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调回故乡工作时，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正在热传。
《童话》发表在1980年3期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传到山西南端这个小城，肯定要稍晚一些。当时我们都是传看杂志，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单行本。
如同大家评价的那样，遇罗锦的这篇作品，文学价值并不高。说是小说，更像纪实文学。吸引大家注意的，是女主人公的特殊身世和接连婚变，以及她坦承婚变的勇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离婚还是一件非常羞于示人的事情，一般人即使闹离婚，在人前也闭口不谈这搭子事。遇罗锦竟然把自己的离婚隐私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众人品评，这需要胆量，你要敢于面对众人的口诛笔伐。
《童话》传达的个人私生活，撩拨读者的阅读愿望。不过遇罗锦用心不在写隐私，我们几个朋友传看以后，感受更强烈的是一种新鲜的婚恋观。小城封闭保守——其实那时大家都这样，依照习惯的对于离婚的理解，要离婚，总得对方有什么过错才是。而遇罗锦的离婚案，男方并没有什么过错。在遇罗锦遭遇不幸，发配到偏远山乡时，男方甚至收留了她，有救助之恩。她诉求离婚的理由，是嫌对方文化低，没有共同语言，缺乏生活情趣。比如一起浪漫出游，对方念念不忘“大白菜涨价”，大煞风景。爱情在这里成为维持婚姻唯一的条件，没有爱了，婚姻解体很自然。难道还有这样的婚姻？因为这个就能够要求离婚？在当时，这都是让我们目瞪口呆的问题。
中国人的婚姻家庭，一向以超稳定著称。它维护着一部分家庭幸福，也使得相当多的感情破裂的夫妻久久不能解脱，激烈煎熬的离婚大战比比皆是。社会学家认为，离婚判决一般分为感情说、理由说、过错说三种。感情说认为离婚不需要理由，理由说过错说坚持认为，离婚总要有什么理由，对方有什么过错。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很大程度上受习俗影响左右。判离？判不离？还是看过错，看理由。1980年代初，遇罗锦领先突破旧规矩，她的小说，大胆新鲜泼辣，面对婚变，她身先试法，有一种示范意义。
遇罗锦的离婚案，一阵风席卷全国，很快就发展成为引人瞩目的公共事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党春源，因为判决同意离婚，一时也成了大众关注的公共人物。他在京城报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许多报刊争相转载。党春源的判决书，引用了恩格斯的论述：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反对一方的意见则认为，这是淡化家庭责任，助长喜新厌旧的歪风，支持忘恩负义的现代陈世美。也有人认为婚姻不能脱离实际，鼓吹不切实际的浪漫、乌托邦式的完美。其间当然不乏难以入耳的谩骂谴责，全国上下被一场婚变搅得沸沸扬扬，建国以来无疑十分罕见。
小城的童话震动，其实是思想解放在婚恋领域的引爆。山西南部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家庭伦理秩序牢不可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思想观念并没有多大改变，多数人还是习惯于恪守规矩，成家守家，天经地义。男方或女方一旦闹离婚，立刻孤立于多数之外。至于打碎可以维持的家庭重建爱巢，追求另一份幸福，更加难以为世俗接受。谁家要是为了追求虚无缥缈的“爱情”去离婚，纷纷扬扬的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这种“无过错离婚”，让国人感受到了某种宽释某种解脱，遇罗锦和她的作品由是不胫而走。小城是强大传统的缩影，由来因袭的东西感到了某种威胁，人们隐约觉得这世事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这个时候，阅读和讨论遇罗锦的小说，不仅是读书，简直就是知人论世。读书和身边的世事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么多的人群被卷进一桩离婚事件的大讨论里面，大概也只有上世纪80年代，才能形成如此壮观的场面。
