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叔同从入世到到出世的大跨度转身，从人生历程的角度，是由其强烈的生命意识、强烈的“人生欲”引导他攀登更高更远的人生境界，他的大致人生轨迹是富家子弟的纨绔人生、风华才子的艺术人生与高僧大德的宗教人生，西湖杭城兼具浪漫风情与佛教重镇的城市品格与其不同人生阶段的精神气质息息相通，从而使他在杭州实现了“绚丽至极而归于平淡”的传奇转折。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是他对中、西、印（佛教）文化的一种选择，他在文化上的出发源地是儒学，或者说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青春时节以“出国”为形式选择了反叛，即由儒学而西学、由中国经学而西方艺术；1918年又以“出家”的形式由西学转向佛学。弘一法师留下了“悲欣交集”的临终遗书，其“欣”主要是在“内圣”层面，是在个体心灵的内在超越方面，是在人生意义的追寻上，是因为“小我”获得了灵魂的安顿与超越的归境；其“悲”主要是在“外王”层面，是悲悯苍生之悲，是不满社会现实之悲，是忧患国家民族命运之悲，尤其是他圆寂时国家仍处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之下，其悲悯情怀又如何得以释怀？

晚清民国之际，从传统士大夫转身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其人生感悟与文化心态的突出特点是充满着矛盾与纠结，李叔同从入世到到出世，从儒学而西学再到佛学，从豪气干云到遁入空门，从潇洒无羁的风流才子、风华绝代的艺术奇才到芒鞋布衲的苦行僧人、超然尘外的高僧大德之传奇人生，及他最后留下的耐人寻味“悲欣交集”的绝笔，是这种矛盾心结的典型写照。

李叔同于1918年秋在杭州出家。出家的时间、地点都意味深长。

他选择秋天这一时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随之将至的是冬天。中国文人自古有着悲秋的情结，从落叶飘零感叹生命易逝。其时，李叔同的生命时节大约在秋季，情感经历上舒展过风花雪月，艺术成就上收获了如日中天，可谓风流半世、事业有成。盘点了收获，他不愿盛极而衰，他要挑战秋去冬来，因而选择了从头再来。

他选择风情万种而又古刹林立、开放前沿而又历史久远的杭州，或许是一种宿命，在这里完成情圣到圣僧、艺术家到宗教徒的大跨度转身颇富有象征意义。李叔同于1912年秋，应老友经亨颐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西湖杭城的风花雪月按理说对这位风华才子的精神气质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一种结缘。岂知才过几年，他又选择这座美丽优雅、万种风情的繁华古都，了断尘缘，皈依佛门，由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由华枝春满到到禅灯梦影，实现了其人生的戏剧性转折。杭城有着包容的城市品格，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这里演绎过一幕幕风情万种的浪漫故事，足以安顿文人雅士的风月情怀；这里吟唱过一曲曲壮怀激烈的英雄悲歌，足以激励壮士巾帼的风云壮志。但杭城又有“东南佛国”之称，是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重心，加上这里湖山秀美、清茶淡水的环境，对李叔同这样在不断寻求生命意义、不断追求人生圆满并有着惊人才华与惊人毅力的先哲来说，别具有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他在《我在西湖的出家经过》一文的篇首即提及：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也许只有杭城兼具浪漫风情与佛教重镇的城市品格，与李叔同那种在“人生三层楼”[1]上不断攀登的精神的一种结合，才成就了他的那种“绚丽至极而归于平淡”的传奇人生。

一   

衡之于其弟子丰子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的“人生三层楼”说，似乎不难寻觅李叔同在“三层楼”攀登的人生轨迹，这就是富家子弟的纨绔人生、留洋学子的激情人生、风华才子的艺术人生与高僧大德的宗教人生，而引领他前行的正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强烈的“人生欲”。李叔同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他对生命的敏锐、强烈、深刻的感悟与体验，贯穿着其波澜起伏、曲折蜿蜒的一生。

