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具有无私无畏、百折不挠的风骨和气度。当举国均在批判他的《新人口论》时，他却毫不动摇地捍卫着真理。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猛烈冲击下，马寅初从未低下头颅，决不屈从一时的政治压力。他一再声明：“人口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如果像现在这样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发展下去，它必将给我们的国家和党带来很大的困难，造成完全被动的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我已研究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有责任说出来，并坚持到底。为此，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考虑国家和真理，从不考虑自己；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寅初是对的。
提起马寅初，人们不会不提《新人口论》。可是，有多少人知道，马寅初还著有一套花费他巨大心血的《农书》？整整100多万字，耗费数年光阴，凝聚着马老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深情关注，责任编辑葛苑生更有着无数有价值的真知灼见。然而，就这样一套巨著，还未面世便遭到了焚毁！而焚毁此书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寅初自己。
马寅初为什么要焚毁自己的呕心之作？
是什么促使马寅初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们在为《农书》永远消失而伤痛的同时，也当反思一下当时的情形。
一
1959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处境更加恶劣了。自从他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进一步表明自己坚持《新人口论》的坚定立场后，康生等人对他的攻击便变本加厉了。学术批判早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校园，甚至连马寅初住处都贴满了攻击他的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样的口号轰响在北大校园，但他仍不妥协。1960年1月3日，马寅初终于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搬离燕南园，来到旧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
不久，马寅初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不再能公开发表文章。马寅初从此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上消失。
宅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人前来拜访，往日的朋友也不再敢来了。马寅初感到有些失望，但他经历过大风大浪，胸襟开阔、意志坚强，如此的逆境并不能击倒他。他理了理头绪，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
早在50年代初，马寅初就为自己定下两个研究课题：一是人口论，一是中国农业经济研究。
马寅初的长子马本寅告诉笔者：“父亲对农业非常关注，曾说：‘中国有8亿农民，是农业大国，如果农村的生产、生活提高上去，中国也就提上去了。’他非常关心农村建设，在人大期间便经常到农村考察，人口论也是在农村考察时想到的。”如今，人口论的研究告一段落，他将全部心血扑到农业问题的研究上。
1961年春天，马寅初又过起紧张而有规律的生活，开始着手为《农书》的撰写做准备。
他首先将过去已经收集到的湖南、湖北、吉林、海南等地有关农业经济的材料整理出来，认真地翻看着，仔细地琢磨着。每有心得，他便拿起手边的毛笔，认真地写下来。他对农业问题一向关注，因此保存了许多古今中外关于农业的书籍，此时，这些书籍都成了他的宝贝，成为他不断翻阅的对象。他还通过以前的秘书王克宥，从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借来国内外有关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资料，随时补充。
此时的马寅初，即使写出再好的书稿，都不会有发表的机会。但他已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所想的全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问题。他要以拳拳的爱国之心，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经济知识，全新的经济观点，写一部不亚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的书籍。他要造福中国！
这一时期，由于三届人大会议还未召开，所以马寅初仍保留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还可以人大代表的名义到各地考察。于是，这位已经80岁的倔强的老人，为了《农书》，为了尽一个人民代表的责任，于1962年再一次风尘仆仆地前往浙江的农村调查。虽然此次视察与以往不同，他遭受了不少怠慢和冷落，但他依然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他深知此次机会的难得，更加分分秒秒地利用着，尽可能多地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他回到了故乡嵊县。此次嵊县之行，马寅初带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为了能有好的收获，离京前，马寅初特地给嵊县冯、方二位副县长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冯、方二位副县长：
