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大清报律》。1912年3月2日，旋又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

《民国暂行报律》表明，新生的共和政体对报业发展非常重视，但是其中对报界的约束也是十分明显的。报业管理隶属内务部，约法规定：

“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否则不准发行。

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调查失实，污秽个人名誉者，被污秽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秽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

民国报律对于报业的约束，除注册外，主要是惩戒造谣生事，报道失实，侮辱他人。对象首先是政府，二是公民个人。破坏共和，坐以应得之罪。污秽他人名誉，经诉讼课以惩罚。即使现在看来，这些规定，也并不过分。

临时政府没有想到，报律一旦公布，立刻遭到报界强烈反对。报界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是罪与非罪违法与非法的表达含混不清，给执法部门滥用权力留下了空间。二是关于立法主体资格。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制定颁布法律，属于越权。上海的《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报》、《民报》等联名致电孙中山，一致抵制暂行报律。电文认为，政府未立，国会未开，内务部越权拟定报律，有超越权限的冲动，报律指责的破坏共和，实际上是抵制报业监督。“今杀人行窃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民国新造，民诉法、刑诉法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先立报律，也可以看出，政府官员还是习惯防民之口，一旦确立政权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舆论。

孙中山得到消息以后，立刻下令撤消了报律。他指出：“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中山先生认为，审查这三章条文，有的属出版法所记载，有的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如果特别制定一个报章法规，反而破坏了立法的统一完整。“民国以后应否设置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会议议决。”

民国初年“暂行报律”的旋生旋灭，显示了报界的力量，这是报业同仁团结抗争的结果。权力如果没有明确限制，一旦有可能越界，它天然倾向于越界。报界同仁首先对权力高度警惕，这是那个时代非常可贵的前瞻眼光。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民国成立，中国近代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转型之路。上海、广州、北京开始成为全国新闻中心，各大商埠信息流动畅通，报业发达。当时的报业人员已经确立了牢固的新闻自由思想。从电报到报纸，中国的近代新闻传播是从欧美学过来的，但新闻自由的观念没有边界，反对新闻管制，这是近代民主国家的一致共识。

孙中山的态度，是取消民国暂行报律的关键。须知在民国初年，内务部制定这样的“约法三章”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纤笔一支，十万毛瑟精兵。辛亥革命中，报业制造舆论，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但当时的报纸也是谣言满天飞。好多报业人员不太重视新闻真实和街谈巷议的严格区别，新闻传播中时常有夸大渲染的不实之词。例如书报转载张勋的小妾被捕，革命党将其关押，任人参观，收取门票，事实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传说。底层民众对革命的隔膜无知，也同样引发了许多传言。报纸信以为真，有闻必录，报业的新闻质量并不是很好，约束整顿不是没有道理。如何制止谣言传播？孙中山不主张钳制舆论，制裁报馆。政府相信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纠错能力，开放言论只会使虚假信息无处藏身，封锁信息，只能让民众选择相信流言蜚语。即令报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孙中山毅然决然保护新闻自由，不做那种立法施禁的荒唐事。

从辛亥革命那时起，中国的报人就形成了言论自由的共识。言论自由的核心含义是，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批评各级官吏，自由地就公共事务或者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即使言论与事实不完全一致，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民国暂行报律》的短命说明，20世纪初中国人就明白，言论自由当然并不意味着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针对私人的言论，但也决不意味着政府想要怎么限制就怎么限制。

民国几十年，言论自由反反复复，不进则退。就在1913年2月，陆军部要求取缔各报登载军事外交消息，又一次引发了新闻界上书请愿。二次革命以后，许多进步报刊遭到查封，言论自由的主张依然曲折顽强地表达。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又一轮言论自由论争风潮。1934年国民政府对报刊实行“事先审查”，以“预惩制”代替“追惩制”，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须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审，检查官在审查中随意删改，蛮横严苛。比较一下，二次革命后的新闻环境步步恶化，实在还不如民国初年。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