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口述遗嘱时特意叮嘱妙莲法师：遗体停龛时，要用小碗四个，填龛四角，以免蚂蚊闻臭味走上；应逐日将水加满，以防蚂蚁又爬上去，焚化时，损害了蚂蚁的生命。法师在临终之际依然怀有的这种对生命的珍爱、尊重，足以令人动容。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2]。生命是宝贵的，又是短暂的，惟因短暂而更显得宝贵。李叔同非常珍惜自己的短暂人生，他希望以永不知足的不断追求去“探求人生的究竟”，希望以纷繁多彩的人生面向去寻求人生的意义，希望以律己大爱去实现人生境界的至善至美。出家是其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的分界，是其人生历程新的阶段的开始，是其充分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努力。

在俗的李叔同以“绚丽至极”的激情人生彰显、张扬了人性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他既展现了指点江山、以身许国的壮志豪情，也显露了风花雪月、离愁别绪的悱恻柔情。

体现其激昂慷慨之风云壮志的豪放呐喊有《辛丑北征泪墨》、《祖国歌》、《我的国》、《满江红》等。1901年出版的《辛丑北征泪墨》中有一首《感时》：“杜宇蹄残故国愁，虚名况敢望千秋；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3]1905年，李叔同留学日本前为沪学会补习科所作了《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比肩。纵横数万里，膏膄地，独亨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乎大囯民，呜乎，唯我大国民！”[4]辛亥革命发生后，李叔同于1912年作《满江红?民国肇造》：“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5] 这首词表达了李叔同对革命志士不惜抛头颅、洒鲜血反对专制、缔造共和的英雄豪气的感佩，指出烈士虽献出肉身却已“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获得了生命价值的永生； 这首词也让人不难联想到惠泽杭城的苏东坡，让人不难联想到埋骨西子湖畔的岳飞，他们数百年前在《水调歌头?大江东去》《满江红?怒发冲冠》中的豪气与英雄气，在李叔同的词作中有了悠远的回响。这是李叔同与西子湖、与吴越文化的精神气质息息相通的一个方面。  

体现其温婉清丽之离情别恨的婉约低吟，最著名者莫过于那曲《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6]这首送别挚友许幻园的词曲，被广为传唱，不知引发了多少敏感心灵的共鸣。人生一世，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因此，对生离死别、情人相思、人生短暂、青春易逝、生命凋零的感伤，是人之情感的常态。这种伤离别、苦离散的生命体验，也如影逐形般地追随着李叔同，即使是在他做翩翩公子、做风流才子也一直被心灵伤痛折磨着。在男女情事方面，还在1894年，情窦初开的李叔同结识了京剧名伶杨翠喜，他倾心爱过、用心疼过，但却不能拥有。奉母命南迁上海后，他曾给杨翠喜寄过两首《菩萨蛮》表达其浓情蜜意，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其二：“晚风无力垂杨懒，目光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7]但杨翠喜终被段芝贵用重金聘去并献给了王爷载振，后又成了富商的小妾。那种爱了又失去的铭心刻骨的体验让李叔同一直难以忘怀，这种伤痛也许只有“出家”那种全然放下才能释怀。

出家前夕，李叔同还写过一首《早秋》怀念生命中最初路过的那段爱情：“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几许秋容娇欲流，隔着垂杨柳。远山明净眉尖瘦，闲云飘忽罗纹绉。天末凉风送早秋，秋花点点头。”[8]除了杨翠喜，李叔同还曾和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花场女子诗词唱和，如1902年访谢秋云时作《七月七日在谢秋云妆阁》：“风风雨雨忆前尘，悔煞欢场色相因；十日黃花愁见影，一弯眉月懒窥人。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

