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0年官方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的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14亿人。这个数字，比德国、法国、英国这些科技大国中任何一国的总人口还要多。而今年2月科技部公布的数据则显示，在2009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51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
但量多不等于质高，庞大不等于强大。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的中国，远非人才强国。今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而此前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则已明确目标，到2020年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
人才强国的愿景甚美，但任重而道远。正是中国这样一个科技人力资源世界第一的国家，形成了载人飞船遨游太空，三聚氰胺穿肠过肚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的反差。这也可见，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来说，事情远比古人所总结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要复杂。
权力、土壤与人才
站在列国争雄的角度来看人才，可谓由来甚远。《管子•霸言》里就讲：“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人才得失岂止关乎国家贫富强弱？小到三百六十行，哪行之事成业兴离得开人才？但话又说回来，即使一国“唯才是举”，“得士而强”，远如秦国扫灭六国雄踞亚东，近如苏联迅速崛起称霸世界，国都不可谓不强，然而却也都是民弱而国强。此时之国强，犹如双刃剑，不仅可以用来使国家免于外患，也可以拿来迫使人民像羔羊一样驯服。传统的强国观里，隐含致命缺陷。
古人云：“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且不说外籍人才来华情况，仅从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归国情况来看，依照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数据，从1978年至2009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62.07万人，而留学回国人员则只有49.74万人。去多回少的现状表明，中国离渊深林茂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距离不短。
可要使得渊深起来，林茂起来，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性难题，不是一时一地一部门解决得了的。而对一个国家来说，也不是等到渊深林茂了才需要人才。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怎么才能使本土的人才愿留下来，他国的人才能够走进来呢？为此，从国家到地方，使出了各种招数，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像生命科学家施一公、生物学家饶毅等等，不就回国工作了么？
但是，其间也有一个由来已久且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热衷于用特权利诱的方式招徕人才。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做法是，倘若被奉为“高层次人才”，就列入特权阶层，给予厅级干部医疗待遇，或者锦上添花，发给百万元房屋补贴，甚至子女高考可优先录取，配偶安置可以特殊照顾。其实，政府这么做，只是对在权力眼里的人才的尊重，却没有对人的尊重。当然，如果特权利诱的做法放在15世纪的中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恐怕都不会引起什么非议。但放在20世纪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爱因斯坦之能成为科学巨人，爱迪生之能成为发明大王，绝非他们的国家对他们另眼相看，给他们以特权。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时候，在他所供职的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刚从试用人员转为正式三级技术员没多久，尚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1870年，凭自己发明的普用印刷机技术，获得西方联合公司给他4万美元巨款的爱迪生，其时不过是个23岁的青年，连张小学文凭都提供不出来。
自由、公平的竞争本身就是对人才最好的酬劳。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为搭建起这样的舞台创造条件。竞争法则自然而然地会奖优罚劣。一个企业，不用人才，就有歇业破产之虞；一个大学，不用人才，就面临招不到好学生之忧。人才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自然会实现个人的价值，得到该得的物质回报，哪里需要权力花功夫、订制度，帮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去遴选裁断谁是不是人才？
蒋梦麟1923年谈到“北大之精神”时就说“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倘若从小学到大学，所有学校都被弄成鹦鹉训练所，学校的一个职能就是尽可能地消灭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习惯，那么培育出来的人才就不可避免地、或轻或重地成了龚自珍所说的那种“病梅”。
