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观半岛及欧美电视，对塔利班高级人士公开为本拉登烈士说话印象深刻。比起中国的愤青愤中愤老，塔利班要理直气壮几百倍，敢于在电视上真面目辩论！ 客观上（不是主观上），本拉登对吾党吾军吾国政府帮忙太及时太大太关键了，比当年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无数倍！没有他们十年前的那次爆裂之举，原本吾 PRC 就是美国的首要对付目标。过去美国反恐花的近五万亿美元军费开支（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一班人算出的），大半就会用在对付 PRC 身上。 2010年12月11日，我在北京的一个中型研讨会上念了下面一段（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第四讲原文），大部分与会者基本同意： 倘 若上述（1990年代初开始）的趋势全速延续下去，国际大环境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可就太不利了，而且会愈来愈凶险。正当中国的高层领导在为中国被迫充当美 国的头号敌人而倍感压力、力求卸压解套之术的关键时刻，帮大忙的人及时赶到了！纽约和华盛顿遭受“基地”组织的突然袭击，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形势的大局面。 美国政府顿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头号敌人的座位上挪下来，换上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这实在是太幸运了！对于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有了九 . 一一恐怖袭击，原来美国政界军界要把中国当成它的长期主要威胁的战略构思和部署突然被打断了，他们——不论是美国政治光谱上的右翼还是左翼——，都不得不把原来理论上的分歧搁置一边，全力以赴去解决燃眉之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从九 . 一一到现在为止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为了对付恐怖主义这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敌人，为了对付基地组织、塔利班、东南亚的较不著名的那些小组织，为了打伊拉克和阿富汗，花了多少资源！倘若没有发生九 . 一一事件，美国政府把用于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经费的三分之一，拿来对付原本被他们视为头号潜在敌人的中国身上，这个压力将会有多大？
当然，在这个重大的外交政策领域里，历史学家应该给予当年中国的两位最高层领导人江和朱公正恰当的评价，即便人们对他们任期内的某些国内政策有不同的评价。他们非常明智地、极度敏捷地在那个异常紧急的时刻，马上宣布中国政府反对九 . 一一恐怖主义袭击；在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当时在中国，包括在中国国家机器里和民间社会里，有一部分人大声疾呼：新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中国应该站在正义的——所谓“正义的”就是在他们的说词中受欺凌被压迫的那些民族的勇敢代表，像塔利班、基地组织、激进的伊斯兰教圣战团体——反抗者一边，来对抗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如果当时中国的最高层采纳了中国国家机器里和中国民间那些激进派的建议的话，那么中国局势和世界局势将会同现在的非常不一样。也许美国在对付由中国所加盟的激进主义反西方力量的战斗中，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长的时间，不过中国本身在这个过程之中，将一定成为美国包围、制约、攻击的大敌。幸好中国当时的最高层很明智地见机行事，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个机会主义的重要决定——这里的“机会主义”不是负面的意思，而是中性的意思，是指利用机会的意识敏锐到位——，在国际新一轮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大对决中，不做美国的敌人，而是跟美国进行合作，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合作。这样一来，就把中国肩膀上原本日益增长的、被迫当美国头号假想敌的巨大压力，绝大部分给卸掉了。[3] 国际环境就变得相当有利于中国继续埋头搞经济发展，“闷声大发财”，不必把有限的那点家当挤出来搞战备，能够充分拓展北美和西欧发达国家的市场，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积蓄国力。
当 然，在美国的决策层中间，在他们形形色色的研究战略问题和国际关系的圈子里面，那个时候也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警告的和相反的意见。根据我读到的一些资料，美 国方面的资料、英国方面的资料、印度方面的资料等等，在美国的政界、军界、研究界、资深传媒界中也有少部分人争辩说，虽然基地组织、塔利班等恐怖主义团体 是我们目前的燃眉之急，但相对来讲它们还是一个影响面不大的急性病，这个急性病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美国及其民主国家盟友们千万不要由于为着对付这个急 性病，而忽视了从中长期也就是未来的十几二十年甚至四五十年期间，亦即到21世 纪的中期来看，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仍然会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换句话说，不能因为要对付突然把你家的窗户玻璃砸碎了的一个小暴徒，而忘记了一个更具有威 胁力的强大潜在的敌人在那里，它图谋的是有一天把你连同你的房子全都彻底埋葬。当时，在美国确实是有这样异议的声音存在的，[4] 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声音后来也不是完全平息了。[5] 但是在小布什总统第一任期间，这种声音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外交部署。在小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间，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拖累，使得美国政府也没有办法回到更长远的战略布局上去。从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天起，美国政府就忙于处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一年两载也没有多余力量来筹划和落实长期的大战略部署。至于以后会不会呢？比如说，四五年、六七年以后会不会再来重新调整美国的战略态势，颠倒目前的轻重缓急次序，重点对付有敌意的“国家政权行为者”（The state actor）而不是“非国家政权的行为者”(Non-state actors) 呢。我看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那是后话了。[6]
所以，就是因为有了九 . 一一突发事 件，美中之间本来应该摆上擂台的战略大对抗一时被化解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阶层的特大幸运。由此可见，历史并不始终是被必然的力量所主导。在历史上 一些非常重要的关头，偶然的事件起着极其关键的改变事态方向的作用。就好像本来是有一条轨道在那里，你以为历史的车轮就是这么走下去的，突然在这个轨道上 面出现了一小块水泥，虽然它不大，不知道是谁丢在那儿的，而车轮一下子就因为碰到这块水泥，在既有的轨道上被弹了一下、扭转了一下，然后就顺势滑向了另外 一条轨迹。所以，我几次开玩笑说，即便本 . 拉登的基地组织、塔利班跟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有人说北京跟他们有点关系，但那是当年为了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联手作业，都利用过本 . 拉登、塔利班——，即便自那以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没有同他们有过任何组织上的往来，再过四五十年，假定那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应该追认本 . 拉登和他手下死于九 . 一 一袭击的那些人，封他们为国际主义的烈士（比白求恩同志的贡献可大多了！），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阶层。没有他们的自杀攻击壮烈 牺牲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有为对付这个敌人而花去的上万亿美元和几千条军人的生命，就不会有十几万大军被牵制在中亚的大沙漠小城镇里，就不会有美国国库里的 那一大块空虚（还在继续扩大），也不会有自那以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宝贵的十年韬光养晦、闷声大发财——中国模式的步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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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hua Goldstein, “The Price of War: U.S. Government War Spending Since 9/ 11.”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2 September 2004.
[2] Amy Belasco, “The Cost of Iraq, Afghanistan, and Other Global War on Terror Operations Since 9/ 1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7-5700, 28 September 2009.
[3] Richard Holbrooke, “A Defining Moment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3 January 2002）.
[4] “Worldwide Threat – Converging Dangers in a Post 9/ 11 World. “ Testimony of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George J. Tenet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6 February 2002. From “The Speeches and Testimony Page”, “The Public Affairs Page”, The CIA Homepage, 7 February 2002.
[5] Jeff Stein, “Defense Officials Tried to Reverse China Policy, Says Powell Aide” (CQ National Security Editor, 3 June 2007).
[6] “美国官方发布情报战略，中国成重点：今日公布的美国情报战略报告把中国、俄罗斯等国列为最主要的挑战者”（BBCNews.com，2009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