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怅惆为谁颦？”[9]再如他以“惜霜仙史”之名赠李苹香七绝三首：“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慢将别恨怨离居，一幅新愁和泪书。梦醒扬州狂杜牧，风尘辜负女相如。”“伊谁情种说神仙，恨海茫茫本孽缘。笑我风怀半消却，年来参透断肠禅。”[10]他的这种风月情怀与西子湖畔的风花雪月是那样的吻合、合拍，这是李叔同与西子湖、与吴越文化的精神气质息息相通的又一方面。  

友人、亲人的逝去，更能触动他的柔弱、敏感的心灵，更能激发起他对生命凋零之深深喟叹，更能引发他对生命苦短的无奈感伤。1905年，李叔同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这使他陷入极大的悲伤之中，他改名李哀，他把感恩与忧伤写进歌词《梦》里，并在母亲的丧礼上弹奏钢琴长歌当哭：“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萝偃卧摇篮以啼笑兮，似婴儿时。母食我甘酪米粉饵兮，父衣我以彩衣。哀游子怆怆而自怜兮，吊形影悲。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叹生别离。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11]正因为对人生苦短、生命易逝有了更痛彻的领悟与体验，使他痛定思痛，亟思有所作为，乃选择了东渡留学，从翩翩公子变身而为风华才子，通过留学六年与浙江一师七年（其间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职）终于成为顶尖的艺术奇才。

我们不妨借用一年的四季时节来比喻一下李叔同的人生阶段。如果说他26岁前富家子弟的纨绔人生是其人生的春季，负笈东渡留学6年海外学子的激情人生是其人生的夏季，在杭州任教7年的艺术人生应当是进入其人生的秋季了。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他所展示的艺术才华、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世所公认；这也是一个感伤的季节，人生过半，时光荏苒，对一直在追求人生完满的他来说，深感需要挑战自己。

他1912年到杭州时正是秋季。此前他曾于1902年为秋季参加乡试到过到过杭州，住了约一个月。此番再来，时光流逝，生离死别，使他感慨万千，他把感伤包括悲秋的心情记在了一篇游记里：

“壬子七月，余重来杭州，客师范学舍。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游西湖。于时晚晖落红，暮山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遽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状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灯不花。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现若隐，颇涉遐想，因忆旧游。曩岁来杭，故旧交集，文子耀齐，田子毅侯，时相过从，辄饮湖上。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离，逝者不作，坠欢莫舍，酒痕在衣。刘孝标云：“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唏然感矣。漏下三箭，秉烛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暗暗，疑似青磷；垂杨沉沉，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如何？”[12]

这期间，他还写过《悲秋》、《落花》等。在《悲秋》里，李叔同写道：“西风乍起黄叶飘，日夕疏林杪。花事匆匆，梦影迢迢，零落凭谁吊。镜里朱颜，愁边白发，光阴催人老，纵有千金，纵有千金，千金难买人少。”[13]他在感叹人生，感叹韶华易逝，感叹昔日红颜今日暮年。终于他选择在秋天出发，成就了另一座丰碑。

其实，在他做公子迷恋杨翠喜时，为收束其风月情怀，其母亲就曾劝他学佛，还让他拜了已皈依佛门的王孝廉为师。那时的他，或还想着有更丰富的人生经历、更丰富的人生体验？或许想着“绚丽至极”再“归于平淡”？或许想过一步、一步地登上“人生三层楼”？在留下一串串足迹、阅尽绚丽人生之后，他听从了西子湖畔暮鼓晨钟的召唤，洗尽铅华，从缤纷艺坛翩然转身。李叔同与佛教结缘，是他与西子湖、与吴越文化的精神气质息息相通的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这就不难理解他的“乐杭居”、“一半勾留在此湖”，也不难理解他在杭州实现了一生的重大转折。

总之，强烈的“人生欲”引导着李叔同不断寻求生命意义，从他少年时的“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到中年时寄希望“寿世无长物，丹青片羽留”[14] ，即希望借助艺术载体延续生命价值，到最终皈依佛教以此体证生命的庄严与永恒。在此过程中，吴越文化、西湖文化的不同侧面与李叔同不同阶段的精神气质产生着共鸣。

