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题为《对话世界文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观讨论》的新闻报道[①]（以下简称“该报道”）引起了关注：新华网北京12月9日电：“距离山东曲阜孔庙只有３公里的鲁城街道办事处于庄村的一片杨树林中，一座奠基碑安静地站在那里，不久的将来，这个地点将矗立起一座名为圣三一的基督教堂，为曲阜本地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信徒提供礼拜场所。”12月22日，“中国儒教网”等网站联合发布了十位儒家学者的《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②]（以下简称《意见书》），并在网上广泛征集签名支持。于是，“曲阜拟建基督教堂事件”迅速成为网络热点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外来宗教的传入已不是第一次。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佛教的传入。佛教在汉代传入，而在唐代发展到鼎盛。唐太宗李世民甚至主动兴建了几座寺庙。甚至可以这么说：佛教在唐代几乎成为了某种意义的“国教”。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中国儒学在宋代的复兴也与其能吸收佛学的若干因素有极大的关系。时至今日，汉语中的许多词语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但其结果如何呢？中国并未变成印度，中国人并未变成印度人；相反，大乘佛教以及其它某些佛教教派的大本营转移到了中国，这些佛教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化，这种佛教成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一；同时，儒学继续保持着中国主流文化、甚至国家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必须看到，基督教和佛教是很不同的。这里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加以考较：1、佛教是一种理性的宗教；2、佛教是一种和平的宗教；3、佛教在其传入中国的时候，其背后并没有一个对于中国怀有某种意图的强大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相反，其所面对的倒是大唐帝国的强大自信。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
因此，本人坚决反对在中国文化圣地曲阜建造基督教教堂。
不过，我在这里想谈的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意见书》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
基督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使我想起“趁虚而入”这个成语。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大规模“而入”，一定存在着这样一种缘由，那就是被传入国自己有“虚”可“趁”。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本来势头并不怎样；而其所以在六朝时获得迅猛发展、并在隋唐时期达到颠峰，乃至中国几乎举国上下信佛，俨然成为一个佛教国家，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汉末以后儒学的相对衰微，以至于需要韩愈等出来发动儒学复兴运动、乃至拼死相搏。这就是说，佛教是趁儒学之“虚”而“入”的。而今日基督教的大规模传入并迅速传播，无疑是趁儒学之“虚”而“入”的历史的一种重演。
儒学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如此之“虚”，那是无须赘述的。值得反躬自问的倒是：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儒学复兴运动”似乎轰轰烈烈，“儒教”运动似乎也如火如荼，但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恐怕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次曲阜拟建基督教堂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这表明——用中医的术语来说——当前的儒学复兴、“儒教”运动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虚火”而已。
其所以如此，必有其原因。历史演变至今日之时代，有一点恐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无论任何力量，都不能强制人们信什么教、不信什么教。在这个信仰自由的时代，吸引信众不可能依赖任何强制力量、例如政府，而只能是使之心甘情愿、“心悦而诚服之”（《孟子·公孙丑上》）。平心而论，你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借助任何强制性的力量，例如政府等等。然而据该报道所述，“基督教徒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70余万人，增加到目前的1600余万人”；“中国基督教会累计印刷发行《圣经》7000万册，成为世界上年印刷《圣经》最多的教会之一”。《意见书》也承认：过去，外来宗教不曾在曲阜建有任何道场，原因“在于外来宗教未如现今此般炽热，故其受众较少，影响较小”。然而今日之势正好与之相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相当“炽热”。刚刚过去的基督教平安夜、“圣诞节”的盛况，就很能说明问题。而且，这种趋势可能将会继续下去，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强制力量加以遏止。
那么，儒学、“儒教”该怎么办？我认为，《意见书》的以下分析，基本方向还是不错的：“曲阜建造耶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耶教在中国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沉沦。‘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复兴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彻底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若此，就不至于还会出现国人趋奉外来宗教和在中华文化圣地建造外来宗教道场的怪异现象。”这就是说，外来宗教之“入”，乃因儒学自己之“虚”。
但是，《意见书》接下来特别寄希望于依赖“政府”这样的强制力量来“激活”孔庙等传统“儒教道场”的信仰功能，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因此，尽管本人同样反对这座教堂的建立，但本人并未在《意见书》上联署签名。
让我们来重温孟子的教导：反求诸己。孟子指出：“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如果基督教成为了“胜己者”，那一定是我们“己”出了问题。试想，假如我们去西方传播“儒教”，西方人也会这么趋之若鹜吗？
那么，问题究竟何在？眼下儒学存在的问题多多。比如，儒学自己是否能够“与时偕行”、“顺天应人”，顺应当今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生活方式的时代要求？（今天的基督教就是经历了宗教改革的现代性转化的，而不是“原教旨”的。）儒学自己是否能够提供现代中国人、尤其年轻人自觉自愿地接受的价值观念？（经过现代性转化的基督教，就在传播着若干重要的现代的、而不是前现代的价值观念。）儒学自己是否能够满足现代人的养生送死的需求？（今天正是基督教还在通过接生、受洗、临终关怀、丧葬仪式等等满足着现代人的养生送死的需求。）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今日儒学自己是否做到了使现代人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接受？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儒者忘记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人们的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的，儒学倒是为人们的生活而存在的。
但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只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之历史的重演而已。呜呼！
201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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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
[②] 郭齐勇等：《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中国儒教网（www.chinarujia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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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
黄玉顺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http://www.confuchina.com/00%20zhuye/Collected%20Works/rujiao%20zhengminglu/001.htm
