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告别政坛而执教鞭的梁启超，以他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等处的授课讲义，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诸书，后来国内搞史学的几乎无人不读，笔者多年前亦就其写过研究文章，可是今天重读它，却又有很多新的感想涌出来，引人再思索，盖因梁氏书中讨论了一个史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关于历史与科学的关系。

西学东渐，最令人折服的是其理性与科学。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的新观念（《新史学》，1902年）。20年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仍对“史之意义”做这样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但此时，现实历史却在梁氏的脑子里激起波澜：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个西方文明打得断壁残垣、生灵涂炭，进化何在？公理何在？梁启超的思考陷入矛盾。

不久，他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补正及修正”，说道：

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按指历史的“因果律”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一段说道：“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规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规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补正及修正》，1923年）

于是他对人类历史又做了这样的解释：“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前者受因果律支配，后者不受因果律支配。他还说并不肯撤销多年来的历史进化的主张，这种进化表现为：“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到1927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氏把研究历史的目的归纳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他虽不再凸出探讨历史规律问题，却强调“求得真事实”，仍体现了他那取自西方，用以改造中国旧史的“科学精神”。而其所谓“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则说明了历史认识的一种本质，即历史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简单复写，而是与时俱进的人不断以当代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估。“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是梁氏史学目的论的一贯主张。他最后总结道：“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说到活动。”

如何看待梁氏晚年对历史与科学问题的思考呢？不能说他后来就否定了史学的科学性，他也看到了人的自由意志乃至历史的偶然性确实不可以纳入因果律的框架；他还是相信历史在不断进步。用“流质易变”、“倒退”之类说辞来贬低梁的学术思考，有失公允。

在把梁启超的话咀嚼了多年后，笔者曾就历史规律问题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是有意志的。因此，历史活动是人的意志支配的活动，其与自然界的无意识活动不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在人类历史活动中能够反映一部分，如经济活动，却不能以此来“计算”人的思想和意识活动。社会历史的规律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是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过程短、可重复、易检验；社会历史过程的完结需要时间，其规律被证明和检验也需要时间。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多地表现在它的总趋势上，如科学文化愈来愈发达，人愈来愈获得解放，社会愈来愈进步等等。而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实在是多种多样，偶然性的天地十分广阔。以有思想、活生生的人为对象的历史规律切忌绝对化，其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是表现在恩格斯说的历史事变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各个人的意志形成“合力”，造就历史，结果却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譬如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幸福的物质生活，却造成了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甚至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这确非人的“意志”所愿。二是表现在历史总趋势上，社会的进步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解放，其越来越有能力主宰自己和社会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历史的总趋势是受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支配的，并非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一些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如果不能够代表和顺应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则最终会被历史所抛弃，尽管历史可能因此而走相当长的弯路。（《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

梁启超是值得重读的。现在想想，梁氏晚年的时代还处于一个没有完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望国际，公理尚未战胜强权，物质进步可以被世界大战毁于一旦；看国内，共和革命复陷军阀混战的黑暗，宪政理想遥不可及——漫长而曲折的人类历史不同于实验室里就能够证明的自然科学，而作为历史漩涡中人，梁氏亲历过那种“时不再来”的历史契机，其可能性与偶然性的因素也无法用“公理公例”来决定。所以，梁启超关于历史与科学问题的思考，有时代局限的一面，更有反映史学特性的一面。

二战后，人类历史终于“著著向上”跨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赞成《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这意味着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成为了共同的价值观和法律原则。在这个新时代中，殖民主义变作历史陈迹。无论何地发生的征服性质战争，都会立即受到全球舆论的谴责，并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在这个新时代中，全球化且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科技使人类的经济文化活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使全球日益变成一个村庄。梁启超当年肯定过的“人类一体的观念”终于发展到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疆域、边界观念构成挑战。“人的心力”是自由的，而人性又是共同的；人的历史总是蕴含着种种可能性、偶然性，而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又怎么可能被少数人长久地“逆之”呢？结论还是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是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