二

从人生历程的角度，李叔同在杭州实现的“大跨度转身”是其个体人生境界的一种转换，而从外在的社会文化的角度，则是他对中、西、印（佛教）文化的一种选择。他在文化上的出发源地是儒学，或者说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包括接触了已经中国化的佛学；他在青春时节选择了反叛，即由儒学而西学、由中国经学而西方艺术；他的心灵归缩是佛学。他在“人生三层楼”的攀登，从文化的角度是一个儒学到西学再到佛学的“文化苦旅”。

正如李叔同选择在秋天这一时节出家，具有挑战秋去冬来、盛极而衰的象征意义，“1918”这一年份也耐人寻味、启人深思。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份，这场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使曾经对西方满怀热情与憧憬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转而怀疑西方，西方人士也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欧战后考察过欧洲、对西方战后凄惨衰败耳闻目睹的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提到了当时欧洲社会“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的哀叹。近代以来以“向西方学习”为基调的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分化与转向。有的转向了社会主义，如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7月1日）、《庶民的胜利》（11月）和《Belshevism的胜利》（12月）等标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初步传播的文章。有的选择了以现代性重新诠释儒学，返本开新，建构现代新儒学的路向。有的从离异到回归，从向往西方转向复归传统，西学大师严复晚年就表现出了向传统回归的倾向。也有的依旧向往西方文明，如胡适派学人坚持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路径。在当时儒学被痛批、西学被怀疑的文化氛围中，李叔同的文化取向似乎合理，但还是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放下了西学，没有重新回归儒学，而选择了佛学，发誓“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成了弘一法师。

关于文化路向的选择，当时同样被出世与人世的问题困扰的梁漱溟也在中西印三大文化之间进行选择。不过，他与李叔同儒学——西学——佛学的心路历程有别，是由佛入儒而归宗于儒学，他自己归纳其思想轨迹是“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于儒家”。他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与此对应的是三种人生态度，“第一种人生态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第二种人生态度为‘厌离’的人生态度……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发挥到家者，厥为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个生活，完全为宗教生活。他们最彻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者为佛家。”

“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以表示之……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15]。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人生——文化三路向”说，指出人类生活大约不出三个路径样法即“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路向，根本态度是“向前要求”；中国文化是第二路向，“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第三路向，“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16]。不过，他认为印度文化是早熟，由此，他由佛入儒。

李叔同早年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文化、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于1880年生于天津富商家庭，但父亲李世珍（号筱楼）有进士功名，官至吏部主事，也算书香门第。7岁从仲兄受启蒙，8岁从乳母习诵《名贤集》，9岁入私塾，初读《孝经》《毛诗》，转年学习《唐诗》《千家诗》，11岁时学习“四子书”、《古文观止》、《尔雅》、《说文解字》等，13——15岁研读史汉精华和《左传》等史籍。还学过宋明理学著作，如《返性篇》、《格言联璧》等。他还曾受教于天津名士赵幼梅、唐静岩，学习诗词、书法、篆刻。他不仅在教育背景上有深厚的儒学背景，而且其交游与生活习气也深受传统士人风气的影响，可说是浸沉在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之中。他在天津和严修、周啸麟、王仁安、王吟笙等一批饱学文士有很多文字交往；1999年迁上海后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与杨翠喜等的交往唱和也有着传统文人名士风流的流风遗韵。李叔同也曾想按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走传统士子的“修齐治平”之路，还于1902年到杭州参加参加了辛丑“恩科”乡试。但时代变了，正所谓时人所说的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儒学于“外王”无济于救国救世，于“内圣”与新式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志趣格格不入，忧国忧民的先进分子只能如鲁迅所言“别求新声于异邦”。

