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先生：
你好！近日的彼此商榷，令我获益匪浅。你新发布的《“基督教转化模式”非“基督教模式”——对黄玉顺教授就儒教问题再回应》一文[①]，作为对拙文《再论当前儒教问题——对陈勇先生回应之回应》[②]的再回应，我感到有一些问题还可讨论。
首先，我想把一位我不认识的、署名“红之竹”的网友的跟帖转在这里，我觉得该跟帖说得颇有道理，值得参考：
他说的没错，你确实有点逻辑混乱，说的前言不搭后语。
首先，你说使用“儒教宗教化”这个概念，“本意就是要超越‘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个聚讼不已的争议”，却没让人明白你是怎么超越的。在这里你只是用了一个障眼法罢了。后面你就吐露了真言，说：“当然，无论在形而下还是在形而上的层面，儒教与其他宗教都具有诸多的可比性，这也是其可以被看做宗教的初衷所在。”且不说这句话的语法错误，从大意上看，它恰好表明：把儒教看作宗教是你的初衷。还有，你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信仰主要由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综合体来承担”。既然指出“儒”作为“综合体”之一个组成部分承担了宗教信仰，那么倘说“儒”不是宗教，又是怎么来承担的呢？因此，是你心里有鬼，明明认为“儒教”是宗教，又害怕别人来诘问，不愿承认，就造出“儒教宗教化”这么一个语义不通的词儿，还自以为很超然。
其次，你说“所以我所说的‘儒教宗教化’，就是指其在形而下领域的现代转化，从刚性话语转变为柔性话语，从公共空间转进私人空间”。这个定义更加新奇了。人们不禁要问：“现在的儒教理论是刚性话语么？它已广泛地参与了公共空间么？”在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情形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那么你要“儒教宗教化”，岂不是先要设法使它成为“刚性话语”、“参与公共空间”，然后再将其转化？这岂止是逻辑混乱，简直有点颠三倒四了。
另外，你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信仰主要由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综合体来承担”，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观点。佛教道家的宗教信仰由来已久，门徒众多，道观和寺庙建筑至今尚有遗迹。可是，这三教什么时候合而为一了呢？从各家的经典来看，佛祖释迦摩尼讲经的时候，并不曾邀孔子来旁听；而道德真君的真言里，也没有大讲儒家的“礼教”。它们究竟又是怎么合起来的？倘若说它们是各干各的，最终一起承担了传统社会的宗教信仰，那就不是什么“三教合一的综合体”，而是三个互不相干的单干户。这样讲，才符合逻辑啊。
接下来，我再谈一些自己的看法。由于眼下杂事太多，实在无暇面面俱到，只能拣择最关键的若干问题来谈谈，还望鉴谅。为了行文的简便，我采取以下“记流水帐”的形式：先列出你的话，再谈我的看法，跟你商量。如下：
1、“黄文说，拙文‘儒教宗教化’这个表达，‘本身已经承认了儒家儒学本来不是什么宗教，所以现在才需要宗教化。’请注意，黄文这里用‘儒家儒学’偷换了‘儒教’，并把它与‘宗教’这个概念放在了同一个句子中，是在刻意扭曲我的原话。”
我之所以不用“儒教”、而用“儒家儒学”，正是避免概念的混乱，因为在目前的讨论中，“儒教”已不是原来的含义，而是当前“儒教”论者的用法；否则，就如你所说，“造成了不必要的概念混淆”。其实，即便拙文不用“儒家儒学”、而用“儒教”，仍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假如中国固有的“儒教”本来就是宗教，又何须“宗教化”？假如需要“宗教化”，那么中国固有的“儒教”显然就不是宗教。
2、“黄文……偷换了我所谓的‘基督教的现代转化模式’，这与‘基督教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黄文之所以拿‘基督教模式’说事，无非是为了莫须有地指控我主张按照基督教的样本来改造儒教，即‘仿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构造出来的一种现代宗教’。但这是我的本意吗？……基督教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从主宰一切、无所不能的整全性体系逐渐退缩和纯化到了‘宗教’这一领域，凯撒的归了凯撒，上帝的归了上帝。……基督教的转化就是……它不再直接参与到公共话语空间，而是成为个人信仰空间的私事。所以我所说的‘儒教宗教化’，就是指其在形而下领域的现代转化，从刚性话语转变为柔性话语，从公共空间转进私人空间，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模式为儒教的重构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我想指出两点：（1）这里又出现了第三个概念“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模式”，这当然包含了“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模式”，而这显然不是说的“基督教的现代转化模式”（生存模式不是转化模式），但这二者（基督教的转化模式、基督教的生存模式），显然恰恰可以用“基督教模式”来概括。这就是说，我并没有“莫须有地指控”你啊。（2）我所担心的正是你所描绘的前景：“儒教宗教化”将造成这样的后果，儒家儒学“从主宰一切、无所不能的整全性体系逐渐退缩和纯化到了‘宗教’这一领域”；“从公共空间转进私人空间”；“不再直接参与到公共话语空间，而是成为个人信仰空间的私事”。是吾忧也！
3、“我无意强迫黄教授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即黄文所谓的‘如果不对“宗教这一现代概念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就不能不承认“儒教这个概念也有由前现代意义向现代意义转化的可能性”’，因为原命题还构不成一个三段论的结构。黄文非要把我的问题替换成‘因为毛虫可以变为蝴蝶，所以雄狮可以变为青蛙’，令人啼笑皆非。我的本意是，‘宗教’和‘儒教’这两个概念都经历了从原初意义向现代意义的转化过程，而且其两种意义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从类比推理的原理来看，这两个概念原本应该受到相同的待遇。”
对此，我也指出两点：（1）“原命题还构不成一个三段论的结构”，也就是说，这个推理不能成立，这正是拙文所指出的你那篇文章所存在的逻辑问题：从“A是B”推不出“C是D”。逻辑推理的规则确实是具有“强迫”性的，没有办法回避。（2）拙文已经指明：“儒教”是否转化和“儒教”向哪个方向转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不能混同；承认“儒教”的转化并不意味着承认它应该转化为现代意义的宗教。
