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理论认为，个体不被整体改变必需符合两个条件：第一，自身足够强大；第二，坚持得足够久。
强大的个体改变整体，万物以至人类得以进化。强大的个体不一定是领袖，他们可以是异类，比如第一只站立行走的猴子。
多数人的选择，可能是多数人的暴力。假如一个浮躁的消费主义时代将人类引向毁灭，那么异类就是一种救赎。他们或许以不情愿的方式在大时代边上留下补白，提醒人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时代不可缺少的补白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因为人心坏了，大好形势也难持久。
在海内外造势者营造的“大好形势”之下，有人奋力攀爬，有人出逃，有人选择自我边缘化。
那些自我边缘化者，不追求站在大时代的舞台中央位置，不追随主流价值，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他们不是被动地被挤压到时代边上，他们只想做真实的自我，按自我的方式生活。因为他们懂得，成功而不快乐是最大的失败。
造势者称，中国中产阶层改写奢侈品规则：穿Prada的人民“月收入万元以上；开着奥迪A4轿车；住着温哥华森林或远洋新干线等明星楼盘；使用IBM ThinkPad或苹果笔记本电脑，苹果手机；经常出入中国大饭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锦江大饭店这样的五星级豪华酒店；无论是购物还是娱乐，他们都习惯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这样的银行卡刷卡消费；他们最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非”。他们叫“中产阶层”。
麦卡锡的这份中国奢侈品报告认为，中产阶层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处于全球坐二望一的位置。正是这种追求，让中国人无论是生活品质还是时尚品位都更密切地与世界接轨，甚至在某些方面引领世界。
对照现实，海外咨询机构对中国现实的描述往往很穿越。中国当下的现实恰恰中产塌陷。
那些跋扈者，为什么要通过炫富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而招致民众和传媒的批评呢？巨富者得不到社会声望，甚至成过街老鼠，所以只有依赖物质标签了。在中国，成功者或不成功者，心底都有不同意味的失败感。
要清醒而独立地活着，需要强大的内心。
既然打不过他们，那就成为他们。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抗拒成为他们。
有人追求成功、荣耀、功成名就，有人选择自我边缘化。自我边缘化是人类的一个永恒主题。但先要区分真淡定与假淡定。李白“皇帝呼来不上船”是矫情，假如许个一官半职就会毁了诗仙。孟浩然“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是真隐居，“何必先贤传，惟称庞德公”，他体味到了远避红尘的乐趣。
八大山人选择了自我边缘化：自知性僻难谐俗，且喜身闲不属人。八大山人的书画拍卖单价超过了千万亿万元，其故居常有高官名流来拜。这个自我边缘化的僧人画师，假如当时选择红尘成功，还会有今日拜者云集吗？
历史证明，那些选择自在、自由、自得的人，那些不在乎影响主流的人，最终都影响了未来主流，成为那个时代的不可缺少的补白。
为什么是“在时代的边上”？
无论盛世、衰世，都出陶渊明。不管乞丐、皇帝，都想过出世。清顺治放着江山不坐逃遁空山。明木匠皇帝，放着朝政不理而精于木活。有人小隐隐于野，有人大隐隐于朝。人人都有一点《越狱》情结，但未必都去挖地道。
关于逃，佛经有个经典故事：有一个犯人判了无期徒刑，想逃出监牢，就与同牢的小偷商量。他们慢慢挖地洞，一天挖一点，最后成功了。等到小偷逃走，这个犯人就把地洞盖好，他自己呢，反而跟看守们变成好朋友。家里送来好吃的，大家一起吃，好玩的一起玩，后来与看守无话不谈，大家放心他，晓得他不想逃。有一天家里又送来酒肉，他就请看守一起来庆祝，等到看守酒喝醉了，他就从看守身上把钥匙取出来，打开自己的手铐脚镣，穿上看守的制服，把牢门打开，就大摇大摆地走了。
而那个小偷，花了很大的力气挖个地洞逃出来，还很可怜地东躲西躲，身逃出来可心还在牢里呢。而那个判无期的，因为跟看守都变成朋友，却彻底地逃出来了。