遇罗锦的《童话》在小城传看，遇罗锦的离婚案也在小城躁动着。我能够感到先前在重压下闹离婚的人们开始轻松活跃起来。小城干部相当一部分属于旧式婚姻，男方读书工作，老婆在农村。父母做主，亲朋撮合，结婚生子，人口土地主要在乡下，当地人戏称“一头沉”。这一批干部老婆没工作没文化，属于典型的无过错离婚。要在以前，他们离婚还遮遮掩掩的，自打读了遇罗锦，他们不再隐讳自己的离婚诉求。有人拿着《当代》杂志，在单位逢人便说遇罗锦的《童话》。去法院，他们拿着遇罗锦的离婚判决报道，像理论教员一样讲述北京的判例，讲解恩格斯关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的论述。凡有聚会，他们神采飞扬，传说北京的无过错离婚破冰之举。在他们看来，北京的今天就是小城的明天，小城的自由离婚破冰就在眼前。
小城显然低估了遇罗锦离婚案的一波三折。不久北京形势突变，舆论变脸倒向另一面，报刊开始批判党春源的言论。由于方方面面的压力，上级法院宣布撤销遇罗锦离婚案的判决。新华社向上呈递了内参《一个堕落的女人》，批评遇罗锦腐化堕落。198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本来内定了《一个冬天的童话》，上面一个电话，评奖取消。顿时，遇罗锦又由众人热议的时尚英雄变成了轻浮随便的女人。一桩搅动全国的离婚风潮迅速冷却，挺罗派垂头丧气，打罗派眉开眼笑，欢呼又回复了旧有秩序。
几年间，小城的离婚群体，就这样随着北京遇罗锦的遭际起落浮沉。一会儿遇罗锦案件顺利了，他们就欢欣鼓舞，一阵子遇罗锦遭到打击，他们就失魂落魄，无精打采。两股力量的角力，制造了这一个群体数年的喜怒哀乐，北京和小城脉搏共振，息息相通。
小城彻底缴械投降，放弃自由离婚的梦想，是在1983年。这里整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离婚事件。
这一年，中纪委常委、著名的“女包公”带着一个班子到小城来办案，那时还不叫反腐败，官方提法叫“整顿干部作风，抓几件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大案”。谁也没有想到，中纪委在小城严打的第一桩大案，竟是一桩离婚案。
小城有个小伙子叫张林，师专毕业到乡镇当了管教干部。小城有早婚的习俗，读大学前张林已经结婚，媳妇杨艳菊在乡下种田。工作以后，他嫌老婆没文化，闹离婚。杨艳菊死活不离。双方经常吵骂厮打，张林常年不回家，老婆孩子不见面。杨艳菊找到各级领导，状告张林喜新厌旧，违法缺德。这号事情，一方执意要离，一方坚决不离，领导很棘手，只能拖着。中纪委到了小城，杨艳菊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她找到中纪委工作组，上演了一出秦香莲见包公的活剧。这个“女包公”一向以铁腕治吏著称，此事她绝不手软。张林离婚案很快成为中纪委山西巡查的第一大案。张林被撤职查办，以虐待遗弃罪移交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6年。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城的名字传诵一时，很大程度上来自中纪委在这里的整治风暴。小城上下都卷进了这一场风暴漩涡。各级政府配合中纪委，“整顿干部作风”成为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心，方方面面都在关注围剿张林离婚一案。
小城的舆论工具也热情参与了张林离婚案的宣传造势。地区报连篇累牍高调谴责张林离婚无情，歌颂中纪委为民做主，伸张正义。跟踪报道，深度报道，做足了文章。省报不能沉默，《山西日报》不久在第一版发表了大通讯《记者的骄傲》，在更大的范围公开张林的“丑行”，赞扬积极报道张林离婚案的一个地区报记者。
文艺团体此时当然要配合中心。山西省话剧团赶排了多幕话剧《新闻冲击波》，在省城上演，搬到小城巡回演出，为中纪委严打造势助威。小城的地方戏剧团排了一出大戏《离婚记》，剧中男主人公肖冰，女主人公芳芹，肖冰大学生，芳芹是农村妇女。当肖冰闹离婚时，芳芹有这样一段唱：
自从你/上大学/把书念哎/我抚养老小/种庄田啊/鸡儿下了蛋/攒下做零花钱/分红领到款/汇到你校园/房前刨花生/房后浇菜园/大包小包寄到你身边/我供你大学四年整/肖冰呀/哪一件让你做过难呀/哎——/家中的事情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哪一件让你做过难呀哎——
这一对夫妻，简直就是现实生活里张林杨艳菊离婚案的比照彩绘。
