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回忆，辛亥革命时，同行中传来消息，在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队伍中，出现了梨园行的身影，上海“新舞台”的名演员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人都在其中。年轻的梅兰芳第一次听到同行参加革命的消息，心中非常激动。由于南北音讯的阻隔，京、津一带报纸对于南方的情况报道得并不详细，有关上海伶界参加革命的事，当时在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他辗转得知，夏氏兄弟和潘月樵本来就是伶界商团的负责人，夏月珊还是伶界救火联合会的会长，救火员大半是剧团里的武行，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商团。在攻打制造局的行动中，由他们充当先锋。

亲历上海独立的“和泰豆米行”学徒、商团队员胡根生记得，上海宣布独立的那天清晨，他目睹潘月樵来报告制造局的战况。潘的装束很特别，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白绸包头，耳边垂着两个采球，身穿黑缎衣裤，外罩玄色斗篷，腰佩马刀，就像戏台上太平军装束一样。……他指手划脚地报告攻打制造局情况，口齿清楚，颇为动人，报告完了就立正敬礼，走出大门，跳上一匹白马，又回到制造局去了。临行前他还扬鞭对大家说：“大家等着听好消息吧！”

他还听说，伶界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那天都是全武行，奉命出发时来不及卸妆，除了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这几位伶界商团的领头人，前辈武生张来顺，武丑马飞珠，铜锤丘治云、薛寿龄、夏月华，潘月樵的儿子小黎青、小六子和他的兄弟潘少棠等都参与了战斗，他们都表现得很勇敢。

11月5日，苏州中学生叶圣陶的日记中说，有人从上海来，说起攻打制造局的事很详细，“首先奋勇者为新舞台艺员小连生，而敢死团之不顾生命尤为不可及。”小连生就是潘月樵的艺名，那天就是他绕到制造局的后门，率先攻入，他还受了伤。沪军都督陈英士写信给他，称为“月樵大志士”：

素知足下现身说法，以改良社会为己任，深佩。不意制造局一役又亲见阁下，躬冒矢石，奋勇前进，为惊讶者久之。而来书耿耿，犹以足受敌弹未获南征为憾，具见爱国热诚有加无已。比又慨助千金，当仁不让，实为难能可贵……

事后，他担任了沪军调查部长，少将军衔，到南京见过孙中山，但他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经常与夏氏兄弟等同行一起演戏为革命军募款。上海的报纸上不时可以看到他们联袂具名演出的广告，比如1911年12月16日，《民立报》刊登这样一则北伐联军总部为四舞台汇串演出助饷启事，四舞台全部演员轮流合演各种新戏，包括七盏灯、月月红、明月亮、小连生、盖叫天、夏月珊、夏月润、三麻子等名演员都将出场。参加革命的女学生沈亦云说，“九亩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戏开风气称，这时任何团体借用剧场开会，或请演义务戏助捐，有求必应。”

当时，北方伶界也有人参加了革命，最有名的是留日学生刘艺舟（又叫木铎），他组织的剧团在辽东和胶东半岛一带演出，《波兰亡国惨状》、《明末之遗恨》、《武汉之风云》、《黄花冈》等剧目，不仅有宣传的作用，同时为革命募集经费。一天拂晓，他们剧团的船到登州，放了一排枪，守军以为革命党的兵舰到了，逃的逃，降的降，他就这样当上“登黄都督”，后来他说起打登州的事：“我以前爱听棒子《打登州》，还能学几句秦琼唱的唱腔，想不到那次无意中唱了出真的‘打登州’。”当他解职南下，加入“新舞台”，人都称 “都督唱戏”，被视为梨园的盛事。

他与留日学生王钟声在京津合演新剧《孽海花》曾风靡一时，王钟声南下参与过上海光复，又北上天津在奥租界召集戏剧界的同行，酝酿起事，不幸遭到逮捕，不少同行也被捕去。他直言自己是革命党，被判死刑，临刑时面不改色，高呼“驱除鞑虏，光复大汉”的口号，被一连打了十三枪，才倒下去。

辛亥革命着实让梨园行扬眉吐气了一把。沈亦云发现，社会上轻视伶人的心理，自革命时起开始改变，她初次听见年轻的世家子称呼演员为某先生、某伯伯，与革命有关的演员开始弃掉艺名而用本名。戏剧演员的地位从此提高。潘月樵、夏月珊等上海发起创立“伶界联合会”，陈英士批了这样一段话：“潘、夏诸君于伶界夙负声誉，数年以来专事排演新剧，感化社会，其影响所及，能使国民心理趋向共和。”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来上海，应潘月樵、夏氏兄弟等的邀请，到新舞台观看新剧，当天，孙中山亲书“急公好义”四字匾额送给潘月樵，“热心劝导”匾额送给夏月珊，另书“警世钟”三个大字送给新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