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首先是一个前五四时代文化革新的开山人物。一九○五年他东渡日本是一个关键时间。这一年之前，中国社会被一系列政治与军事的惨重失败与重大耻辱所彻底打垮，彻底的变革与信心的摧毁，最大的标志即这一年干脆废了科举。科举之死不仅是传统教育之殇，而且是形成巨大的精神真空之始，至今未能复元。这一年李叔同随大批留学生，惶惶然东渡日本。不同于一般人学科技与法律，他力学东西洋的艺术，并大力提倡审美教育，天真而严肃，倡言音乐可“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绘画易养成“健全之判断，高尚之审美心”。他编杂志、辑新曲、谱洋歌、演话剧。归国后，热情而理想，任教浙江第一师范、南京高等师范，编教材、购乐器、通教图画音乐，俨然中国近代艺术教育之父。他这时可谓绚烂之极，像文艺复兴时的人物，生香活色、旖旎风流，要带来“这美好国土的希望与鲜花”（莎士比亚语）。可是，这些艺术与美，在已经被摧毁了价值根基的中国精神土壤中，能生根开花么？是瓷砖上写字，还是春天里播种？然而正当他个人一如新文化一起成为精英，辉煌闪爆的顶峰，却戛然而止：李叔同看破红尘，像剔骨还父的哪吒，将一身艺能还诸天地，作品也各各分赠世间友人，洒然走向杭州西湖边虎跑定慧寺，换了姓字，剃度为僧。人们纷纷惊以为奇。或解说其身世，或推阐其性格，或叹惋其才华，或敬佩其人格之美、愿心之大，然而，鲜有人将李叔同之走，与近代文化的悲剧性因素联系起来，也鲜有人将李叔同之走，与若干年后自沉于北京昆明湖鱼藻轩的王国维之死，联系起来，想想这两件近代事件背后的深意；也鲜有人将这两件事件，与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惊呼，联系起来，想想二人之事，与“巨变奇劫”，有什么相关性。其实环顾世界同期的世纪之初，有一个思想者尼采，死于1900年。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强调“掠夺者”“征服者”的天经地义，“掠夺者摧毁旧的文化，陈旧文化具有的合法性甚至在精神和腐败的烟火中化为灰烬”，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采看见车夫打马，他冲出护马，突然摔倒在街道上，自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世纪初还有一个作家康拉德，1902年，在文明高歌猛进的时代，西方科技进军非洲的时刻，却写了一本小说《黑暗的心》，表达文明内心的残暴，以及人性不能解放的思想。更明显的还有1907年与1910年，罗马教廷庇护十世连续发表著名的长篇教皇通谕，反对将人等同于动物，反对将进化作为信仰。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也是那时有现代社会“铁笼”之喻。林毓生教授将韦伯的另一名论“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新译为“世界再不令人着迷”，从世界文化史的意义上，揭橥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新时代的开始，也许，这些可谓“现代性的纠结”，颇有几分地切合了李叔同王国维的隐秘心事。我将此称之为近代文化之谜，如何切近中国社会情形，深透地了解这里面的迷思，或许有待文化史家更深入的探论。
然而，或许不一定非要以探论原因的方式来接近近代文化之谜，或许单纯的描述、感性的体认、切近的对话，也不失为一种理解与触摸世纪初文化心灵的方式。朱兴和博士在完成了他关于近代上海诗社的博士论文之后，又写了这本《李叔同诗注》，正是这样一种心愿的亲证。他细致、谨慎而温情，一点一点地将词语的符码解开，小心地叙说着那百年前的心情故事。尤其是李叔同如何一步步从天津桥走向城南、走向杭州虎跑寺的心路历程。他的文字虽繁复而有灵性。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将王国维与李叔同的诗词，对比着说，发明了一种相互释证的方法，对于解读我之所谓“世纪初的文化心灵”，颇有效果，如：
李叔同《断句》：“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王国维《采桑子》：“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飘零，悲也飘零，都作连江点点萍。”
李叔同《老少年曲》：“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王国维《蝶恋花》词云：“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李叔同《老少年曲》：“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王国维《蝶恋花》词云：“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
李叔同《朝游不忍池》：“凤泊鸾飘有所思，出门怅惘欲何之。”1904年王国维《出门》诗云：“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
李叔同《月》：“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王国维《浣溪沙》词云：“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罄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朱兴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两颗“世纪初苦魂”的心印。他也试图分析他们的同中之异，譬如这两首：“《浣溪沙》中悲悯和自怜的成分较多，而《月》则重点在于展示上方境界的澄清以及仰望上界的坚执。《浣溪沙》是自解之词，而《月》乃朝圣之歌。这与作者的禀性有关。王国维有窥见佛光的灵性，但最后没有脱离尘俗的羁绊。李叔同却凭借一往无前的坚决，最终走进了俗人无法揣测的圣境。”极富于同情的理解。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是《醉时》：
醉时歌哭醒时迷，甚矣吾衰慨凤兮。
帝子祠前春草绿，天津桥上杜鹃啼。
空梁落月窥华发，无主行人唱大堤。
梦里家山渺何处， 沉沉风雨暮天西。
这首诗写于李叔同赴日的岁月，朱注对其中丰沛的存在感受，论之甚谛。诗中有两种基调，一是“梦里家山”、“帝子祠前”的故国故君之思，一是满天风雨、“天津桥上”（喻乱世将临）的忧愤之情，反复回旋，一唱三叹。对这种情意结构多加体味，不难发现，其实更可以联系到王国维论“小雅精神”的著名命题，即“亲寇相循”。王氏说：“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方面是大变将临，世乱已极，不可久留，另一方面又是梦中家山，不舍不弃。因而歌哭无端，浇愁更愁。亲寇相循的“家国”，爱恨交织的“现代”，这不正是李叔同、王国维共有的一种世纪初的文化心灵特色么？多谢兴和此书，使我重温李王故事，略记读诗心得一二，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