一九六二年一月初，出京视察闽浙两省。打算在嵊县居住一星期，以便细细地看一看农村。城东人民公社有一位杨木水先生者，今年五月间，写了两篇关于《六十条》的文章，要求机要厅交给毛主席亲看。十一月间，他把原文抄送了一份给我。我阅后觉得杨先生爱社心切，所言不无可采之处，惜其中有若干问题讲得不甚清楚，理由不甚充分，拟请其与我当面一谈，并请公社其他同志就他的文章发表些意见。请就预先通知杨先生早日准备。我认为这样的会谈不仅能使我更加了解农村的情况，亦可予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想先请杨先生来谈，俾我完全了解他的意见，而后再请其他同志参加会谈。城东公社研究后，还要访问其他公社。此外，还要请求两位县长派一速记员帮忙。一切拜托。
顺致敬礼，并候起居
马寅初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信中提到的杨木水，是嵊县城东区农技站一位蚕桑干部。在多年的农村工作中，他亲眼目睹“五风”所早成的农村衰败现象，认为只有推行包产到户，农民才可以摆脱贫穷。但在当时，包产到户已被批倒，杨木水深知自己人微言轻，要想推行包产到户，只有上书中央，由毛主席亲自抓方可有效。于是，他冒着风险，写了一篇题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文章，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请他们转呈毛主席。然而，过了很长时间，信件如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杨木水不甘心，他突然想到马寅初，说不定可以通过这位老乡，将自己的意见转呈毛主席。于是，他又给马寅初写信。不久，他收到马寅初的回信，说要跟他面谈。他非常高兴。
嵊县领导对马寅初的视察非常重视，但又怕马寅初给他们带来麻烦。经过细致研究，他们决定由县委办公室向马寅初汇报全县大好形势，并派一位副县长全程陪同马寅初视察。在马寅初见杨木水之前，县委农工部部长亲自出面找杨木水谈话，说服他千万不要乱说话，尤其不要提嵊县也曾包产到户。
马寅初与杨木水终于见面了。一开始，由于有旁人在场，杨木水显得有些拘谨。马寅初见状，特地请杨木水到自己住的房间单独谈话，这样，两人才有了深谈。
马寅初将杨木水写给他的那份资料拿了出来。杨木水一看，只见上面圈圈杠杠做了许多批注，很显然，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对他的材料相当重视。杨木水显得有点激动，兴奋地讲述起自己的观点，列举了包产到户的种种优越性。他认为，包产到户不会改变人民公社的性质，而是适应人民公社当前形势的一种生产管理方式；包产到户可以提高生产力，不仅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能确保办好集体经济；可以采取“管理到队，包产到户，集体收获，统一分配”的具体措施……杨木水侃侃而谈着。
马寅初认真地听着，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他问：“杨先生，你在材料中讲到，很多干部、社员都想包产到户。那么，到底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多，还是反对的人多？各占多少比例？你能说清楚吗？”
杨木水沉思片刻，回答道：“我认为多数人在心里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但具体比例我说不出来。”
马寅初又说：“你在材料中谈到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问题。我认为，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产靠人，现在有部分人生产没有积极性，造成生产赶不上人民生活的需要。所以，要想方设法地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这才是重要的。杨先生，你说对不对？”
杨木水连连点头。
马寅初又指出杨木水材料中的一些不足，他希望杨木水看问题时既要看本地的情况，也要了解全国的情况，应力求全面，避免偏激。杨木水心悦诚服。最后，马寅初紧紧地握着杨木水的手说：“谢谢你呀。对的就是对的，正确的思想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
此后，马寅初又马不停蹄地视察了许多村庄，询问当地的产量，参加农民关于包产到户有无优越性的讨论……他还想多走点地方，但由于太劳累了，他突然患上肺炎，高烧持续不退，紧接着，病情加强，马寅初不得不离开故乡，前往浙江医院。一个月的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马寅初返回北京。
第二年，马寅初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撤消。
二
来到东总布胡同32号，推开厚厚的大红门，便可以看见一幢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楼门向东，门前种着一些花草。小楼的南面是一个院落，里面栽种着各种树木花草，有龙爪槐、白皮松、海棠树、榆树，还有马寅初喜欢的刺梅。刺梅就长在窗前，据马本寅回忆，就在马寅初逝世不久，刺梅也枯萎了。这也算是人与树的一种奇缘吧。
此时此刻，宅院里出奇地寂静，马寅初正在屋内奋笔疾书。
宽大的写字台上铺着一张张八开大的宣纸，上面满是工整的毛笔小楷。每写完一章，马寅初便把宣纸铺在地板上，等晾干后，他又认真地将宣纸按顺序粘接起来，卷成一个纸卷，注明内容，放入一个藤箱里。
写作时，他的脑海不时地出现中国农村的各种问题，而他的视野则尽量放宽，不仅参照中国已有的研究，而且将国外的研究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写累的时候，马寅初便会沿着院中的水泥小径散步，日光透过树叶照在地面，留下斑斓的树影，给人如真似幻的感觉。马寅初不免回忆点往事。
记得1929年，他曾在国民党立法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自己的主张，针对当时的国情，他说：“粮食和食盐，不是一般的商品，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这两种东西不应该由私商经营，而应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调节。”他将这一利国利民的建议作为议案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但由于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被束之高阁。
1940年，他在国民党政府陆军大学将官班做讲座，说：“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线浴血抗敌；‘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害；‘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从中牟利，发国难财。更有甚者，还有一种所谓的‘上上等人’，他们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