4、“至于黄教授拿宗教作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也是值得商榷的。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以基督教作中心，中国则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黄文也持相同的看法。”“说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中心，并是宗教性的，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拿儒学与基督教作等量齐观的对比，则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是儒学只是整个儒家传统的一部分，它没有包括天地信仰和祭祀礼仪等制度体系。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信仰主要由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综合体来承担，而其中儒教在这方面只起次要和补充的作用。”
我赞同梁先生的观点：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这恰恰是反对当前某些“儒教”论者“拿儒学与基督教作等量齐观的对比”。当然，你可以不同意梁先生的观点，这只是学术观点的问题。但你的两点论证理由却是值得商榷的：（1）你说“儒学只是整个儒家传统的一部分，它没有包括天地信仰和祭祀礼仪等制度体系”，这个观点恐怕就是可以商榷的。（2）你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信仰主要由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综合体来承担，而其中儒教在这方面只起次要和补充的作用”，这同样是可以商榷的。尤其是你说“儒教”“只起次要和补充的作用”，恐怕就连当前的许多“儒教”论者也会持反对意见。
5、“黄文区分了两种‘国家意识形态’，即‘刚性的、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柔性的、社会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宣称儒学‘应该、而且必将成为一种柔性的公民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的‘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系’。应该说，黄教授对儒家儒学的此种期望还是值得赞赏的。问题在于，如果儒教派和儒学派真如黄文所描述的那样，那么两者之间本就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冲突，因为儒教派偏重把宗教化作为其现代转化的手段，而儒学派偏重的是其现代转化的最终结果。我不明白黄教授为何要对儒教派去之而后快。更重要的是，在象牙塔中空谈儒家儒学之学问，而忽视儒教在社会化和民间化道路上的发展，要想成为所谓柔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只能是镜花水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教传播的社会基础都没有了，儒学又如何能成为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系。”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在拙文中阐述得很清楚了：儒教派、儒学派的两种不同进路，将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前者欲使儒家儒学变成今天的道教、佛教和基督教那样的现代宗教，因此受到现代社会“政教分离”原则的限制；后者欲使儒家儒学成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系，亦即成为一种柔性的国家意识形态。至于你对“在象牙塔中空谈儒家儒学之学问”的批评，乃至于说“儒学和儒教在大学殿堂里何曾被当做安身立命之学、人伦日用之学来讲过？”则显然是另外一个话题：儒家儒学、乃至“儒教”是否需要思想学术的理论探讨？这使我想起孔子的话：“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夫子对“学之不讲”是深感忧虑的。
最后谈谈你涉及我个人的研究、招生的问题：“如果借鉴西方的学科分类就是科学主义的话，那么黄教授的生活儒学又作何解？不是也匍匐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门槛之下么？更何况，黄教授自己不也是把‘儒教研究’放在‘宗教学’的框架下来打研究生招生广告的么？这又作何解释呢？”这也得分两点来说：
其一、关于“生活儒学”的问题。我简单说三层意思吧：（1）生活儒学与西方哲学和西方思想展开对话，怎么会是“借鉴西方的学科分类”呢？这与“科学”何干？（2）海德格尔从来就不认为自己的思想竟是“存在主义‘哲学’”，这是学界常识。（3）说生活儒学“匍匐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门槛之下”，这显然是因为没有读过本人的相关著述，这才导致的一种误解，因为在生活儒学的著述中，随处都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包括对其最根本的思想观念的批判。呵呵！这里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今年将会出版一本著作：《生活之外别无存在——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
其二、关于招“儒教研究”博士生的问题。呵呵！这迫使我再打一个广告：我虽然已调动工作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并在山大招收博士生（儒家哲学、儒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硕士生（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但确实仍然继续在四川大学招博士生：除川大历史文化学院的“儒学思想”、“儒家思想史”方向外，还有你所谈到的川大宗教研究所的“儒教研究”方向。然而，问题在于：“把‘儒教研究’放在‘宗教学’的框架下”，我的意思正是要带领学生研究现代“孔教”以来、直到目前的自认宗教的“儒教”现象，这有什么不妥呢？当今“儒教”论者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啊？
鉴于时间、精力，恕我就谈这些吧。曾子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愿以此共勉！
201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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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勇：《“基督教转化模式”非“基督教模式”——对黄玉顺教授就儒教问题再回应》，儒学联合论坛（www.yuandao.com）。
[②] 黄玉顺：《再论当前儒教问题——对陈勇先生回应之回应》，www.yuandao.com。
推荐阅读：
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
黄玉顺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http://www.confuchina.com/00%20zhuye/Collected%20Works/rujiao%20zhengminglu/0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