李叔同是行动者，而不是思想家。他选择了以实际的行为进行其特有的文化选择与文化批判：20世纪初年他以“出国”这一方式宣布了与儒学的离异，及对西学的向往；1918年他则以“出家”这一方式表明放下了西学，而归宗于佛学。“出国”当时是时尚，而“出家”则异于流俗，两个节点与两次转向使他完成了历经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文化之旅。

1905年秋，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他遵循着儒家“内圣外王”的框架，关注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两大问题，怀抱着治平救国的政治关切与安身立命的人身关切两大关怀。虽依旧为两大关怀，但有了与时俱进的全新发展路向，这就是在“外王”层面为当时的改革与革命的政治风潮所感染，从“忠君报国”转向维新救国、革命救国；在“内圣”层面为当时的个性解放思潮所影响，从克己修身、战战兢兢转向舒展个性、张扬人生。实际上，在东渡之前，在其心灵中已然埋下了异端文化包括佛学的种子，其言行已展露出反叛传统、离异儒学的端倪。他5岁父亲离世前后，家里延请一些僧人诵颂《金刚经》等佛经，父亲在诵经声中安详离世，而其幼小的心灵也有了佛学的深深烙印；后来他又聆听王孝廉诵读《大悲咒》《往生咒》等，更预示了他与佛家的最终结缘。在甲午国难后，他赞同变法图强，支持康梁维新，曾概叹“老大帝国，非变法无以自存”，并自刻一枚“南海康君是吾师”印章以明志。1901年，他考入南洋公学，成为蔡元培的学生，有了更多的接触新思想、新文化的机会，促使其思想有了更多新的因素。在1904底或1905年初所作组诗《为沪学会撰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竟系之以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表明其接受了“自由”、“革命”观念的“鼠子胆裂国魂号，断头台上血花紫”、“自由花开八千春，是真自由能不死”的诗句，有表明其接受了革命派反满民族主义影响的“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的诗句，也有“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这样含有佛教文化因素的诗句。在东渡前夕，他为母亲操办了炯然不同于旧礼教的新式丧礼[17]，葬礼上全家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而不是传统的白衣披麻戴孝，自己在丧礼上边弹钢琴边唱悼歌，被时论赞许为“新世界之奇士”，庄严宣示了反叛旧文化的信息。

李叔同于1905年秋东渡日本，是其文化基本价值取向从儒学转向西学、从中国传统文化转向西洋现代文明的标志。在“外王”层面，他于1906年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革命，向往自由民主。他的政治态度，从19世纪末的支持康梁维新，到辛丑年《感时》中的“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18]，到出国前夕《金缕曲》中的“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长夜凄风眠不得，度众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19]，再到辛亥革命发生后写下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从忠君到改良再到革命，日趋于激进、激烈与激昂，在这一过程中，其炽热的爱国热情、强烈的入世精神、积极的参与意识、深沉的忧患情怀，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清晰可鉴。在“内圣”层面，他选择了最能驰骋心性、飞扬个性的艺术领域，从西方引介音乐、美术与戏剧并进行创新，“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成了当时国内顶尖的艺术奇才。人们列举了李叔同在在艺术领域的诸多“第一”：1906年春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音乐期刊杂志——《音乐小杂志》，该杂志仅出1期，其扉页上刊登了他用木炭绘成的贝多芬像，这是国人第一次绘制的一幅贝多芬像；同年冬，他与曾孝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话剧的艺术团体——春柳社，标志着中国话剧的奠基与发端；春柳社成立了演艺部，于1907年上演《茶花女》，由李叔同饰茶花女，稍后又公演《黑奴吁天录》，迈出了中国话剧实践的第一步；他在浙江一师任教期间，开设了室内室外写生课，采用了男性裸体模特写生，是最早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所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创下同时期国人研究之第一；他又最早采用五线谱教授学生音乐，其作品《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三声部声乐作品，是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一首合唱歌曲，也是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洋作曲技法进行多声部音乐创作的最早探索；等等。中国现代文明是从西方移植的，近代先驱者引入西方现代性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洋务时期重点从西方引入科技现代性，包括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技术；从19世纪末开始着重引入西方人文现代性，在这一方面，严复、梁启超等重点介绍了西方现代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与思维科学，而李叔同是引入西方现代音乐、美术与话剧的先驱，由此可见，他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启阶段的旗帜性人物并非为过。他在艺术领域引进西方现代性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后，移师到宗教领域，在推进人文现代性的历程中矗立起了两座丰碑。

