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多雪的冬天的尽头，我意识到是必须对自己编辑过的《人间草木》说几句话的时候了，也算了结一桩心愿。
《人间草木》起念在三年前，最初我只是期望它将是一本“学术随笔”，用优美的文字书写大众哲学或人生常识。但当我读到第一部分文稿时，我意识到这本书的意义与价值可能出乎我的期望甚至超乎我的期望。人们不难想象像马礼逊和柏格理这样的传教人生是如何感人，但却难以理解在他们个人遭遇背后隐藏的历史与命运玄机。现代西方将传教与殖民扩张捆绑在一起，一半天使一半野兽；上帝的意志怎能通过鸦片商贩与帝国远征军的手实现呢？传教事业被传教方法陷害了。“基督教教会的世俗社会性，使传教活动必然而自觉地参与到世俗社会的权利结构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的性质。基督教是苦难的宗教，如今却乐得享受的特权；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如今却成为强者的恩施；基督教是慈爱的宗教，如今却转向憎恶的立场。”（《人间草木》，30页）
《人间草木》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却以非学术的方式把学术的问题说清楚了。我从来就怀疑学术是唯一的思想形式，现在有了证据。历史上许多思想都不是用当今规范的学术论文或专著表述的，但毫不妨碍其深刻与系统。书中的有些论述是值得铭记的：“只有正义与爱达到绝对统一时，传教才能将慈爱与感激统一起来。基督教与启蒙哲学都没有解决爱与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基督教教义主张无条件地爱他人，在爱他人与正义之间没有做任何区别，极端的问题就是放弃正义。既然世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那么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无条件地、绝对地爱这一切。基督徒的谦卑意味着既然一切苦难与不公都是天意，那么人的抗拒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消除苦难与不公同样是天意，那么个人的努力也是没有助益的。启蒙哲学追求绝对的正义，极端的问题就是放弃爱。既然世界的原则是理性与正义的，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无条件地、绝对地尊奉理性与正义，任何人的抗拒都是没有意义的；既然理性与公正是绝对的、主宰一切，个人在理性公正原则下的一切努力都是可以接受的。”（《人间草木》，38页）
我曾认真追踪《人间草木》的写作，作者选择的四组八个人物，都是我心仪已久的，不管是出于个人趣味还是工作需要，我都会全力以赴。苏曼殊，尤其是李叔同，在国内已有不少传记。这些传记只关注传主的“行动”，不关注也无法关注他们的心灵。什么叫“刻画心灵的形式”呢？《人间草木太匆匆》一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这两位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现实性”的人，分别走向人生的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所谓“审美境界”是一种“自我诗化”的人生：“曼殊的意义是他生活的自我诗化。这种自我诗化，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把自己的一生过得惊天动地就有了诗意，而是说，让在现实生活中‘失重’的自我，随意漂浮在一种梦幻般的、忧伤的审美境界中，尽情体验感性生命的丰富，包括希望与绝望、欢喜与痛苦、孤独与梦想，最后变成瞬息即逝的感性生命的牺牲品。自我诗化包括三重体验：一是自我在现实伦理秩序中的‘失重’，自我与自我所处的尘世失去现实关联，毫无着落，轻飘飘地悬浮在生活之外或生活之上，不在此岸世界，也未到彼岸世界；二是自我在感性审美的想象世界中‘放纵’，摆脱现实的羁绊，自由出入于幻想与真实之间、希望与回忆之间，捕捉感性生命瞬间的丰富性，未获得实在，也未陷入虚无；三是自我在虚无与永恒中‘落空’，虚幻的生命的自由转瞬间成为泡影，痛苦无法摆脱因为最终没有放弃对生命的眷恋……”（《人间草木》，70页）。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编辑生涯后，我终于遇到一本自己中意的书。编辑这本书，我不仅跟随作者的文字反思过人生的各个“严重的时刻”，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还体验到编辑职业中某种诱人的神圣感，与书中的“人”一同生活。我喜欢作者写李叔同的那种温润清俊的感动。曼殊和尚在审美境界，弘一法师在宗教境界，为我们活出了“人”的样子。面对生存的非现实性的痛苦，人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入审美境界，一种是进入宗教境界。进入审美生活的人，一生不得安宁，一死难以解脱；弘一法师则从彻底的绝望中了悟生死，毅然决然地进入宗教境界，也同样经历了三种境界：“决绝”、“持戒”、“圆觉”。弘一法师重生沙门，在戒修苦行中找到了思想的宁静，身心的幸福。宗教人生，圣洁而悲壮。不堪生命之轻的人难当死亡之重；担当生命之重的人，将受享死亡之轻。死亡最终到来的时候，竟轻如一声叹息。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弘一法师活出大境界。世外高僧，世间光荣（《人间草木》，96—97页）。
