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所重镇，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当下民众的生存环境有机结合的知识分子之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泰斗王瑶先生的弟子，钱理群先生算是最能体现其师承的一个学者了。钱先生在北京大学和学界的影响都很大，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问做得好，大家喜欢他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像孩子一样的学者在精神上和他们离得最近。
也许是和钱先生的出身有关，更重要的是先生的学术品质影响所致，钱先生一直把目光盯在当下知识分子和民众的生存境遇上。人间的冷暖炎凉，钱先生看得清楚，也时不时力所能及地替他们呐喊几句，但对鲁迅研究造诣很深的他深知中国现实的“博大精深”，任何声音到了中国这里，都会面临着“无物之阵”的考验。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无底深渊，是一个黑洞，任何事情碰到它都无可避免地被吸收、同化，然后消失。
钱先生对此认识的深刻，对无物之阵的反抗更是不遗余力。他不遗余力地培养认同鲁迅精神的后来者，不遗余力扶植精神界战士，不遗余力对中学语文教育发言，这些“不遗余力”给先生带来了很高的赞誉，也给先生带来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以钱先生的学问和品质，退休以后被北大续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北大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体现出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胸怀和魅力。这所被多数中国人认为是最好的大学竟然毫不惋惜地拒绝了一个已经取得很高学术成就的近乎大师级的智者。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先生不遗余力地在鲁迅精神的指引下，传播自由、民主思想，扶植精神界战士。钱先生黯然离开北大，到了一所重点中学去面对他一直倾注很大心力的中学语文教育改革。
深知中国国情的钱理群先生，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大惊小怪。鲁迅先生把中国历史分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个思想的深刻恐怕要放到很久远的未来来看。在由钱理群、林贤治、王富仁、谢泳等参加的为林贤治《人间鲁迅》再版举行的研讨会上，邵燕祥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鲁迅没有活到五十年代，不然他要经历第三种或第四种时代。比如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以前，我们在暂时做稳.了人民的时代，然后就进入欲做人民而不得的时代。我想，钱先生对此的体会是颇深的。
中国的许多别人看来讳莫如深的问题在钱先生那里是无所谓回避不回避的。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钱先生提出了他一直耿耿于怀的疑问：现在我们都在为现代化寻找思想资源，从外国找，从儒家找，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不从鲁迅那里寻找资源？我们讲传统为什么不承认有一个五四传统？讲五四传统又不承认鲁迅传统。我认为这很荒唐。
钱先生很清楚真实的鲁迅思想对中国当下的价值的，他提出的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鲁迅和周作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食人”、“做梦”、“演戏”观点，就有很强的当下针对性。先生认为，刚刚过去的世纪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以“革命”的名义杀害“反革命”与“不革命”的历史。这让我们想起鲁迅对此做过的概括：“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就是中国的杀人，以革命的名义来“食人”。这是说的统治者，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又怎么样呢？钱先生对此也并不乐观，他认为今天想借助政治力量来扼杀对手、甚至把对手送上断头台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所以钱先生一直固执地坚持一个观点：一部“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互相残杀的历史。这个残杀不仅包括文笔残杀，还包括实际解决，所以中国的“文治、武功”从来是联系在一起。由文字杀人到真枪实弹仅仅一步而已。
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都是很喜欢做梦的，钱先生也不例外，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回避。他认识到正是一个世纪的梦的追寻和实践形成了20世纪中国人民、知识分子的一种梦想家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在特殊的时期，无可避免地上演了全民狂热的悲剧，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钱先生认为这种狂热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本世纪中国始终处于想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想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而产生的。钱先生说自己也有两个梦想：一愿我自己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不放弃虚构的、彼岸的、非现实的、非功利的梦的追求，不会做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时，愿我自己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不要做将梦想现实化的白日梦。
与中国人喜欢做梦紧密联系的是，中国人也非常喜欢演戏。中国人总是喜欢扮演两个角色，或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或看别人做戏，演戏与做戏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中国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悲惨的事，也不可能由真正严肃、认真的事情，所有的事都被游戏化了。因此，中国最后只剩下一片“哈哈哈”，只剩下喜剧，而没有悲剧和正剧，因为悲剧与正剧都被看客转化为一种最低劣的喜剧。
在全民演戏的情况下，没有人能逃脱不演戏的命运。特别是在专制统治下，连沉默也是不允许的，奴隶既无说话的权利，也无不说话的权利。钱理群先生认为，真正的强权统治可怕处在于：不仅剥夺人们说话的权利，也剥夺人沉默权利，每人必须表态，强迫说话必然带有表演特点，不然说假话，这是一种奉旨表演。验证钱先生这段话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和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
已经告别北大的钱理群先生，依然孜孜不倦于自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其富有挑战性的新成果也源源不断的呈现在学界面前。执教于中学语文教育的钱理群先生，重新焕发出他培养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后来者的饱满精神。对于他来讲，也许这也是检验他一直持有的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理念的机会。从高等学府到重点中学，钱先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关注当下的关注民众的学术情怀，他是一个距离中国民众思想最近的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