民国初年南北军阀割据混战的政治乱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沦为一片废墟的悲凉景象，使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一些西方人士也发出了“西方的没落”、“西方文明破产了”的声音，在此背景下，李叔同选择“出家”这一特有的方式放下了他曾经牵手、钟情的西方艺术，他出家后只保留了属于传统文化范畴的书法。  

弘一法师于1918年秋皈依佛门后，潜心修行佛学，成为我国佛教律宗的著名高僧。他在艺术上取得了诸多被称为“中国第一”的开创性贡献，在宗教上同样被推许为现代律宗第一人，正如赵朴初所言：“近代中国佛教，自清末杨仁山居士倡导以来，由绝学而蔚为显学，各宗大德，阐教明宗，竞擅其美，其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薄海同钦者，当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人。”[20]弘一法师出家后，摒弃一切俗事，致力于律宗的研究与弘扬，披阅《四分律》和唐代道宣、宋代元照的律学著述，写成现在佛教流通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所撰其他律学方面还有《在家律要之开示》、《问答十章》、《征辨学律义八则》、《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佛说无常经叙》、《律学要略》等；他在行持上严格持守戒律，强调“佛教仍待出家人严持戒律才能振兴；出家不仅要严持戒律，持一分算一分”，并身体力行，奉律至诚至严，树立了伟岸的人格形象。他成为近代以来佛门首屈一指的律学大师，被崇奉为律宗第十一世祖。

三

“悲欣交集”，这是弘一法师的临终遗书。寥寥四字，却玄机无穷。正像他的出家是留待后人不断猜想，或许是永远也猜不透的谜一样，大师“悲欣交集”四字的真谛我们只能从各自的角度去猜度、理解。

佛学是弘一法师的最终归宿，而儒学是其“文化苦旅”的最初启程，走得再远，但原乡是无法完全忘怀的。弘一法师是“出家的儒者”，儒家文化“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古训深深积淀于他的文化心理，他的入世与出家就是在遵循着先圣的格言。而儒家“内圣外王”的框架，即使是在他出家之后也对其有深深的影响。在他出家之后，那种救世情怀，那种对国家命运的关怀，那种对“外王”层面的关切，不是像个体的声色、情感、家庭、功名、利禄、聚散那样说放下就能放下的。财产、妻女、名誉地位、文学艺术都是身外之物，甚至自己的身体也是虚幻的存在，但不能不常怀爱国之心，常存救世之念。这是大师的大爱、大师的大慈大悲之所在。

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之“欣”主要是在“内圣”层面，是在个体心灵的内在超越方面，是在人生意义的追寻上。他看过了从生到死，从繁华到凋谢，看过了人生的方方面面，经历了“绚丽至极而归于平淡”，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与人生体验，足以让其欣慰。他在“人生三层楼”上不断攀登，做一样像一样，把每一阶段都做到极致，从功利境界到艺术境界再到宗教境界，从风华少年到艺术奇才再到大德高僧，有着充分实现的人生价值，追求了更高更远的人生境界，足以让其欣慰。他最终从滚滚红尘中抽身，远离尘世的喧嚣，求得了内心的宁静，“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一种安宁的心境，也足以让其欣慰。他超越了世俗价值观，在宁静的环境中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终极价值有了深入的思考，“穷究自身的意义”有了圆满的答案，既能满足现世的人生关怀又能安顿超越层面的终极关怀，最终获得超越的归境，更足以让其欣慰。