当年秋天，小城举行了整顿严打庆功大会。表彰先进时，积极报道离婚案的记者荣立一等功，在会场第一排就坐，传说他即将出任地区中级法院院长。杨艳菊成了小城尽人皆知的公众人物，有关部门给她安排工作，农民成了城镇户口。她是妇女翻身求解放的典型，她是保卫传统家庭的英雄。不断有在家里受了委屈的女人进城找她，要求除暴安良，她也乐得为各乡女同胞代理诉讼。各种家庭矛盾在这里纠结，她的家成了秦香莲上访联络站。
张林一案强烈震慑了小城试图离婚的人群，那个在遇罗锦旗帜下聚合的人群，锋芒顿收，不再张狂。胆小的噤若寒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离婚搞得丢了工作，锒铛入狱，张林的下场也太悲惨了。强大的权力和深厚的传统结合，联手镇压，新思潮哪里是对手，顷刻被压在五行山下。
遇罗锦离婚案的结局，大家后来都知道了，几年反复，判决离婚，她去了德国定居。小城张林离婚案，结局却迁延了十多年。张林判刑6年，1989年出狱，没有工作，一边开小店维持生计，一边上访申诉。时隔数年，终于由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予以平反，检察长户耀光来小城主持了平反大会。此时，杨艳菊已经调动单位，隐姓埋名，幽居一隅，小城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当年轰动城乡的离婚女杰。只有上了年纪的偶尔谈起，依然为当年的剧烈风暴唏嘘不已。
时光倏忽快30年。30年的光阴，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更深远的背景上认识当年的遇罗锦们。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初、80年代初建国后出现过两次离婚浪潮。仅仅从时段也可以看出，每一次离婚冲动，都和思想解放的步伐紧密联系。毋宁说，这两次离婚率的走高，也属于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五四”时期，一批思想启蒙的前辈举起的就是个性解放的大旗。娜拉奔向光明，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处置我的权利”。婚恋自由，奔放我心，时代的先驱们描绘出了个性解放的美好愿景。让思想冲破牢笼，自由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中国人婚恋幸福指数的两次脉冲，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
人们尽可以从各个角度评价遇罗锦的离婚个案，一个结果却不容置疑，有关《童话》和遇罗锦离婚案的大讨论，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觉悟，思想解放的洪流导入一个新鲜的领域。人们真切地体会到，人的解放，不完全针对政治压迫，全方位地释放身心，让生命自由自在地成长，在社会在家庭都能够自由自在地呼吸，这才是思想解放的理想境界。
我们的文化传统习惯强调从众，容易泯灭个性。上世纪80年代初的离婚潮，最大收获在于，我们看到了个人意识自我意识的觉醒。更多的人们认识到只要不影响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是完全正当的理直气壮的。正是在遇罗锦离婚案的大讨论中，各大报刊探讨“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传遍大江南北，唤醒更多的人群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庭婚姻，广袤的国土上演了一场又一场阴阳大裂变。经历一场深刻阵痛，国人的婚恋质量显著提高。闹离婚的人们没有为国家为公益的动机，因而谈不上崇高。其中有些人，手段也未必正当。如何在法律约束、道德约束、传统约束之下，找到个人自由的正当出口，如何不伤害无辜的另一方，这些都是说不尽的话题，后来的人们足资汲取教训。但是一场大潮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幸福奋斗，自然会不断拓展国民的个人自由空间，推动社会进步。他们有意无意间融汇进了思想解放的大潮，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和全国大潮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恰恰体现了思想解放事业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把闹离婚和思想解放联系起来，人们似乎总觉得有辱贤明。其实就奋斗目标来说，大众解放，个人解放，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个性舒展腿脚，并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事情，它牵连着历史进步时代风云。
