛辛苦苦。2008年夏天，我还看到她背着一个大药瓶子在地里给棉花打农药。

那时候她已经60岁了。见到我时，满面开心的笑容。说起妹妹，仍不无欣慰地说，“我妹妹对我很好，上次从她家回来，送我上车前还给塞了几十块钱，说姐你这路费该我帮你出。”

在当地，通常谁家有了精神病人，只要家里能凑足钱，大多数会带病人去南昌或者九江看一次病。而这个第一次往往也是最后一次，因为通常会将家里的钱也花得差不多。回家之后是好是坏，只能听天由命。家属也当自己已经尽力，便不再为治得好治不好这样的事情纠缠了。

说到治病，前几年我在县郊公路两边发现不少收治精神病人的广告。就在各省呼吁建立阳光政府的时候，本县还成立了“阳光精神病医院”。这是一家私立医院，据主事者介绍，目前全县约有1700多精神病患者，但到这里看病的每年只有百余人次。县残联拨款资助250个名额，每人每年400元，相当于一天救助一块钱。

但这肯定只是杯水车薪。

对于当地人来说，庆幸或者侥幸的是，这些寂寞的生灵，大多安安静静，很少有攻击性的举动。他们生活在一个被我们认为不幸却又不问的世界里，与空气交谈、朝道路微笑，或者不言不语，同我们竖起的盛世繁华井水不犯河水。

而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为了这些精神病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权利，也为了同时代所有人的良心安宁与体面尊严，谁来救助这些被遗忘的精神病人？你共我，社会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