逃不在乎方式、不在乎逃往何处。吕洞宾在庐山仙人洞题有诗：“一日清闲自在仙，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所以，有人日理万机心却早已逃了出去；有人身在仙境，心却在生意场中。
逃进深山老林、逃去丽江大理，你以为就逃脱了吗？
为什么是在时代的边上？与红尘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与主流保持刻意的距离，非暴力不合作，正是价值所在。你别想把我变成你的一员，我不想成为你的一部分。否则大家一勺烩了，全完蛋。那些被绞进事业、职场、官场的绞肉机里的人们，不能自拔，最终成为大酱缸的一部分。这好吗？
中国有个三千年来的权力磁场，好比强大的风洞，将一切卷入其中，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进化论需要特立独行者，大自然需要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的多元性，乃进化之本。同样，生活方式多样性亦是人类幸福之源。
选择不合作，选择不跟风，活出来让你们看看。每个人都有权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就不会扎堆儿，就不会一勺烩。什么时候新浪微博上尽在讨论过小日子了，那中国才算进步了。什么时候《新周刊》变成纯讨论生活方式的杂志了，那就说明中国人进入舒坦状态了。
闲时，你可以选择做个酱油男：爱潜水，爱冒泡，只发帖，不加V。有事去散步，无事看风景。你做你的采访，我做我的俯卧撑。我不是谁的炮灰，我没有凶器，只有一鼠标。我只代表我自己。每日飘过无数帖，偶尔喊上一两声。我是地球一板砖。
为什么要给异类空间？
表面看，中国有本《花花公子》，叫《男人装》。可你知道的，上世纪60年代的《花花公子》会偶露锋芒做一期反战专题。《男人装》绝不会的。中国更不会有的是《滚石》。同样是青年运动，中国的60年代与西方完全是两码事，就像大串连与伍德斯托克是两码事一样。
伍德斯托克的嬉皮士们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融于主流的生活方式，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叛逆。奇装异服、留长发、蓄长须、吸大麻、听爵士乐、闹群居等只是表象而已。有人要在当今中国复制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那就妄想了。
Do your own things，因为不爽，所以独行。人生的目的也不再是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人生是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人生是重新发现。
16岁那年，乔布斯留着齐肩长发宣布正式成为嬉皮士的一员，并结识了生命中第一个女孩，然后喝酒、吸大麻：“有一天，我们特意到一块麦田吸迷幻药，突然间，我感觉整块麦田都在演奏巴赫的乐曲。那一刻我非常兴奋，感觉自己就好像在指挥交响乐队演出。”1974年乔布斯“光着脚、穿着破烂衣服”来到印度朝圣：“加利福尼亚嬉皮士的贫穷是一种自我选择，而印度的贫穷则是命运。”我们不知道大麻和印度朝圣与苹果公司的关系，但反叛的基因一定植入了乔布斯的每一款产品。你们是不是很受用？
另一位嬉皮士资本家是理查德·布兰森，他打造的传奇virgin商业帝国一点都不传奇，因为他只是代言了年轻世代的想法并满足他们罢了。
当某一事物占据主流，老朽的过程就开始了。政治上叫寡头，经济上叫垄断。中东革命的实质，不是你贪污了多少，是因为你在位太久，太老朽了。反垄断法的实质，表面是制裁垄断，实质上也是你在位太久，不利于充分竞争，让新生事物没有生长空间。
而作为嬉皮士的乔布斯们和布兰森们则具备回到原点的反叛意识与反思精神：“反对强迫消费，这样只会导致环境恶化；反对被动接受，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为什么有时我们都是嬉皮士》）。他们是60年代的一代，他们是滚石的一代，他们唱着《答案在风中》，他们终于修成正果，成为新乐公司的CEO或国际组织的领袖。
宽容异类，善待异见，就是时代最大的进步。数字出版已能做到个性化定制，出版社为某个特定客户只出一本书。有一天，人们希望也能定制属于个人的生活，只要代价不太高。当社会的长尾理论盛行，异类将成为常态。
为异类留有空间，为物种留有多样性，因为说不定哪天他们就是幸存者或拯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