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之“悲”主要是在“外王”层面，是悲悯苍生之悲，是不满社会现实之悲，是忧患国家民族命运之悲。“出家”只是解决了“小我”的心灵安宁、灵魂安顿，但只要怀有对“大我”的“大爱”，“大爱”必有“大悲”，故有云“大慈大悲”。朱光潜称他是“以入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悲悯芸芸众生，以普度、救济众生为志，他的一个学生曾这样评价他：“他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吃苦行头陀的生活，完全是想用律宗的佛教信仰，去唤醒那沉沦于悲惨恶浊的醉梦中的人群——尽管这注定要失败，但我们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离开先生的经历，苛求于他。”[21]他悲悯正在蒙受苦难的祖国，其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如今仍陈列于福建泉州开元寺中。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其内避，但弘一法师表示“为护法故，不怕枪弹，誓与厦市共存亡”[22]。又自题其居室为“殉教堂”。

抗日军兴之际，弘一大师在福建泉州度60 寿辰，柳亚子寄去一首祝寿诗，诗曰：“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迹异心岂异。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弘一法师读后提笔回诗偈一首：“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23]他时刻准备着为国家殉难。从少年到晚年，从入世到出世，其忧国之心、爱国之情与报国之志从未改变。陆游《示儿》有“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诗句，弘一法师圆寂时国家仍处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之下，其悲悯情怀又如何得以释怀？

                           (原载于《鲁东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注释：

[1]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1948年11月28日）的演讲中曾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2]李叔同：《李叔同作品及墨宝集：索性做了和尚》，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3]李叔同著、商金林编．大家小集：《李叔同集》，广东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4]李叔同著、商金林编．大家小集：《李叔同集》，第41页。

[5]李叔同著、商金林编．大家小集：《李叔同集》，第37页。

[6]李叔同著、商金林编．大家小集：《李叔同集》，广东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7]李叔同著、商金林编．大家小集：《李叔同集》，第33页。

[8]李叔同著、商金林编．大家小集：《李叔同集》，第47页。

[9]李叔同：《七月七日在谢秋云妆阁》，郭长海、郭君兮编：《李叔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47页。

[10]李叔同：《书赠苹香》，《弘一法师全集》第8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11]李叔同：《梦》，郭长海、郭君兮编：第50页。

[12]李叔同：《李叔同作品及墨宝集：索性做了和尚》，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3]李叔同：《悲秋》，郭长海、郭君兮编：《李叔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51页。

[14]李叔同：《题梦仙花卉横幅》，《李叔同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15]梁漱溟：《三种人生态度》，《梁漱溟全集》第２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86页。

[16]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页。

[17] 1905年7月24日《大公报》刊登《附启》说：“我国丧礼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定新仪如下：一、凡我同人倘愿致敬，或撰文诗，或书联句，或送花圈花牌，请毋馈以呢缎绸幛、纸扎箱彩、银钱洋圆等物；二、诸君光临，倘须致敬，请于开会时行鞠躬礼；三、追悼会仪式：甲、开会，乙、家人志哀辞，丙、家人献花，丁、家人行鞠躬礼，戊、来宾行鞠躬礼，己、家人致谢来宾行鞠躬礼，庚、散会。”

[18]李叔同：《感时》，郭长海、郭君兮编：《李叔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4页。

[19]李叔同：《金缕曲》，郭长海、郭君兮编：《李叔同集》，第35页。

[20]赵朴初：《弁言》，中国佛教协会：《弘一大师》，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21]参见刘仰东：《李叔同的出家之路》，《人民政协报》2010年10月16日。

[22]李叔同：《弘一法师全集》第8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23]李叔同：《为红菊花说偈》，《弘一法师全集》第10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