把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放在一起写，是周宁的“奇想”。世间一眼能看得出来的关系是不值得思想的，只有那些隐潜的联系，才耐人捉摸。把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牵连在一起的问题是：祛魅后的现代世界里，知识分子的生存使命是什么？野心勃勃、充满激情、想象力与同情心的托尔斯泰伯爵，有意无意间试图成为最后的圣徒，在那坐在客厅一角缝靴子的老伯爵的身影里，人们究竟看到的是神圣还是可笑？马克斯·韦伯在托尔斯泰身上，同时看到令人敬仰的神圣与令人同情的可笑。马克斯·韦伯关于托尔斯泰的思考包含着他关于人生的“最深层的体验”。很可惜这种“深层体验”本身就不是他的专业形式可以表达的。托尔斯泰的问题是生死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严肃的人生来说，无法回避。但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未必就可以回答。总有什么是知识不可以言说的，我们应该保持沉默；而对可以言说的，我们必须保证思想清明。在生死大义面前，托尔斯泰提出人应该知道什么，韦伯提出人能够知道什么，二人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其实我以为的问题也是周宁本人的问题。最初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头脑里不断出现这样的疑问：作者是谁？写这本书的周宁，内心究竟是更近托尔斯泰，还是马克斯·韦伯？或者，两个人同时或不同时间寄居在他的人格里？他能感受到这种矛盾或者忍受这种断裂吗？如果能，他将失去真诚；如果不能，他将失去生命。
生命的意义或者生死大义根本就不是现代学术的问题，学术可以拒绝思考，否则就得非学术地思考。现代是“生命在理性中过冬”的时代，正如马克斯·韦伯分析：“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二十年的许多图画那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如果有人希望宣扬没有新的真正先知的宗教，则会出现同样的灵魂怪物，惟其后果更糟。”在没有先知的时代里，人如何自由、有尊严，乃至幸福地生活？韦伯的答案是，必须拒绝“先知的诱惑”，做理性范围内可以做的事，让自己的头脑变得逻辑清明，或者，干脆放弃理性，在私人领域里进入纯粹彻底的信仰，复活人类古老的温情与激情（《人间草木》，130—132页）。
我是那种生活在书里的人，编辑职业是我唯一可能选择的职业。对那些真情投入的人，在想象中经历的痛苦与狂喜，真实感丝毫不差于现实。《人间草木》并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人物的心灵传记，一般传记强调的是个体人物的独特性，而《人间草木》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生活的深层内容，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四组人物代表着八种生命境界。自觉生活的人，在一生的某个或某几个时刻，都有可能经验到这些境界。克尔凯郭尔说过：“伟大的生活辩证法总是由代表性个体来阐释的。”最后一对人物是梁济与王国维。作者感兴趣的是他们走向死亡的内心经历，而不是他们死亡的宏大意义。世间喜欢高谈他们自杀的文化意义，这类文章读得多了，不免让人感到人的冷漠与虚妄。生命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切；对于不负责任的他人，才可能是“代价”。千万不要妄谈牺牲。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忠诚于生命，这不是懦弱，而是勇敢。
最后一章既是书中人物心灵的困局，又是作者写作理路的困局。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学界，看得出来曾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对梁、王之死的分析很有力，但价值评判却虚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真正的问题依旧没有回答：谁的去处更好？
“梁济死得很重，王国维死得很轻。……梁济辞官辞世，看似超脱，实际上却眷恋难舍，社稷人生，念念牵挂；王国维虽奔走勤王，形似入世，实际上家国兴亡，却很少真正入心。梁济死于实在，王国维死于虚无。梁济重生重死，因为他相信生死是有意义的，死前无限留恋，反复说明；王国维轻生轻死，已经看透生死虚无荒诞，死前无所牵挂，更不屑多言。”（《人间草木》，193页）可是，死亡是否能够拯救生命的意义呢？我猜测作者自己也不确信。这让该书最后的“光明”显得苍白，作者看到的是阳光还是烛光呢？总要有个结论，即使勉强与虚弱。我曾反复猜测作者所说的那种“静谧的激情”。似乎经历苦难与幸福的人，如今终于可以坦然面对人生了：“有人是为意义而生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生死，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去，即使忧伤也是幸福的，即使孤寂也是热烈的，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变成实验品，留给我们体悟人生的道理。他们的画像，供奉在我们心灵的高处，引领我们认识自己，省察人生，尝试一种审慎而美好的生活。”（《人间草木》，2页）
二〇一〇年元宵节的夜晚在大雪中降临，我走到屋外，小心翼翼地踩着地上的积雪，聆听脚下咯吱的雪声，似乎又回到内心深处纯净悠远的童年，深情寂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