婚姻法明白无误地写着离婚自由，真正实行起来，当事人就会体会到传统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在巨大的传统力量挤压下，遇罗锦的结婚离婚曲折反复，张林付出了6年监牢，艰难申诉的代价。遇罗锦一直到出国以后，离婚案才得以解脱。《童话》依然余音袅袅，久久不息。张林1983年收监，1989年出狱，数年以后平反。他们的奋斗抗争，贯穿整个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初。改革总要有代价，解放总要碰钉子。北京的曲折，小城的严酷，是整个中国城乡的缩影。从官方到民间，大体上可以代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离婚的谴责和施压。北京尚且如童话一般，小城种种荒唐就不足为奇。牢记当年的艰难曲折，重温思想解放的开头难，感慨万端。那些为了民众赴汤蹈火的先驱应该缅怀，就是这些付出牺牲艰难诉求的无辜平民，何尝不是大潮中的一分子，那一代人的岁月生活，应该成为纪念珍藏。
当年遇罗锦到德国，遇人介绍自己说，她就是那个“离过三次婚的女人”，对方反唇相讥说：三次有什么了不起，我离过八次婚。结婚离婚自由，看来总是和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联系。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离婚自由，也不过十多年的事。社会学专家李银河曾经总结出当下中国人性关系的多样化，试看现在的婚前同居、契约同居、婚外性伴，还有频繁更换性伴不结婚不生育等其他性关系，就知道中国人在婚恋自由方面跨越了多少里程。中国人的性含蓄性拘谨迅速转换到性开放甚至性快餐，五花八门的闪婚又离婚，“你吃了吗”到“你离了吗”，足以说明现在的离婚业已成为仅与当事人有关第三者无权干涉的私事。在周围随便找一找，离过八次婚的大概还不多，数次离婚可就不稀罕了。从离婚艰难离婚率畸低到离婚高潮离婚泡沫，国人的婚恋转型速度令人惊讶。这其中当然有轻率离婚随意离婚的问题，如何在法律约束道德约束之下发展个人自由，容当另行讨论。
现在看来一件纯属个人的事件，在当年却是作为异端处置，谁要越轨，谁就要付出惨痛代价。30年回头看天翻地覆，社会进步之大，让人咋舌。
这一场角力何时分出胜输，难以确切划分。追索种种征兆端倪，却是有迹可循。1980年代初的严打，沿袭的还是千百年来“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思路，秦香莲告状，男人肯定陈世美，先抓了再说。这个套路，较之刚刚露头的无过错离婚，显然落后一个时代。但当时逮捕判刑，政令畅通无阻，沉默的大多数不过保持沉默。几年之后我再回小城，听朋友们议论，张林离婚案中那个立功的记者终于没有提拔。无论如何，我体会到了地区权力中枢对此事处理的踌躇沉吟。大约在一九九几年吧，我再回小城，人说杨艳菊已经隐姓埋名，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整个人仿佛在小城蒸发掉了。一个小消息，我却隐隐感到了小城的巨大变化。这个女强人隐姓埋名，总归是感到了某种压力。沉默的大多数大约也认识到了思想启蒙的大潮流向。底层的声口最见人心，舆论的转向就是压力。她的消失，预示着一个离婚案的颠覆性评价已经稳步走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大幕终于悄然打开。一时重创也罢，小城终归要跟队，我能听到小城沉缓然而执着的脚步声。
世纪之初我还见过演出《离婚记》的女主演，她已经是蜚声全国的现代戏著名演员。议论品评当年的《离婚记》，她叹息说：那两个人肯定过不成，那就没有共同语言么。
她也算是当年围剿离婚事件的“当事人”吧，对于剧中的人和事件的评价，态度却也实现了转变。这很正常。从上层到民间，对于婚恋质量的理解，和当年已经不在一个水平。走进新时代，思想启蒙大普及，当年的先锋前卫，今天不过常识而已。
历史总要朝那个进步的方向走，尽管会举步维艰，一波三折。遇罗锦最后依靠出国，实现了解脱。大量的张林，也终于咬着牙一步一步挺了过来。怀念思想解放的艰难，自然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新生活已经走来，昨日之日，恍如隔世。
北京在进步，小城也在进步，感谢8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