1945年，他刚被解除软禁，便在重庆工商界人士举行的聚餐会上激动地说：“抗日战争中的主力是谁？吾敢答曰农民！看在战争中，其断肢折足，或流血阵亡，或死于饥饿、瘟疫，或辗于沟壑者，十之八九是农民子弟。我们若以‘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个头衔给予农民，他们定可当之无愧。……战争是不人道的，但眼见一般农民与一般难民之困苦和颠沛流离，而不集中全国力量快快设法去救济，反惟一己之私利是问。这种念头是更不人道的，他们的罪恶要比制造战争还大……中国要工业化，就必须实行民主，必须发展农业，改善亿万农民生活。要发展农业，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
在马寅初的思想中，中国的农民太苦了，苦了几千年。惟有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农民的命运，进行土地改革，使人民当家作主。因此，马寅初真心诚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愿为党和人民献出一切。
解放前，老浙大农学院园艺系选育了一种萝卜品种，长达二尺五寸左右，粗壮如臂，半在土中，半在地上，每个平均四至五斤，最大的一个十四斤半，亩产较普通品种多二至三倍，达一万斤以上。解放后，这种萝卜曾在岳坟农业展览会展出，恰被马寅初看到。他如获至宝，马上向农学院领导详细询问这种品种的选育经过，然后要了10个标准形的样品，带到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宣传。经马寅初这么一宣传，这种大萝卜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为萝卜的增产做出了贡献，也为农民的增收做出贡献。
1950年3月15日，马寅初在一次讲课说：“现代的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反动派遗留下来的，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了许多年的国家，民穷财尽，遍地灾荒，农业衰败，人民贫困。在这些客观情况下，拟定了许多政策，争取今年农业增产粮食一百亿斤，棉花四百五十万担，工业希望内迁，贸易方面发展国内外贸易，准备粮食供应城市，保证米价不波动……”
在马寅初的心目中，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重大问题，也是他无时不刻关注的重大问题。他在中外的对比中看到了差距：在发达的国家，一个农民可以养活几个人。而在中国，几个农民养活一个人。这就是差距。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提高农村文化教育水平；必须改变落后的手工操作，提高机械化生产；必须继续开垦荒地，继续改善粮食品种……只有农村问题解决了，中国才可以真正达到国富民强。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马寅初愿意研究调查，愿意献计献策，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
可是，现在，他却被剥夺了公开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他知道自己冤，但他相信这是暂时的，他也绝不会因此放弃自己为党为国为人民奉献的坚定信念。因此，他更加珍惜宝贵的光阴，无论如何，先将《农书》写出来再说。
三
《农书》耗费了马寅初巨大的心血，不知不觉，藤箱已满，头上又增华发。从1963年开始写稿到1965年初稿完成，三年光阴，马寅初以忘我的精神写出了100多万字。所有的内容都是用毛笔写成。写完后，他又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一般情况用蓝笔，特别重要的改动用红笔。为了防止手稿受潮和被虫蛀，马寅初特别嘱咐家人将放书稿的藤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写完《农书》后，马寅初已83岁，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有一次，他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前去看他。一进屋，见地上铺满了稿纸，马寅初正在看他的《农书》。见陈玉龙进来，便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言语中不免有种愤怒。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寅初将全家人召集起来，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呀！”家人们点点头。
可是，还没等家人行动，一场更加强烈的政治风浪席卷而来。
“文革”开始了，社会上出现了“破四旧”的极左行动，马寅初的一些好友先后受到冲击，或被抄家，或被游斗。邵力子、张治中的家也被红卫兵光顾。紧接着，国内还出现了“焚书热”……
形势的变化给家里人带来很大的压力，马寅初则陷入长久的思考当中。
一天早饭后，马寅初说话了。他把家里人叫到客厅，尽量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近来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总犹豫不定，现在我决定了。今天，你们大家都不要出去，我们全家自己动手来破四旧。这样做，虽然可惜，也非常痛苦，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
说着说着，他有点说不下去。家中人含着眼泪，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珍贵的字画以及马寅初多年积累的许多资料送进锅炉，烧掉了。
最令马寅初心痛的还是他的《农书》。那是他的心血，整整一藤箱，几十卷手稿，花费了多少不眠之夜！寄托着多少对国家对人民的厚爱！可是，如今，手稿被一卷一卷地送入炉火中，没了。
马寅初知道，他不可能再写同样的手稿了。
这是他永远的遗憾！
由于马寅初写作时，往往写下后便放起来，并没有跟家中人细谈。以致于没有人知道《农书》中详细的内容。这也成为世人永远的遗憾。
粉碎“四人帮”后，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激动地说：“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