只有在自由的环境，才容易造就具有创新精神、视野开阔的人才。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无论是什么专业，只有在能自由获取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起码做到不重复劳动。要想人才繁盛，离不开办学自由、教学自由、学术自由等等这些基本的条件。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与此相应的是，特权意识日益与世界潮流相悖。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就称，“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在这种背景下，相对而言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甲国家不差钱，但缺自由，而乙国家，既不差钱，甚至钱更多，又有自由。那么，拥有甲国国籍的人才和拥有乙国国籍的人才，如果要在甲乙两国进行选择，会何去何从呢？在笔者看来，对于甲国而言，它所最能吸引的人才，大致有两类，一是爱名利甚于爱自由者，无所谓要不要趋附权力；二是希望用自己的言行促进这个国家自由和变革的人。倘若甲国将后一种人视为异己排斥的话，那就意味着，它最能吸引的人才是前一类。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同样地，为了名，为了利，有些人才也可以围着权力意志转，需要他什么就说什么，需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倘若人才机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态势，腐蚀和败坏人的心术，这是一国之福么？
浙江大学教授许梓荣在“瘦肉精”问题上的表现，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2009年他曾跟媒体说：“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当人才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被戮掉之后，人才就成为权力意志的附庸，滥用的权力和滥用的技术等等一起搅和，就可能把一个国家变成不安全的国家。
不讲良心的人才，是危险的人才。并且以权力意志的好恶来遴选和抑扬人才的地方，往往是人才公德精神最差的地方。要能够吸引这些思想观念各异的人才，就必须在制度中秉持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吸引或排斥人才的原因非常复杂，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不少。
远一点如法国。1685年，太阳王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取消南特敕令。这一宗教政策导致20万新教徒逃离法国。瑞士、德国、英国等国，成了他们新的安身立命之地。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写道，对于法国来说，不仅丧失了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工业、财政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在欧洲新教强国激起了普遍的义愤。
近一点如纳粹德国。对于希特勒和纳粹，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玻恩，忆及往事时就说：“我们以日益增长的恐怖心情注视着他们的兴起。在希特勒成为德国的总理以后，我们知道是没有希望了。”希特勒的种族政策，使得爱因斯坦、玻恩等等科学家流亡国外，爱因斯坦去了美国，玻恩留在英国，而政治上与自由为敌的政策，则使得雷马克、托马斯•曼去国离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英国能够容留马克思、恩格斯，接纳在沙皇俄国呆不下去了的赫尔岑，可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却在1922年把所谓“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潜在朋友”驱逐出境，其中就包括160名最杰出的俄罗斯哲学家、学者、工程师、农学家等等人才。历史的经验表明，迄今为止，给予人民自由和平权的社会，才是最具有包容性的。
重建开放的政务人才进入机制
对一个国家来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离不开人才。不仅教学、科研、商业、军事等等方面需要人才，政务方面同样需要人才。如何建立一个开放的政务人才的进入机制，打通各类人才进入政界的壁垒，其重要性，不亚于引进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
中国现行的选官制度，很容易使得官场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按照《公务员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因为我国目前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员分途一说，省长和科员都是公务员，这条规定用在选举和政治任命类官员身上，等于是说政务官的产生也得以论资排辈为原则。
我们不妨来看某个地级市市长的任职简历。这位市长出生于1960年代初，1980年代初考上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省委一个部门工作，一干就是4年多，其间到一个县里的小镇上挂职当了不到一年半的镇党委秘书，挂职回来调到省农委，7年后当上了处长，并且当了5年的处长。2000年被任命为副厅长，两年后，被调到一个市当副市长。在当了快4年的副市长之后，又成了代市长，接着就水到渠成地当上了市长。
这个例子显示，该官员的职务变动路线是从官场到官场。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本来，由县长变成市长之类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有什么不妥，可是眼下这种论资排辈由官到官的路数，可能导致一些弊病。病里根在1967年出任州长之前，什么“官”也没当过，而许多当部长的人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官方“级别”。比如1953年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1969年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是哈佛大学教授，而1981年出任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R.布洛克，则是个养猪的农民……
在封闭的环境下，官员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党政机关或其他官方机构中度过的。一个长期在机关工作的人，可能是一个行政干才，在某些方面出类拔萃，堪称专家，但由于业务的限制和工作的习惯，他未必就是一个眼界开阔，能够总揽全局的政治干才。可是这些人又眼巴巴地盯着官位，僧多粥少，因此这就决定了从官场之外委任政府首长只可能是特例，职位首先得满足官场中人的需要。这样一来，等于就是将社会上一些适合担当政府官员又有政治抱负的俊才排斥在外。
一个政府首长的经历是从学校毕业进入体制内，这种相对简单的经历，就可能出现宋太祖当年慨叹的那种情形：“贵家子弟，唯知饮酒弹琵琶耳，安得知民间疾苦！”如何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